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大学城南路55号重庆大学虎溪校区新闻学院
邮编:401331
本文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7期
摘要
关键词
新媒体研究、扩散曲线、知识图谱、社会网络、CiteSpace
作者简介
张小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邮:zxq@cqu.edu.cn。
杜佳汇,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电邮:jiahui0217@foxmail.com。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跨学科重大项目资助(编号:106112015CDJSK07XK19)。
DiffusionofInnovationsof‘NewMedia’ResearchinMainlandChina:Curve,Trend,KeyNodesandKnowledgeNetwork
Abstract
Keywords
‘newmedia’research,diffusioncurve,mappingknowledgedomains,socialnetwork,CiteSpace
一、研究设计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说新媒体研究必须将“理论与观察相结合,回答能够贡献新知识的重要问题”(刘洋,李喜根,2012),则当前国内对新媒体研究本身的研究显然还做得不够。国外则有学者使用罗杰斯提出的“创新的扩散”理论分析新媒体研究扩散规律(Tomasello,Lee&Baer,2010)。受此启发,结合上述我国对新媒体研究在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面的不足。本文拟绘制国内新媒体研究的扩散曲线并运用“创新的扩散”理论分析,同时借助CiteSpace等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和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通过对扩散趋势、关键节点和共现网络的分析,揭示新媒体研究作为新知识在我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术界的扩散规律。
(二)研究样本和方法
(三)理论基础
知识图谱是以科学知识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通过它可透视人类知识体系中各个领域和结构,构造复杂知识网络,预测科学知识和知识前沿发展态势。它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元和知识群之间的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复杂关系(刘泽渊,陈悦,侯海燕,2008:2)。知识图谱的核心原理是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对社会网络的分析引入情报学对知识之间形成的信息网络和合作网络予以分析。借助软件的知识图谱建构是情报学者中的数据挖掘与可视化分析,其研究路径是通过软件从格式化的引文数据中提取各种共现网络,并利用成熟的算法进行聚类和频次统计等分析。因而,本质上仍然属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四)数据获取与初步分析
表1检索关键词列表
首次出现年份
频次
新媒体
2001
376
Web2.0
2006
28
互联网
1999
224
移动互联网
2009
27
媒介融合
190
转型
微博
2010
181
互动
2002
网络传播
1998
165
数字电视
26
网络媒体
155
手机媒体
2003
24
网络
79
数据新闻
2013
23
网络新闻
67
社交网络
社交媒体
2011
65
新媒体时代
2007
22
媒体融合
63
数字技术
21
三网融合
61
传媒技术
2004
大数据
2012
网民
社会化媒体
57
新媒体环境
16
网络舆论
50
网络新闻传播
15
博客
2005
49
人肉搜索
2008
13
数字化
45
信息传播技术
11
传播技术
43
第四媒体
2000
网络媒介
40
互联网时代
10
意见领袖
36
电子媒介
8
自媒体
媒体转型
2015
新闻网站
互联网思维
7
全媒体
35
国际互联网络
1996
4
媒介技术
34
多媒体技术
3
新媒介
电脑网络
因特网
33
因特网技术
2
网络时代
网络覆盖率
32
电子网络
网络舆情
二、国内新媒体研究的扩散趋势
(一)总体扩散曲线
获得的扩散曲线如图1所示,从1996至2015,我国新媒体研究的论文数量稳步增长,与罗杰斯提出的S型采纳曲线基本吻合。从2000年起,我国的新媒体类论文数量进入快速增长期,即罗杰斯提出的“起飞”阶段。相较于1999年66篇的发文量,2000年的发文量达到119篇,增长近1倍。图1还显示,从扩散曲线态势来看,2001—2010年10年间,曲线散点图与典型扩散曲线相比呈现微微凸起并偏离态势,这在创新扩散理论里被称为滚雪球式增长,说明这一阶段扩散速度最快。其中,2001—2005年间散点曲线逐渐远离标准扩散曲线,2006-2010年间则又开始回归标准曲线。2011-2015年间曲线增长速率则低于标准曲线。因而,整体来看,我国新媒体研究的起飞阶段是2001年到2010年十年间。
图1新媒体研究论文扩散曲线,1996-2015(N=3586)
