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钱利诱，到正常采访被干扰，甚至人身自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自身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
“遭遇过给我倒一捆捆的钱”
中国青年报：搞调查性报道的记者经常遇到众多障碍，请谈一谈实际工作中，有没有来自资本的赎买？
李建军：在山西，“红包记者”有很大空间。我遭遇过金额最多的一次，有人突然到我宾馆，拿一个大帆布袋往桌上倒一捆捆的钱。我肯定不要，但是有人会要，选择卖掉自己的良心。我们2010年揭露的“记者村”里，假记者不但自己开煤矿，还可以保护黑煤矿。
中国青年报：我听说山西的记者还押运运煤车？
李建军：有的，一个车一个月收1万多元的保护费，交警听说是记者的车，只在本子上记录一下，十次以下不罚款，但如果超过十五次就开始找记者“分赃”了。
如果选择那样的话，你很可能会发财，但我是不敢要，主要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既然你要监督别人，你自己必须干净。
丁补之：《财经》杂志有一点做得好，那就是采编完全分离。大家各司其职，相当于像西方三权分立，在制度上减少了寻求赎买的机会。
李建军：问题是中国像《财经》这样的媒体太少了，一般发育还不够充分的市场媒体很多时候硬不起来，受制于他人。
我们的采访环境越来越艰难
中国青年报：我们面对的除了现实的金元宝，是否有可能还会遇到真实的拳头和匕首？
李建军：在做一些难度较大的报道，或者你的报道有可能伤害一个相对较强大的利益团体时，自己的精神确实高度紧张，走路不敢走中间，因为害怕车祸。那次在蒲县采访，吃饭时就看到几个人拿着刀子在外面等你，然后你回宾馆他就尾随着你。
自己的手机害怕被定位，最恐怖的时候，我自己租两三辆车，拿自己的手机放在前面的车里，探路看前面有什么状况，然后自己的车押后。其实也许多虑，但是这种伤害一旦出现就可能是致命的，必须时刻提心吊胆。
孙春龙：从我们《瞭望东方周刊》整体的情况看，环境的确越来越艰难，仅仅去年一年，我们的记者就三次被公安人员或者带到派出所，或者拘传。
记者王立三在2010年两次被警察带走，一次在吉林采访水灾，另外一次在辽宁采访的时候，主要是政法委一个副书记，可能和他说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话，然后把王的相机通过其他人抢走，是王立三自己报警的。
这三件事情在网上后来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说明一个情况，的确是我们的采访环境越来越艰难，遇到的压力、挫折越来越大。
丁补之：2010年我们的记者也是因为采访征地的事件，半夜被带走。我跟记者提醒，去当地要自我保护，多带点现金，不用信用卡，随时更换手机号码。
但是因为公权力的无孔不入，很容易把记者找到，而且带到派出所，就说在24小时之内协助调查，很多记者不一定能应对，另外对采访也造成干扰。
比较有名的是伊春空难，因为记者去殡仪馆被带走，然后记者整体非常悲愤，打出条幅来“警察不能随便抓记者”。
“更相信同行抱团取暖”
中国青年报：哪些部门是应该保护记者的部门？
李建军：法律上宣传部是应该保护记者的，公安部门应该保护所有公民。记协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交会费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保护。但我更相信来自同行的保护。
我有一次自己一个人调查遭遇危险，感觉孤单无援而恐惧，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那会儿自己写了遗书，这个事情能做多久？但是后来同行迅速而有力的声援，让我非常温暖，受到鼓舞。
丁补之：调查性报道本身是一个很孤单的工作，的确需要和同行一起抱团取暖，更多地相信同行的声援。
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做调查性报道其实是一个职务行为，为什么最后很多跨省追捕或者进京抓记者，都变成了个人的事？
孙春龙：因为如果对单位的话，他的威慑力可能显现不出来，如果真的抓一次记者，以后可能会很老实。
李建军：记者总是在帮他人维权，但自己如果遭遇公权力伤害，反而比普通群众更无助。
中国青年报：在调查性报道刊发以后，有没有遭到法律上的麻烦？
孙春龙：《瞭望东方周刊》有好几起，但其实我们非常欢迎通过这样一种司法渠道来解决问题，现在反倒不采用这种方式，找一些权势部门来压制，这是最让人感觉苦恼的事。
中国青年报：《财经》是最重视通过法律渠道维权的，每期都有反侵权公告。
丁补之：是的。以前同事说过一句话，你在报道发出来之后，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因为发出来之前你在和看不见的敌人斗争。
《财经》的做法是强调专业性，每期的稿件都要有学术顾问过目。我们还有专门的法律顾问，对一些敏感的、可能有诉讼风险的稿件也要过目评估。
中国青年报：最后，请用一句话来总结，你们对搞调查性报道的记者面临的困境以及解决途径的想法是什么？
李建军：要说对调查性报道的希望，目前为止只求一点，来自内部的阻挡少一点，就足够了。
孙春龙：让每个记者能够非常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每个记者也都和我们公民一样。
丁补之：我们尽量以专业主义来要求自己，我一直用一句话来启迪自己：只有一颗悲悯而温和的中国的心，才能让我们做好中国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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