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讼师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律师。近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自清末引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演进。律师及律师制度在民国时期得以建立和发展，这一时期的“红色律师”为新中国人民律师的探索和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时期完成了对人民律师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其中首任司法部长史良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律师得以恢复和延续，随着中国法治进程不断改革、建设、发展并走向成熟。十八大以来，人民律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内涵。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人民律师应自觉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依法依规执业，合法取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履行社会责任。
[关键词]：律师；人民律师
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百年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现已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仅深入人心，且正在逐步落地生根。律师队伍作为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大有作为。个人对“人民律师”形成如下几点浅见薄识，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实际上，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是没有“律师”这个称呼的，从事类似职业的人常被称为讼师。我国法律史学界几乎公认的中国有记载的最早讼师是邓析。邓析是春秋末期郑国的大夫，善“名辨之学”“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吕氏春秋》）然而，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讼师素来受人轻贱，他们的形象……是贪婪、冷酷、狡黠、奸诈的，最善于播弄是非，颠倒黑白，捏词辩饰，渔人之利。”[1]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儒家文化、专制政治统治、以农为本的经济等原因，中国古代讼师根本不可能成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律师”。
作为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中国的律师制度自清末变法改制开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演进。1912年9月16日，民国北京政府延续清末关于律师制度构建的基本思路，颁布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律师制度的单行法规《律师暂行章程》，其中第14条把“律师”定义为：“律师受当事人之委托或审判衙口之命令，在审判衙口执行法定职务，并得依特别法之规定，在特别审判衙口行其职务。”这标志着近现代律师制度在中国的正式建立，也意味着作为法治现代化重要符号的律师制度在中国迄今已近一百一十年之久。中国律师制度建立之后的第一位执业律师是曹汝霖，他因留学日本，自东京法学院法科毕业，根据《律师暂行章程》规定，彼时具备相应的法学毕业文凭是可“不经考试得充律师”的，曹汝霖就是因此免试拿到了律师证，律师证的编号是民国第1号，他便成为了中国建立律师制度后的第一位本土执业律师。[2]下图为2017年某拍卖会所拍卖的拍品：民国二年由梁启超签发批准的律师证书。[3]从编号数字可见，制度初建时的律师人数并不少。
总的来看，中华民国时期的律师及律师制度虽在战乱不断、内外交困的时局下引进、发展，但仍然对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逐渐被中国社会大众认同和接受；其次，民国时期也有不少思想进步的律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和斗争，并以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发挥了其他阶层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追求法治健全、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律师在中共党史中被叫做“红色律师”，他们当中有人还继续在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较为著名的红色律师有：沈钧儒（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长）、章士钊、潘震亚、张志让、史良（新中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刘崇佑、江庸、施洋、吴凯声、陈志皋。[4]
02
人民律师的内涵
1949年9月29日，政协会议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订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自此新中国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律师制度的探索和实践，人民律师的内涵正式在这种探索和实践过程中逐步确立。
邓建新认为，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在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一边扫荡旧律师制度，一边着手建立新的律师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首先提出了“人民律师”的概念。其根据是1950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中央政法机关几位负责人，在谈到律师制度问题时指出，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旧的律师制度，主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律师是自由职业，专以个人的金钱收入为主要目的，劳动人民无钱，就请不到律师，得不到律师的帮助；现在我们如果要建设律师制度，必须要改革旧的，建设新的、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人民律师制度”。[5]
可见，建国初期的50年代，已经完成有关人民律师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随着1959年4月28日，国务院提出“关于撤销司法部”的议案，新中国关于人民律师的探索和实践戛然而止。[7]我认为，这一时期的探索和实践确定了有关“人民律师”的基本内涵：第一，人民律师是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服务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阶级属性。这是他与西方及旧中国律师的最大区别。第二，人民律师的主要任务或者执业内容不单纯限于刑事辩护和民事代理，还必定包括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帮助、宣传贯彻国家法律等无偿行为。第三，人民律师的职业追求与新中国法治发展建设目标保持一致，职业道德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03
人民律师的现状和未来
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颁布《律师暂行条例》，标志着新中国律师制度中断20年之后完成恢复重建。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7年修订）将律师定位为“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其作用是“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标志着人民律师制度历经多年艰辛探索已经走向成熟。目前关于新中国这七十多年新中国律师和律师制度研究和阐述较多。[8]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将律师工作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位置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律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人民律师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立足于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的属性定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发展大局，践行执业为民，依法诚信执业，以满腔热忱投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要加强对律师队伍的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自觉遵守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等从业基本要求，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我认为，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法治现代化进程明显逐步加速，全体共产党人初心不改，使命在肩，一切为了人民；在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人民律师则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责任和时代特征，人民律师大有可为，也应大有作为。当下及未来的人民律师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要与党同心同德，自觉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律师这一职业无论怎样进行具体定位，是否用“人民律师”来称谓，都一定有其政治属性。律师行业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自觉按照党章规定，坚持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决定，履行党员义务，自不待言。非党员律师同样应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认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建设，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要依法依规执业，凭借优质专业服务获得合法报酬。律师是以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向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为其核心内容的特殊职业，获取一定的利益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显然具有商业性。但作为熟悉法律的特殊职业群体，心中必须有法治信仰，其所有执业行为、执业活动都必须依法依规进行，所获得的报酬也只能是其取得的提供优质专业服务的合法合理对价。
最后，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履行社会责任。律师制度自恢复重建后，其身份经历了从“国家法律工作人员”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到“三个维护”的法律服务执业人员的身份转变，但无论如何具体转换，中国的人民律师除了应遵守传统的基本职业伦理，还应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参与社会公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改变部分律师唯利是图、不讲诚信、不敬业、好搬弄是非、甚至违法犯罪等所带来的负面消极影响和评价。人民律师只要政治立场不偏，专业素质过硬，依法合规执业取酬，恪守职业道德，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和人民，就一定能真正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1]梁治平．法意与人情［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转引自郭延军：《律师之“原罪”洗涤及合理社会定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47页。
[4]有关红色律师详细事迹报道参见《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30期、第33期。
[5]邓建新，《“建设律师队伍”：1950年代的律师重塑》，《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4辑。该讲话出处参见张耕主编：《中国律师制度发展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立法过程回顾》，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１—２页。同时邓建新教授认为，刘少奇是否为提出“人民律师”概念的第一人，还有待更详细的考证。
[6]报告全文载于《福建政报》第二卷第十一期，第47-53页。
[8]参见其中典型成果，王福强、付子堂：《实践驱动：新中国律师制度70年》，《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0-25页。
[1]邓建新：《“建设律师队伍”：1950年代的律师重塑》，《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4辑。
[2]王福强、付子堂：《实践驱动：新中国律师制度70年》，《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0-25页。
[3]史良：《关于目前司法行政工作报告》，《福建政报》，1950年，第二卷第十一期，第47-53页。
[4]张永进：:《文本与实践：建国初期律师制度初探》，《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5]孙文俊：《律师业发展路径与制度保障研究——以律师法律服务产品化为视角》，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5年。
[6]蔡长春、张晨、刘耀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奋力谱写律师事业发展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律师事业发展综述》，《中国律师》，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