注:曲线回归(CurveEstimation)拟合Logistic曲线(R2=.897;F=156.811;df=1,18;p<..05)。
(二)核心关键词扩散曲线
按照同样的方法,本文还选取了表1中位列前六位的关键词“新媒体”、“互联网”、“媒介融合”、“微博”、“网络传播”、“网络媒体”绘制其扩散曲线,并对比分析了这六大关键词在整个CSSCI数据库中的扩散曲线,如图2所示。
(a)新媒体(R2=.972,p<.05)(b)新媒体(R2=.974,p<.05)
(c)互联网(R2=.813,p<.05)(d)互联网(R2=.735,p<.05)
(e)媒介融合(R2=.918,p<.05)(f)媒介融合(R2=.951,p<.05)
(g)微博(R2=.812,p<.05)(h)微博(R2=.848,p<.05)
(i)网络传播(R2=.634,p<.05)(j)网络传播(R2=.725,p<.05)
(k)网络媒体(R2=.598,p<.05)(l)网络媒体(R2=.575,p<.05)
图2六大关键词扩散曲线对比(左图由六大刊数据绘制而成,右图由CSSCI数据库数据绘制而成)
图2显示,“微博”、“网络传播”、“网络媒体”在起飞阶段的扩散曲线与标准扩散曲线相比呈现凸起的相反走势,恰好与S曲线的上半部分近似,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但又迅速衰减的特征。而“新媒体”、“媒介融合”、“互联网”虽然在起飞阶段凸起较小,但在扩散曲线后半部分仍然呈上升趋势。说明2010年后随着社交媒体等一系列新的学术热词出现,“微博”、“网络传播”、“网络媒体”词语热度减退,但“新媒体”、“媒介融合”、“互联网”在将来依然可能还会继续成为研究热点。
比较图2中新闻传播学期刊与CSSCI期刊的扩散曲线发现:整体而言,新闻传播学期刊的拟合结果与CSSCI期刊的拟合结果一致,曲线的散点图非常接近,拟合参数也基本一致。“新媒体”在新闻传播学界的扩散虽然近年来也呈增长态势,但能够看出速度明显减慢,而CSSCI期刊任然处于增长态势。“互联网”在新闻传播学界起飞阶段爆发式增长较慢,但起飞后扩散更快。“媒介融合”和“微博”新闻传播学界的扩散态势略快于整个社会科学界。“网络传播”、“网络媒体”在新闻传播学界起飞阶段扩散更快,但后续走势则弱于整个社会科学界。显示在新媒体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界并未起到引领社会科学界学术潮流的作用。
(三)高频关键词逐年变化分析
图3六大刊高频关键词逐年变化折线图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图2和图3都能够反映出关键词的扩散规律,只是图3是和正态曲线做对比分析扩散规律,由于缺乏拟合手段,不方便观察。图3的总体结果与图2是一致的,但新媒体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在2015年发生下降,这是否形成趋势还有待将来补充数据进一步观察。图2和图3还说明,虽然新媒体研究作为一个总体符合创新的扩散规律,但不同关键词或不同细分领域扩散开始年份、所处阶段是不同的,国内新媒体研究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
三、关键知识节点与网络
(一)关键词网络与热点聚类
图4国内新媒体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2国内新媒体研究重要关键词(词频≥30)
词频
突现度
重要共现关键词
310
23.68
互联网、网络媒体、媒介融合、网络传播、传统媒体、社交媒体
186
0.05
新媒体、网络媒体、媒介融合、网络传播
154
13.40
新媒体、互联网、网络传播、社交媒体
133
26.78
新媒体、互联网、网络传播、传统媒体
129
18.67
网络媒体、互联网、新媒体、媒介融合
传统媒体
72
互联网、网络媒体、新媒体、媒介融合
56
22.80
新媒体、媒介融合、社会化媒体、大数据
17.69
数字化、媒体融合、互联网、全媒体
46
意见流、传播结构、信息流、假新闻
新媒体、互联网思维、数字技术、三网融合、传统媒体
13.69
网络舆论、公民新闻、社交媒体、自媒体
31
8.61
舆论监督、媒体融合、社会化媒体、web2.0、
新闻传播
30
7.19
网络新闻、传播媒体、媒体融合、新媒体、网络媒体
CiteSpace“聚类”功能显示,我国新媒体研究形成了四个主要的聚类,即媒介融合、网络传播、社交媒体、大数据4个大的方向,各个聚类多有交叉。表2中除“传统媒体”、“互联网”等词,大部分关键词的突现度都很高,表明新媒体研究属于新兴学科,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热点更替较快,新概念、新词汇层出不穷。主要高频关键词聚类如下:
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新媒体研究,由“数据新闻”、“可视化”等关键词聚类而成。该类研究大多以国内外的数据新闻实践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新兴的新闻表述方式及前景,关键词数量还较少,目前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关键词网络结构稳定性分析
