今天清晨，官媒全文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我最关心的是，同一被告人的委托律师和法援律师冲突问题，能不能在这部法律中得到解决。
我找到了答案：
《法律援助法》第4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六）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
这一规定，让实践中的一连串问题迎刃而解：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指派法援律师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不能再委托律师或其他代理人呢？
可以。《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为辩护人。《法律援助法》第2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是，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的权利。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押，其监护人、近亲属能代为委托辩护人吗？
可以。《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三款有明确规定。
委托后，委托律师遇到法援律师，谁留谁走？
《法律援助法》第48条规定，委托律师留下来辩护，法援律师撤出。
在刑事诉讼中，委托律师和法援律师尽管都是律师，辩护工作内容也相同。但是，二者在法律定位、产生方式、职责功能有所不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也有不同。
委托律师基于委托合同而接受当事人委托担任其辩护人，当事人（近亲属）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互相承担权利义务。当事人可以根据个人意愿、意志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律师，同时支付对价。
法援律师是基于法援机构指派而为当事人辩护。前提是当事人没有律师，而且当事人（受援人）符合援助条件，则由法援机构为其指派律师。所以，法律援助解决的是“当事人没有律师”而又需要律师的问题，法援律师起到的是补缺式、兜底式的补充作用。
基于法律定位、功能、作用不同，委托律师和法援律师不可能“亲密合作”，即，不可能出现一个法援律师和一个委托律师联手，共同为一个被告人辩护的情形。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委托律师和法援律师可能在同一时空相遇，不外乎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已委托律师，公安、司法机关不知道而通知法援机构又指定；二是公安、司法机关已经指定了律师，当事人另行又委托的。
那么怎么解决呢？
第一种情形，当事人已经有律师，指派律师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应撤回。
第二种情形，当事人又自行委托律师，导致指派律师的前提不再具备，应撤回。
其实，对于上述问题，国务院早在2003年就有规定，明确给出了解决方案。
国务院2003年7月21日发布《法律援助条例》，第23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司法部2019年2月25日颁布并实施《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8.5.1.1.规定：“受援人及其近亲属自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应终止法律援助。”
可见，国务院《条例》和司法部《规范》规定得很具体，受援人及其近亲属又自行委托律师，应终止法律援助，法援律师撤出。可以说，《法律援助法》在很大程度吸收了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23条。
在实践中，各地带大多数法援机构也是这样做的。一般都是法援律师在得知当事人另行委托了律师，会立即向法援机构报告，经确认后，立即终止援助。笔者在参加司法部法援案件评定时，每年都能遇到此类案件，各地做法基本一致，都很规范。
2021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1条规定：“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又代为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意见，由其确定辩护人人选。”
《解释》此规定明显不妥：
二、强行把本属辩方阵营的被告人和其监护人、近亲属割裂开来；
三、强行让被告人在委托律师和法援律师之间进行“二选一”，而失去其他选择比如再次更换委托律师，实际限制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四、破坏了法援律师退出机制，让本可退出的法援律师继续辩护；
五、让政府（社会）不必要地为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买单。
现在《法律援助法》公布，最高院《解释》第51条明显与该法第48条相抵触。不过，《法律援助法》是法律，是新法，而司法解释只是最高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根据《立法法》第104条规定，司法解释不能与法律相抵触。
明年1月1日，《法律援助法》开始实施，如果出现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那么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根据《法律援助法》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法援律师应当撤出辩护，由委托律师进行辩护。
【作者刘玲，刑事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先后从事律师、检察官、律师27年。现担任北京市律协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联合导师。《法律与生活》《法制与新闻》《方圆》等国家级期刊特邀专栏作者。2019年出版个人专著《分光镜下的法治》、2021年出版合著《刑辩三人谈》。】编辑：Kar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