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我一个朋友最近走访了很多湖南县城里的律所，他给我感叹：这些县城里面的律师真的了不起。
为什么呢？很多不都是法院门口摆摊的模式吗？其实，这是我们的偏见。
他们办理的案件零碎得不得了，而且收费也低得不得了，一个官司收个两三千，包差旅费和开庭，甚至还有执行，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背后的故事呢？一个县城的律师，生存的压力也很大，大概每一个人一年要办理七八十个案子，才能勉强活得像样一点。
换一种方式表达：他们做着被大城市律师们不屑一顾的案子，收着被大部分律师不理解的低价，却解决着这个平凡社会中，芸芸众生的实际法律需求。
对别人是一粒灰，对他们就是一座山。
看了看数据，大约20多万律师在基层，在全国各地的各个县里、乡镇里，他们占了全国律师总人数不到40%，但是却解决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
我们前年曾经采访过一个藏区的律师，李红菊，她是那个县城里唯一的律师，有时去办理案件，在一个县城里都要开两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她要解决多少多少的事情呢？
藏区律师李红菊
这些分布在2843个县级单位的律师们，他们压力大、收费低、生存困难，他们默默无闻，所有的优秀几乎与他们无缘，但是他们承担起中国绝大部分人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遭遇的不公……
这些才是真正的精英，是他们解决了中国大部分的法律需求：
他们才是了不起的人民律师。
于社会而言，于行业而言，律师都属于社会的精英，但是精英就等于西装革履，就等于高大上？
这未必。以所做业务的类型来划分高低，是这个行业固有的偏见，做IPO的看不起做婚姻家事的，做婚姻家事的甚至都看不起做交通事故的。流弊所致，就是县城里面的律师直接被忽视。
那些县城里面的律师，可能穿得土里土气，他们去了省城律协开会，都会觉得“矮人一头”，评优秀律所的时候，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机会。
如果你把最近的全国律协的，甚或各省律协的会长、副会长的律所做个统计，看看有没有县城里面的小律所？
荣誉，与他们无缘；可是，荣誉如今又被很多律所用来做市场竞争：在招投标，在大企业的选择上，这些被利用起来的“荣誉”，甚至律协的职务都会被用来做市场竞争。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对“优秀律所”的评定如此执着的话，那最终形成的不过是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县城里面的律师们，缺乏话语权，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排挤在市场规则的制定外，眼睁睁看着别的大城市的大所利用不平等的方式获得了主导地位。
他们的生存困难，一部分，其实也是有这样不平等的方式导致的。
人们纷纷去那些“大所”，我走访了好几个县，如今很多县城里面的80后90后律师凤毛麟角，再过五年或者十年，那小县城里面岂不沦为了“法治的荒漠”？
这是一个问题，非常巨大的问题。当我们的制度发展，居然没有让律师无法服务更多的人时，再颁一个“人民的律师”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注定与众不同，我们有太多的不公平需要去匡扶，我们有太多的不法治需要去抗争，我们有太多的历史的或者县城政治遗留问题需要去处理，这些都是现实的法律需求，这些也是无数活生生的人在平凡世界里挣扎的生存需求：
一个被离婚的农村妇女该如何面对法院？一个被遗弃的老人如何得以善终？一个被强拆的家园如何弥补？一个被欺骗的工人如何拿到全家生活所需的工钱？一个被欺负被冤枉的乡下人，又该如何据理力争？……
特别是疫情，病毒侵蚀的是何止是人心，还有法治：为了目的，可以置多少人的合法权益于不顾？那些被损害的，或者被就此改变的人们，该怎么做？
或者因为时代的覆巢之下，那些被压碎的一个一个家庭，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从哪里获得勇气去面对未来？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我们这个时代，连对精英的定义都与众不同：
谁能服务更多的人，谁能一点一点改善中国的法治现状，谁就是真正的精英。
那些做IPO的，那些做基金的，那些做跨境并购的，固然是精英；但是那些在乡间与基层法庭间疲于奔命的律师们，也一样是精英，没有云泥之别，没有高低之分。
所谓人民律师，不应该就是如此！
最后，对那些默默付出的县城律师们表达敬意，也希望也为司法系统的诸君们进一言：市场已经在奖励那些规模化的律所了，我们何必再锦上添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