从上述关键词聚类可见,上述四个大方向的区分度并不高、研究领域深入和细分还不够,研究围绕着用户新媒体使用或业界实践展开而不是围绕学术传统和理论展开。这类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往往会表现出不稳定的特点,在去掉部分核心关键词后会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洞,被称为研究的“虚热”(王程韡,2015)。为了验证我国新媒体研究是否存在上述现象,本文测量图4是否存在结构洞。
结构洞的计算比较复杂,总体来说有两个指标。一类是伯特本提出的结构洞指数,第二类是中间中心度指数。在Ucinet中分别测量上述两个指标,其中“新媒体”结构洞指数(34.410,0.906,0.067,0.084)、中间中心度指数(4214.710);“互联网”结构洞指数(36.557,0.914,0.068,0.151)、中间中心度指数(3665.292);“网络传播”结构洞指数(34.090,0.921,0.064,0.096)、中间中心度指数(4454.917);“网络媒体”结构洞指数(32.750,0.910,0.079,0.171)、中间中心度指数(3204.188);“网络新闻”结构洞指数(18.792,0.895,0.098,0.126)、中间中心度指数2422.029)。上述五个节点的结构洞指标远高于同一网络中其它节点,故认为这五个节点处在结构洞位置上。去掉这5个节点后的关键词共现图如图5所示。
图5去掉重要节点后关键词共现图谱
与图4对比可知,图5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结构洞。这表明尽管国内新媒体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边数众多,但依赖于几个关键性节点而存在。一旦去除这几个关键性节点,连线数量骤减,一些节点变成孤点,显示国内新媒体研究的确存在研究盲目追逐社会热点而未聚焦知识增量的“虚热”现象。
(三)扩散不同阶段的关键词网络比较
为了观察新媒体研究扩散三个阶段关键词形成网络的区别,利用CiteSpace绘制了1998-2015逐年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取每年出现频次最高的100个关键词)并导入Ucinet计算了网络的中心度和边的数量。由于节点数除了1998年不到100个关键词,其余网络节点数皆为100,故使用边的个数同时表征网络的密度,同样的节点,形成的边数越多则网络密度自然越大。将各年的边数做成折线图如图6所示。图6显示,在新媒体研究的起飞前阶段(1998-2000),网络密度呈逐年增长态势;在起飞阶段(2001-2010)网络密度的变化趋势是波动中降低;在起飞后上升阶段(2011-2015)则呈现出波动但相对稳定的趋势。这说明,在起飞前阶段由于新词出现较少,原有词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故网络密度越来越大;在起飞阶段,新词快速出现,对逐年关键词共现网络密度的分析发现核心关键词在起飞阶段变化更频繁,网络密度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在起飞后阶段,也有新词出现,但“新媒体”等词已经成为稳定的核心词汇,所以网络密度波动中保持稳定。
图6新媒体研究不同阶段网络边数(密度)变化
图6也显示我国新媒体研究整体上的不稳定状态,通过将各年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绘制出来如图7所示(括号中为核心关键词)。图7的网络图形与图6的网络边数变化相对应。利用Ucinet分析图7中所有网络的核心节点发现,发生网络密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当年出现了新的核心关键词,如“新媒体”、“社交媒体”、“媒介融合”等全新词汇的出现,使用全新关键词的文献之间关联度非常低,导致关键词之间无共现,因而随着新词出现网络密度降低。不少年份的网络中还有很多孤立的点,说明部分高频关键词与其他高频关键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a)1998年(因特网)(b)1999年(网络传播)(c)2000年(互联网)
(d)2001年(网络传播)(e)2002年(网络媒体)(f)2003年(网络传播)
(g)2004年(网络媒体)(h)2005年(网络新闻)(i)2006年(媒介融合)
(j)2007年(新媒体)(k)2008年(新媒体)(l)2009年(媒介融合)
(m)2010年(新媒体)(n)2011年(新媒体)(o)2012年(新媒体)
(p)2013年(新媒体)(q)2014年(新媒体)(r)2015年(新媒体)
图7不同年份高频关键词形成的共现网络
(四)引用文献节点
图8国内新媒体研究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如图8所示,国内新媒体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形成了五个主要的、相互独立、没有联系的子网络,仅在图中央两个子网络之间存在一条连线,成为联系这两个子网络的“桥”。个别子网络里出现了少数几篇重要文献,但尚未形成共被引频次较高的经典文献,且没有经典新媒体研究专著出现在高被共引文献中。图8中央区域为国内微博研究文献的共被引网络,其中注明标题的5篇文献共被引频次较高,可视为微博研究的重要文献,在整个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他几个区域中尚未出现关键性节点,欠缺重要文献。
