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3日下午，一位女骑手在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步步高商场小食店内等餐。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王嫣通讯员李汝奇长沙报道
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师范大学天马学生公寓楼下一家商铺门口，身穿黄色外套、带着黑色头盔的彭婷（化名）正在焦急地等单。终于，商家叫到了她的号码，彭婷快步上前接过外卖，转身出门跨上电动车，飞快离去。这是彭婷从事外卖员的第三个月。
彭婷只是全国众多城市里外卖女骑手群体中的一员，无论是烈日下，暮色里，风雨中，都有她们奔波的身影。从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饭菜，到一盒盒贴心的家庭应急药品，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她们送达的，是生活物资，也是人世间的爱与温暖。
在长沙，外卖女骑手从“70后”到“00后”都有，她们是女儿，或是妻子，亦或是母亲，她们是坚定勇毅的追梦人，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铿锵玫瑰”，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她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用汗水浇灌着城市的日新月异。
如今，在这个人们常认为是由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外卖女骑手的生存现状如何？她们“飞驰人生”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与甘苦？记者走访了几位外卖女骑手，在与她们对话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股触动心灵的温柔力量。她们的责任担当，她们的诗与远方，同样值得被这个时代所记录和珍藏。
选择：用奋斗点亮家庭梦想
25岁的彭婷出生于四川省的一个小山村，2019年初来到长沙。彭婷的一天，是从早上六点开始的。简单的洗漱后，她换上外卖服，戴上头盔，推着3000元买来的电动车出门。路过早餐店时，顺手买个包子或者馒头，两三口解决掉，投入一天的工作。
骑手最繁忙的有两个时段，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到晚上9点左右。为了拿到更多的单子，彭婷总是饿着肚子去送餐，过了订单高峰期再吃饭，所以时常会犯胃疼的老毛病。外卖骑手的工资都是根据送单量计算的，因此彭婷每天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明天要更努力一点，送的订单要更多一些。
彭婷选择做专送骑手，是因为多劳多得的薪酬制度，能够帮助解决她目前比较严重的资金问题。上半年，因为前夫原因，两人离婚，前夫带走了儿子，女儿由彭婷独自抚养。彭婷自己算过一笔账，除了基本的日常生活开销和房屋租金之外，单是女儿就读的封闭式小学每年就需要两万元的学费。之前卖水果的工作，每个月只有两千多元的死工资，难以满足生活的需求。现在送外卖，平均每个月能赚到三千五百元左右，母女俩省吃俭用，基本能够维持收支平衡。
2022年12月1日，女骑手梅子（化名）在路边等单。受访者供图
38岁的梅子（化名）家中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读初中，小女儿刚刚上幼儿园。梅子之前是一名仓库账务员，在生下小女儿后，她辞去了原来的工作，选择从事兼职外卖员，至今已有四年。
上午九点，在送读初中的儿子和幼儿园的女儿上学后，梅子就骑着电动车前往天马小区内的小吃街，同五六位男性外卖员一起等单。
“我每天也就跑一二十单，赚个生活费。”谈及自己的工作时，梅子不好意思地说。当初梅子选择做兼职而非专送外卖员，也是希望在补贴家用的同时，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
困境：性别差异背后的不同
当下，随着疫情对传统产业冲击增大，灵活就业成为很多女性的就业选择，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外卖员行业。而如何在男性主导的配送行业中生存，成为她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生理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女性在外卖行业中面临一些先天短板，其中体力劣势是最主要的因素。外卖行业工作强度大，对骑手的体力有相当高的要求。外卖员吴先生表示：“男性每月的订单量可以达到2000多，而最努力的女性一个月也不过1500单左右。”
不仅如此，外卖行业看似“性别中立”，其背后仍然存在着种种不容忽视的性别差异。女骑手王莉（化名）表示，平台规定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半中要工作满八小时。每个站点有多少骑手，平均每个人每天得送多少单，都有相应的规定，因此每天只有少量的休息名额，如果需要请假，需要提前十几天进行申请，否则，就会连累站点领导或是同事。“在外卖行业里，我们称这个规定为‘人效’。”
身为外卖员，女骑手们既喜欢雨天又最惧怕雨天，雨天意味着她们能接到的订单量相较于平时会大大增加。然而雨天道路湿滑，又给骑手们送餐增添了风险。彭婷就曾多次在订单即将超时的时候闯红灯，也曾在雨天路滑时连人带车一同摔在路边。天气恶劣导致的意外多加注意尚可避开，而来自他人歧视和审视的目光却始终无法避免。“这么年轻为什么不找份正经工作？”“一个女生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工作……”诸如此类的质疑声始终存在。
期盼：愿社会给她们一束温柔的光
如何解决女骑手面对的种种困难，其本质在于如何看待女性在外卖这一行业中的劳动，为此，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勇军就立法、政府监管、人文关怀等诸多方面给出了建议。
夜幕降临，街道上车流穿梭不息，彭婷小心翼翼地把外卖放在车后的保温箱，立刻跨上电动车，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夜色里，她瘦弱的身影，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一个小家，也温暖了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