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向成熟，毁灭的因素随着征战的扩张而倍增。一旦时机到来，或是意外事件的发生移去人为的支撑，庞大无比的机构无法承受本身重量的压力而倒塌。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国务卿立即领略到新领导的潜能：“戈尔巴乔夫”，他告诉报界，“与我曾会晤过的任何苏联领导完全不同。尽管有往后发生的一切，但舒尔茨的评估依然正确：戈尔巴乔夫确实是里根——还有一直上溯至凯南的遏制战略家们——始终在等待的克里姆林宫领袖。
戈尔巴乔夫成为了美国决策层一直期盼的“关键人物”。
然而，从内部看，苏联是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意识形态令它背负着僵硬不化的领导阶层、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消磨期望的经济、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和几乎完全不容不同政见、新鲜思想或变革计划的政治体制。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积累的各种矛盾已经有了集中爆发的迹象。
此外，还有第三个苏联，当时几乎未显现的苏联——但其对遏制史来说，被证明是最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它存在于新一代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行政管理者、外交官、情报分析者、律师和教师的心中，他们全都受益于克里姆林宫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大规模高等教育的巨大投入。这投入的目的是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加强苏联制度：毕竟，赫鲁晓夫已许诺在1980年时要赶上西方，不仅在军事能力上，也在日常生活质量上。”
可是，不激发好奇心，就难有好教育。反过来，好奇心将产生疑问，疑问导致批评，而批评若不得到答复，就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
苏联着力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最终却成为了苏联制度的质疑者和掘墓人。
在美国和西欧，战后时代也见证了大学教育的巨大扩展，结果是反叛青年公然攻击所有各类“权势集团”。在苏联，这挑战必然较谨慎。它悄悄地发生在讨论班的教室内、在公园散步时、在厨房餐桌旁的彻夜长谈中。并且更重要的是，在一类兴起中的苏联精英的思维中，得益于苏联制度给了他们的教育，已开始认识到这种制度无法以其现存形态生存下去。戈尔巴乔夫在这代人中间第一个抵达克里姆林宫等级制的顶端。他在那里的存在并未立即改善苏美关系：“戈尔巴乔夫将像他们的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一样强硬”，里根在1985年4月预言。“如果他不是个被证实了的意识形态分子，那么他永不会被政治局选中。””反过来，苏联资料证实，戈尔巴乔夫当时怀疑里根，而且在以后数月中依然如此。
然而，这位克里姆林宫新领导与其近期的前任不同，没有那么被意识形态所封闭，以致听任它锁上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心灵。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交流犹如与机器人谈话，那对一位像里根那样的自豪于其沟通技能的总统来说，是个令人沮丧的经历。相反，戈尔巴乔夫极为灵活，里根迅速意识到由此提供的机会。他一向意在使他的对抗战略为说服战略铺平道路：现在，时机已经到来……
戈尔巴乔夫与以往的苏联领袖不同，他乐于倾听外界的声音。甚至可以说，他内心深处早已有不同的声音在期待回应。
冷战拉开大幕之际，乔治·凯南曾告诫不要幻想美国领导人或可影响他们的苏联同行，“通过对他们讲道理，通过与之论辩，通过走近他们并说：‘看这里，事情就是这样。’”他们不会转过身，并说：“‘的确，我先前从未想过这点。我们会马上回去，改变我们的政策。’······他们不是那种人。”这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来说足够正确：无疑，里根自己试图与这最后三位苏联领导人——迅速接连而来的死亡给他们加诸了本身的任期限制——沟通的努力成果甚微。
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同。无论是苏联，还是先于它的俄罗斯帝国，以前从未产生过一位两者兼具的领导人：对外部世界开放，同时不愿粗暴行事。因而，他在准备聆听一个如是说的美国行政当局：“看这里，事情就是这样。”而且，他确实改变了苏联的政策，比他或任何其他人有可能预期的更彻底。戈尔巴乔夫为何选择这条道路？最佳解释之一出自里根本人。
“当我（1985年）秋天首次与他会晤时”，这位前总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清楚地表明，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共产主义政府制度。我从他的话里推断，他认为共产主义一向被管理得不好，他意欲改变其管理方式。”可是，在某个时候，“他最终决定抛弃共产主义的许多基本信条，连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在东欧获取的帝国。”一个原因，里根猜测，可能在于“质变开始时他仍是个年轻人，在低效和腐败的官僚体系里往上爬，目睹了斯大林政权的粗暴。”但这也有可能出自“发现百分之三的苏联农业用地由赚取利润的个体农夫经营，竟产出了他的国家的百分之四十的肉类。”
或者，可能“美国和西欧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衰退之后勃然复兴，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各国的经济却止步不前，这使他确信中央计划和官僚控制······削弱了人们生产和创优的积极性。”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必定认识到苏联