表3列出了16篇共被引频次≥5的重要文献。其中,张志安、喻国明、彭兰分别有2篇论文在列,其余学者均为一篇。张志安2011年发表在《新闻记者》上的《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以及喻国明2010年发表的《微博价值:核心功能、延伸功能与附加功能》、《微博:从嵌套性机制到盈利模式——兼谈Twitter最受欢迎的十大应用》这3篇论文也是图8中最重要的3个节点,即国内微博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期刊方面,表中的16篇论文有5篇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3篇来自《现代传播》。
表3国内高频共被引文献(共被引频次≥5)
共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截至2015年)
作者
文献题目
发表年份
期刊
9
张志安
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
《新闻记者》
彭兰
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新闻与写作》
6
20
张佰明
嵌套性:网络微博发展的根本逻辑
《国际新闻界》
宋昭勋
新闻传播学中Co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
《现代传播》
丁未
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
刘海龙
新闻工作者微博应用的困境及其根源
喻国明
微博价值:核心功能、延伸功能与附加功能
微博:从嵌套性机制到盈利模式——兼谈Twitter最受欢迎的十大应用
《青年记者》
夏雨禾
微博互动的机构与机制——基于对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5
付玉辉
美国“网络中立”论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记者微博的价值和规范
《中国记者》
黄升民
数字媒体时代的平台建构与竞争
苏克军
信息高速公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
朱春阳
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反思:中国面向与核心议题
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
《新闻界》
18
陈力丹
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
表4新媒体研究不同阶段被引期刊
1998-2000(创新先驱者引用期刊)
2001-2010(早期采用者引用期刊)
2011-2015(早期大众引用期刊)
期刊名称
被引频次
现代传播
国际新闻界
96
179
新闻记者
68
163
新闻与传播研究
145
新闻大学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59
131
JOURNALOFCOMMUNICATION
中国记者
105
当代传播
NEWSPAPERRESEARCHJOURNAL
新闻战线
青年记者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9
新闻与写作
62
网络创世纪
新闻界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EDITOR&PUBLISHER
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EDUCATOR
数字化生存
55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
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迹
人民日报
传播学概论
东南传播
47
传媒
42
新闻出版报
传媒观察
今传媒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
COMMUNICATIONRESEARCH
19
新闻爱好者
38
电视研究
37
读书
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新闻实践
12
NEWMEDIA&SOCIETY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社会学研究
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
开放时代
编辑之友
25
PUBLICOPINIONQUARTERLY
网络社会的崛起
新闻知识
JOURNALISMSTUDIES
新闻世界
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
中国青年报
中国报业
传播与社会学刊
中国社会科学
情报杂志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
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
17
中国传媒报告[港]
中国青年研究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DIFFUSIONOFINNOVATIONS
南方周末
14
TELECOMMUNICATIONSPOLICY
传播学教程
中国数字电视
光明日报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传播与社会学刊[港]
