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法院系统第一张“律师调查令”诞生。
今年5月5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向律师聂健下发“律师调查令”，用以调查被执行方的财产情况。
调查令一经推出，业内对此褒贬不一。赞同者认为，这一制度是当事人与法院间“共赢”的选择。反对者认为，该制度没有强制效力，其未来前途将是难以确定的“尚方宝剑”。
接到首张“律师调查令”
2010年5月26日，河南省仟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聂健，坐上了从郑州去往山东的火车，他的目的地是济宁市房产局。聂健有多次赴外地机构调查信息的经历，这次最为不同。
不久前，他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拿到了河南法院系统开出的第一张“律师调查令”，目的是调查一家公司的房产资料。
2009年3月，聂健接受河南郑州瑞龙纺织有限公司委托，代理该公司与山东省济宁市新丰纺织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4月份，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审理这起诉讼，判令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赔偿原告货款和利息。
判决生效后，被告没有履行判决。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查阅被告的工商注册信息，发现其在济宁市的办公地点有一套房产，但产权不明。原告与被告诉讼标的额大概4万元，如果能核实被告在济宁市有房产，那么这起诉讼的标的款就能够执行回来。
聂健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执行这个案件的关键，就是查证被告单位在济宁市房产的权属。”因此，才有了他此次的山东之行。按照以往的经验，聂健将对方公司房产的线索提供给法院执行庭，之后就只有等待执行法官前去调查核实。“但这一等不知道会等上多久”，法院执行庭往往由于人手不够，很多执行案件来不及调查，最终只能拖下来。
这起诉讼官司比起以往有所不同。此次，聂健以律师的身份，向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提交了一份“申领调查令申请书”，5月5日中原区法院就向聂健及另一位律师发出了律师调查令。调查令要求济宁市房管局在限期内（有效期限截止到2010年6月6日），向持令人提供本调查令所调查事项的证明材料，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的，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双赢”的制度选择
2009年9月1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执行程序中使用调查令的若干规定(试行)》。文件正式明确律师可以依据法院开具的调查令，调查被执行人的工商登记等基本情况和房地产登记、机器设备登记等财产情况以及被执行人是否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被执行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等情况。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具有调查权，但是这与法院给律师开具的“律师调查令”不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调查权没有强制效力，但法院开具的调查令则是律师代表法院在调查，被调查单位有义务配合。
河南省高院在关于调查令的文件里明确提出，“接受调查人应当于收到调查令之日起七日内，向持令人提供调查令所指定的证据。”这一点，被聂健认为是律师在调查取证中得以扬眉吐气的“尚方宝剑”。一旦被调查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应按妨碍执行论，人民法院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法院为什么将具有强制效力的调查权委托给一方当事人的律师？河南省高院执行局副局长曹卫平解释说，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是将法院调查和律师调查结合起来，解决人民法院执行资源有限的弊端，从而提高执行效率。
曹卫平同时认为无论是对法院还是当事人来讲，这都是有益和双赢的结果。从当事人这方面来说，有些当事人即使有被执行财产的线索，但因为没有调查手段，无法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即使当事人受到调查手段限制，我国诉讼法仍要求执行申请人承担财产线索的举证责任，这不合情理也不合实际。“这样的结果就是，当事人举证不能，执行责任又叠加到执行庭上，从而导致一些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执行，当事人对法院不满。”
同时，在调查过程中，申请执行人通过对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调查取证，尽可能全面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能力。这样即使执行不能时，法院因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依法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申请人也因知情而理解，不会再产生误解。曹卫平认为，这个制度既能节约执行人力资源，又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公信度。
未来难执行的困惑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聂健，尽管把“律师调查令”描述为“尚方宝剑”，然而对这次山东调查之行并没有十足把握。聂健说：“河南省高院出台律师调查制度后，没想到第一张调查令的被调查对象就是外埠的。”聂健有些担心，当地房产局不配合调查，他也不能凭借调查令在山东济宁市强制执行。
