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指控，2001年至2006年，高某在某市建设委员会任主任、党委书记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多家房地产公司或个人谋取利益，收受7人次158万人民币和2万美金。
在其任职期间，为了谋取职务升迁和感谢提拔重用，分8次送给某市委书记孙某某人民币39万元。
二、辩护意见
1.高某受贿罪构成自首。
2.指控高某受贿犯罪事实中有117万元不能认定为受贿金额。
3.高某不构成行贿罪。
4.被告人具有自首这一法定减轻情节和众多酌定从轻情节，确有悔罪表现，建议对其减轻处罚。
三、判决结果
高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该判决结果，没有认定高某某构成行贿罪。当事人及其亲属对此结果表示满意，不上诉。
四、案例评析
本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时，因当时《刑事诉讼法》规定“提供主要证据复印件”，所以公诉机关没有提供全部案卷材料给辩护人，只给了高某几次《讯问笔录》的复印件。
故辩护人为了解详细案情，在看守所连续会见高某多天，就《起诉意见书》指控的每一笔犯罪事实，与高某进行了详谈并形成《会见笔录》。
其后，辩护人去某市调查取证八九天，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中每一个疑点都进行了调查核实。
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以后，辩护人在仔细阅卷的基础上，对原定的辩护方案做出调整。同时，坚定了高某在法庭上坚持实事求是陈述案情的信心。
最后，通过庭审辩护，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
五、结语和建议
鉴于《刑法》第306条“辩护人妨碍作证罪”的规定，有律师抛出了“刑事案件一律不取证”的极端言论。
其实，刑事案件不是不能取证，只是要把握好取证的风险。
一般来说，对侦查机关没有调取的物证、书证，可以依法调取；
对侦查机关没有找过的证人，也可以依法取证；
对已经向侦查机关作过证的证人，若是为了查明侦查人员没有问到过的问题，也可以依法取证。
若是侦查人员已经问过的问题，辩护人认为证人的说法有可能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对辩护又确有帮助，不要自行去取证，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也可以申请其出庭作证。
例如本案中，因律师调取了某次《会议记录》，证实某行贿嫌疑人没有参加该次会议，故《起诉书》指控其于该次会议结束时送给高某人民币2万元，不具有真实性。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对该笔犯罪事实没有认定。
在防范执业风险的基础上，律师若能充分利用好法律赋予的调查取证权，对客观地分析案情，准确地制定辩护方案，实现预期的辩护目标，获得良好的辩护效果，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在某些案件中，律师调取的证据，甚至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记得2005年，我刚出道做律师时办理的第一件刑事案件，利用从某省公路管理局调取的一份书证，证实被害人不是依法执行公务，从而否定了检察机关对当事人妨害公务罪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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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民律师，湖南省邵阳县人，1997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其后分配到国家检察机关工作八年，2005年至今从事律师工作，主要从事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和企业危机管理工作，尤其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辩护。
其每年亲自承办的案件一般不超过10件。不过，凡是其亲自承办的案件，必亲力亲为，全力以赴，把辩护工作落到实处，力争把每一件案子办成经典案例。
执业十九以来，办理过厅级、处级、科级等领导干部、公务员职务犯罪案件数十件，办理过企业老板、高管经济犯罪案件数十件，绝大多数都实现了预期的辩护目标，深受客户好评。
现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务部副主任、刑事专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