COMPUTERSINHUMANBEHAVIOR
传播的观念
EUROPE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东方早报
JOURNALISM
JOURNALOFBROADCASTINGANDELECTRONICMEDIA
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
JOURNALISMQUARTERLY
新闻前哨
博客:E时代的盗火者
手机媒体概论
中国广播
南方都市报
社会
INFORMATIONSOCIETY
POLITICALCOMMUNICATION
人民论坛
公共管理学报
新京报
中国传媒科技
中国新闻出版报
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
SCIENCE
文汇报
新闻学研究
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
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
北京晨报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社会科学研究
第二媒介时代
ANNUALREVIEWOFSOCIOLOGY
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JOURNALOFSOCIALISSUES
MANAGEMENTSCIENCE
MEDIA
中国传媒报告
乌合之众
传播与社会学刊(港)
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心灵、自我与社会
新媒体事件研究
新闻学研究(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视听界
四、新媒体研究扩散的人际与机构网络
(一)重要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按照上述知识图谱的绘制方法,绘制了1998年至2015年间国内新媒体研究及其合作网络的知识图谱,由于该图显示大多数节点之间不存在共现关系,网络图形以孤立节点为主,说明在跨度18年的研究中,大多数作者为孤军奋战(本文限于篇幅未列出图形)。作者共现网络显示存在共现关系的节点大多以双人合作为主,仅有五对节点为三人合作,可见国内新媒体研究者合作意识不强,尚未形成若干稳定、合作紧密的研究团队。
在作者数量方面,国内共有2573个作者发表了新媒体研究论文,其中发文量在2篇及其以上的作者共680位,发文量在5—10篇之间的作者有100位,发文多于10篇的作者有22位。可见国内新媒体研究作者的分布较为集中。在高产作者中,位居前五位的学者彭兰、李良荣、黄升民、蔡雯、匡文波发文量大于20篇,远高于其他学者的发文量,故被视为国内新媒体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学科背景方面,大多数学者都来自新闻传播学领域,鲜少有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出现。
根据创新扩散的采用者分类理论,为挖掘不同阶段采用者特征,在CiteSpace中选择“作者”和“机构”,参数设置为前100,分别统计1998-2000、2001-2010及2011-2015三个阶段的作者发文情况及其所属机构,结果如表5所示。
表5三阶段作者发文情况对比
1998-2000(创新先驱者)
2001-2010(早期采用者)
2011-2015(早期大众)
发文量
单位
郭镇之
北京广播学院
匡文波
中国人民大学
李良荣
复旦大学
陈绚
李彪
任湘怡
杜骏飞
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
张国良
蔡雯
张海鹰
曹鹏
华南理工大学
谢耘耕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霞
中国传媒大学
吴兴人
新民晚报
申琦
华东师大
邓建国
吴信训
上海大学
高国营
东方新闻网
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网通集团
胡泳
北京大学
廖祥忠
刘珊
张咏华
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丁柏铨
谭天
暨南大学
周葆华
苗伟山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1998-2000年,发文量≥3篇的作者可视为我国新媒体研究领域的创新先驱者。这些作者中既有新闻传播领域的知名学者,也包括一些非知名学者。但这些学者基本都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新闻传播领域的知名院校。2001-2010年,在早期采用者中,知名学者的比例大大增加,如匡文波、彭兰、蔡雯等新媒体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这一阶段发文量显著。除复旦、人大外,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的学者开始崭露头角。2011-2015年阶段,在早期大众中,除了仍然活跃的知名学者,非知名学者的比例大大增加,且学者所属单位进一步多元化,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开始活跃。
(二)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分析