不再能支撑或控制斯大林的帝国，苏联的生存对他来说更重要。他必定看到他的国家面临着的经济灾难，断定它不能照旧将它的那么多财富花费在武器和——如我在日内瓦告诉他的——我们将永不让他的国家赢得的一场军备竞赛上。我确信，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也影响了他，令他更努力地去尝试解决苏联与西方的歧异。而且我认为，在我们的会晤中，我可能已帮助他理解为何我们认为苏联及其扩张主义政策是对我们的一个威胁。与他所认为的相比，我可能已帮助他明白苏联不需那么害怕西方，苏联在东欧的帝国对苏联的安全来说并非必要。
最后，里根断定，“戈尔巴乔夫有为变更而战的勇气，还有，最重要的，引入初始的民主、个人自由和自由企业的明智……
演员出身的里根，展现出了卓越政治家所具备的敏锐、坚毅和果决。
是这些素质，加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内部招致的改革，使这两位领导人能够取得凯南希望遏制战略实现的结果，那是四十年前他最初提出这战略时所期盼的。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凯南一直不是他的赞誉者。然而，当我在1996年问他是谁或是什么结束了冷战时，他的回答反映了大幅度的重新评价。“我认为历史力量在克服冷战方面是个更大的因素，大于任何个人的行为”，他答道。“可是，如果你要找两位对此大有贡献的个人，那么我会首先提到戈尔巴乔夫······但还有罗纳德·里根，他以他自己的无法模仿的方式，或许甚至不很清楚他真正在干什么，做了极少有别人在打破这僵局上将能够做的事。”
苏联的转变太过突然，以至于布什政府认为这背后隐藏着阴谋。
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宣布单方面从东欧和中欧撤出50万苏军。1989年夏季，他丝毫未阻止莫斯科的权威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崩溃。10月，在其建国四十周年的庆典上，他告诉东德人他们将不得不自我改革。当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柏林墙在下个月崩塌时，他让人明白他赞成已发生的事情。他未作任何努力去保存余下的，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卫星国政府，它们到这年底全都已经垮台。而且，12月，在戈尔巴乔夫与布什总统于马耳他举行的首次峰会上，前者特别注重承认美国在欧洲的作用合法正当，同时却未能讲明苏联在那里的作用应当如何。
摘自《遏制战略》
作者:〔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译者:时殷宏
出版年:2019-6
不过，到那时有件事已在变得一清二楚，即倘若戈尔巴乔夫有什么遏制战略，那么它也不是针对美国的。毋宁说，它旨在为本国遏制一系列事件的后果，这些事件现在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能加以控制。因为，一旦戈尔巴乔夫让人明白苏联不会武力抵抗自决要求，那这要求就不会面临任何阻碍。
八一九事件之后，叶利钦在大会上公开羞辱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道：“我对叶利钦的态度可能过于开明了。”
在“这最后几个月里”，布什总统是日晚间告诉全国，“你们和我见证了20世纪最重大的戏剧性事件之一，苏联的历史性和革命性的转变。”美国在四十余年里一直领导了斗争，“反对共产主义和它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价值观造成的威胁······这对抗现在结束了。”这是一篇匆忙编撰的演讲，看来几乎没有说出它在谈论的事情的重大意义：布什缺乏里根的将语言与历史联结起来的技能。不过，历史本身讲对了。美国确实避免了在战争与绥靖中二选一，在四十五年前凯南同样匆忙地编撰“长电报”时，它们似乎是西方可用的仅有选择。“我们的敌人”，布什简洁地收尾，“成了我们的伙伴。”（《遏制战略》，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图书简介：自“冷战总设计师”乔治·凯南首次缔造遏制战略以来，它成为了冷战中历届美国政府处理美苏竞争的指导性战略。并且，保罗·尼采、艾森豪威尔、基辛格等杰出的大战略家在不断赋予“遏制战略”新的内涵和手段。这一嬗变过程在冷战史学巨擘约翰·加迪斯的代表作《遏制战略》中得到了全面透彻且视角独到的分析。该书视野宏大，是一部经典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杰作，并且在大战略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建树。加迪斯从战略的目标、对威胁的认识以及实现战略的手段三个方面，对遏制战略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新面貌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缓和战略”等各种不同版本的遏制战略的实施效果及优劣。
作者简介：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耶鲁大学罗伯特·A.拉韦特军事与海军史讲座教授，是当前最享有盛誉的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之一，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其著作曾获包括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代表作有《遏制战略》《乔治·凯南》《长和平》《冷战新史》等。
译者简介：时殷弘，国际政治学者，国际战略家，美国问题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现当代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等书，译有《遏制战略》《马基雅维里主义》《战争论》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