然而近日，记者在对中原区法院执行局二大队副大队长李晓乐进行采访时，他远没有曹卫平那样的信心满满，极其平静地对记者说：“调查令的举措本意是好的，但外埠机关是否配合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对方不配合，我们会逐级反映，或许该制度会以立法的形式在全国完善。”
“如果济宁市房产局不配合，我只能回来再申请。由中原区法院向郑州市法院申请，郑州市法院向河南省高院申请，河南省高院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通过最高院给山东省高院和济宁市法院做工作。”聂健以苦笑般的语气说出了这个略显冗长的句子。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还没有在全国法院系统全面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各省法院对此认同的态度不一，法院之间也没有就律师调查令达成一致，因此聂健顾虑的问题只能通过两省法院沟通解决，最终的结果是个未知数。
不确定的“尚方宝剑”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被律师称为执业三难关。此次法院签发律师调查令被一些律师解读为，法院在律师调查取证权上的突破。但是也有律师指出，此“调查”非彼“调查”，法院开放的是执行案件的财产线索调查，而不是案件事实部分的调查取证。
目前，在我国法院系统内，只有少数几个法院在推行或者施行委托律师调查制度，调查领域大都局限于执行案件。民事诉讼法学专家、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卫平教授认为，法院在执行案件中开放委托调查权风险最小。因为执行案件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通过审判得以明确，而且申请执行人有调查财产的需要，被执行人通常不产生调查需求，法院开放调查权变得相对简单。
尽管如此，法院委托调查的制度仍然产生争议。有趣的是，律师普遍支持，而法官中不乏反对者。张卫平教授分析说，法院委托调查制度的初衷，是调动法院和社会各方资源解决“执行难”，这个制度产生是因为我国法院执行庭的现状。按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委托律师无法取得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证据时，有权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但现实是法院人手不够，当事人的申请往往不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
从整合司法资源的角度说，律师显然是承担调查取证责任的最合适人选。聂健说如果法院委托律师调查成功取得线索，案件迅速得到执行，对法院和当事人无疑是双赢。但是双赢的前提是，被调查方配合调查，律师能在调查中得到线索。如果这个前提条件没有确立，这项制度的效果就打折扣了。
同时，这项制度的某些设计招来非议。第一，制度如果没有法律强制力就不能保证实施效力，实施的意义不大。但如果具有强制力，那么法院对不协助调查单位进行处罚没有法理依据；第二，制度规定调查令只向律师下发，而不能向当事人下发，这意味着当事人在案件执行阶段必须聘请律师，这实际上给当事人增加经济负担；第三，调查令只发给执行案件的申请人聘请的律师，但被申请人即使聘请律师也不能申请调查令或者阻止调查令，这有失公平，违背了法律的本意。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在全国法院系统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各地的律师调查制度内容也不尽相同。对聂健来说，无论是他代理的执行案件本身，还是律师调查令制度，其未来都不确定，唯一肯定的是律师调查令现在还不是律师取证的“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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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调查令”的“北京”模式
其实，河南省高院不是全国法院系统中第一家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法院，北京法院早有尝试。
早在2004年，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就推出“委托调查制度”，也是由当事人的律师提出申请，法院向律师下发调查令。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执行一庭庭长汪冬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这项制度从2004年7月施行至今，有过一些成功案例，但总体来说，申请律师调查令的案件占全部执行案件的比例较小。
朝阳法院推出这项制度的背景是朝阳法院执行庭收案量连年上升，去年执行案件累计1.3万件，今年同期案件量增长20%，但是执行庭人员只有60余人。朝阳法院由此推出委托调查制度，申请执行人的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写明申请调查的机构及理由，法院赋予律师部分调查权以便核实财产线索。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和河南省高院的调查令制度，都属于法院委托律师行使部分调查权，调查权都限于执行案件，而没有扩展到普通民事诉讼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调查阶段。
同时，汪冬指出，委托调查制度施行以来，由于没有通过立法明确，朝阳法院认为这项制度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调查令得以奏效，在于法院和各单位事前的沟通，而非法律上的强制力。
没有强制效力是“委托调查制度”的软肋，申请调查令的律师能不能实现预期调查目标，取决于被调查单位如何看待“委托调查”，也取决于被调查单位与法院的沟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