机构数量方面,共有488个机构发表了新媒体研究领域的论文。三个核心机构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其发文量远超其他研究机构。表6列出了上文所述三个阶段发文量位居前列的机构,对比可知,虽然三个核心机构在三阶段的发文量都位居前列,但是后两阶段中,机构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2011-2015年阶段,非知名新闻院系显著增多,表明新媒体研究的扩散到更多新闻院系。
表6三阶段机构发文情况对比
1998-2000(创新先驱者单位)
2001-2010(早期采用者单位)
2011-2015(早期大众单位)
机构名称
130
221
126
121
114
清华大学
厦门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四川大学
武汉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对于学术机构而言,论文发表数量是学科评估、机构排名的重要指标,可视为各种学术机构的收益,因此,可以将机构发表论文数量作为新媒体研究扩散的收益。利用创新扩散结果理论检验核心机构和非核心机构之间是否存在数字鸿沟。其方法是观察扩散结果带来的收益比例变化,结合三个阶段的论文总数和表6的数据,绘制了三个不同阶段核心机构和非核心机构发表论文比例。图9显示,随着新媒体研究的扩散,虽然机构数量大幅度增加,但他们的收益仅增加5%。即使在起飞后阶段,三家核心机构仍然占有24%的比例。说明我国大陆新媒体研究的扩散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随着新媒体研究的扩散,数字鸿沟并未改善。
(a)起飞前阶段(1998-2000)(b)起飞阶段(2001-2010)(c)起飞后阶段(2011-2015)
图9核心机构和非核心机构在不同阶段的收益变化
为了进一步验证人际关系网络在创新扩散方面的是否有影响,笔者统计了三个核心机构的逐年累计数据,绘制其扩散曲线,并与非核心机构比较,若核心机构的扩散曲线明显快于非核心机构或者呈现出滚雪球增长趋势,则说明人际关系对新媒体研究扩散有重要影响;若二者区别度不高,则说明人际关系没有影响。
结果如图10所示,图10(a)、(b)对比表明,虽然(a)图后期的曲线斜率略高于(b)图后期曲线斜率,显示新媒体研究在三家核心机构的扩散速度高于其他机构,但是这三家核心机构的扩散曲线整体上并未形成快速上升的滚雪球连锁反应(罗杰斯,1995/2002:285),两图的趋势大致仍然是一致的。而且,在起飞阶段其他机构扩散曲线的凸起更大,爆发式增长的趋势更为明显。说明我国新媒体研究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较为疏离,这与上文对合作网络的分析结果一致。
(a)三家权威机构的扩散曲线(R2=.869,p<.05)(b)其他机构的扩散曲线(R2=.897,p<.05)
图10发文量前三机构与其余机构扩散曲线对比
五、结论
被引文献网络则表明,我国新媒体研究的引文网络形成了几个独立的小群体,引文网络里尚未出现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文献,进一步说明各个细分领域之间缺乏共同研究基础,联系不紧密。而从研究者、研究机构的共现网络和相应扩散曲线来看,国内新媒体研究扩散并未受到学者社会网络的影响,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之间大多没有合作。
因此,无论从关键词和引文共现形成的信息网络,还是从研究者、研究机构共现形成的人际网络来看,国内新媒体研究的扩散既没有沿着学术文献进行,也未沿着学者的社会网络进行。综合本文的扩散曲线和网络分析,可以认为我国大陆地区新闻传播学界新媒体研究的扩散主要是一种大众传媒式的扩散,即研究者通过各种大众媒体甚至自身的新媒体使用感知到新媒体是社会热点,或者从各种学术会议主题和学术期刊文献感知到新媒体是研究热点,进而结合自身学术专长或兴趣进行较为独立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只有少数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学术对话和学术合作缺乏。与其说这是新媒体研究知识的扩散,不如说是“热度”的扩散。
本文研究特色在于把创新的扩散理论与知识图谱结合,揭示了国内新媒体研究的扩散规律。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更为细致的知识图谱,对数据的挖掘还不充分。同时,对于新媒体研究扩散的影响因素、不同阶段采用者的特征、在机构内部的扩散机制还缺乏调查,这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引用文献[References]
陈积银,刘颖琪(2015).国外新媒体研究16年发展脉络分析——基于SSCI期刊《Newmedia&society》1999年至2014年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6),120-128.
[Chen,Jiyin&Liu,Yinqi(2015).Analysisondevelopmentof16-yearoverseasresearchonnewmedia—anempiricalstudybasedonSSCIjournalNewMedia&Societyfrom1999to2014.JournalismBimonthly,(6),120-128.]
刘毅(2015).国外舆论学研究的“知识图景”:热点、网络与结构——基于SSCI数据库(1994-2013)的知识图谱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5),19-31.
[Liu,Yi(2015).Knowledgelandscapeofoverseasresearchonpublicopinion:astudybasedonknowledgemappingdomainandSSCIdatabase(1994-2013).Journalsim&Communication,(5),19-31.
刘启元,叶鹰(2012).文献题录信息挖掘技术方法及其软件SATI的实现——以中外图书情报学为例.《信息资源管理学报》,(1),50-58.
[Liu,Qiyuan&Ye,Ying(2012).AstudyonminingbibliographicrecordsbydesignedsoftwareSATI:casestudyon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JournalofInformationResourcesManagement,(1),50-58.]
刘洋,李喜根(2012).新媒体传播研究及知识增量.《国际新闻界》,(8),72-78.
[Liu,Yang&Li,Xigen(2012).Newmediastudiesandknowledgeincrement.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8),72-78.]
刘泽渊,陈悦,侯海燕(2008).《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
[Liu,Zeyuan,Chen,Yue&Hou,Haiyan(2008).Mappingknowledgedomainsmethodsandapplication.Beijing:People’sPublishingHouse.]
李明,陈可薇(2016).定量内容分析法在中国大陆新媒体研究中的应用——以六本新闻传播类期刊为例.《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156-165.
[Li,Ming&Chen,Kewei(2016).ApplicationofquantativecontentanalysistoChinesemainlandnewmediastudies—exampleofpapersfromsixjournalism&communicationjournals.Journalof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ocialScienceEdition),(3),156-165.
路璐(2015).媒介、哲学、政治:西方新媒体研究的三大面向.《南京社会科学》,(5),104-110.
[Lu,Lu(2015).Medium,philosophy,politicsresearch:triplefacesofthestudyofnewmediainwesternacdemia.NanjingJournalofSocialSciences,(5),104-110.]
丘戈(2009).中国传播学新媒体研究理论的焦虑.《当代传播》,(2),28-31.
[Qiu,Ge(2009).Anxietyof‘newmedia’researchtheoriesofcommunicationstudiesinChina.ContemporaryCommunications,(2),28-31.]
沈荟,王学成(2015).新媒体人际传播的议题、理论与方法选择——以美国三大传播学期刊为样本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2),81-100.
[Shen,Hui&WangXuecheng(2015).Theselectionofissues,theoriesandmethodsinnewmediated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areviewofthreemajorAmericancommunicationjournals.Journalism&Communication,(12),81-100.]
孙燕清,高敬(2010).新媒体研究学术圈的引文分析.《国际新闻界》,(4),120-128.
[Sun,Yanqing,Gao,Jing(2010).AnanalysisonscholarlycommunityofnewmediaresearchinChinamainland.JournalofInternatinalCommunication,(4),120-128.]
王程韡(2015).“大数据”是“大趋势”吗:基于关键词共现方法的反事实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3-11.
[Wang,Chengwei(2015).Is‘bigdata’a‘bigtrend’:acounterfactualanalysisbasedonco-occurrenceofkeywords.ScienceofScienceandManagementofS.&T.,(1),3-11.
韦路(2010).新媒体研究何去何从.《中国出版》,(14),7-11.
[Wei,Lu(2010).Wheredo‘newmedia’researchesgoChinaPublishingJournal,(14),7-11.]
埃弗雷特·M.罗杰斯(2002).《创新的扩散(第四版)》(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5年).
[Rogers,E.M.(2002).Diffusionofinnovations(4thEd.)(Trans).Beijing:CentralCompilation&TranslationPress.(Originalworkpublished1995).]
Chen,C.M.(2006).CitespaceII:Detectingandvisualizingemergingtrendsandtransientpatternsinscientificliterature.JournaloftheAmericanSocietyfor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57),359-377.
Tomasello,T.K.,Lee,Y.&Baer,A.P.(2010).Newmedia'researchpublicationtrendsandoutletsincommunication,1990-2006.NewMedia&Society,12(4),53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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