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之死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此前后，中共高层随着事态的发展做出各种研判和应对。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口的关键抉择，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1
“苏联央视预告今晚7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大概要‘完’了。”
屏幕中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著名的7分钟“告别演说”。这个“连一寸国土都已经没有的‘国王’”，平静地宣布下台。
外交部大楼里的人不禁黯然神伤。“果真不出所料。”听到汇报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这样说。
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无声地消失了。公报说：“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
26日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开会。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需要做出的决策，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２
“特特急”电报发向莫斯科
27日中央有关苏联解体对策的讨论只进行了半小时。
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由江泽民主持，对苏联解体后的形势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认原12个加盟共和国独立。
在不远处坐着、负责起草电报的李景贤，从皮包里抽出备好的电报纸，立刻拟稿，写一页塞给前面的钱其琛修改一页，然后由最高层领导过目画圈。20年后，李景贤感叹，当时的流程和迅捷独一无二。
27日这天，中国官方媒体相当低调。《人民日报》仅仅在国际版刊发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和一篇记者特写《红场易帜纪实》，文中提到红场上人们的感情“十分复杂”。28日，中南海会议的决定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国际版除了一些国家承认俄罗斯等国独立外，还引用塔斯社报道说，今年卢布发行量剧增，前三季度物价上涨96%，似露忧心。
随后，中国内部的分析研判越来越多。
苏联解体后一周左右，江泽民总书记召集36人开了几天的会，上午下午连轴转，并要求人人发言不得少于半小时，讲透彻。
36人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重要官员和学者。记者采访到其中参会的两位，他们证实了这些讯息。“江总书记很认真地在听。这样的讨论，也不止一次。”
此时，不少有关苏联解体的讨论中，讨论者观点各异，一些老同志不愿看到苏联解体，另一些人则认为，解体客观上对中国利大于弊，来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胁消失，周边环境有利于建设。面对如此“突变”，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
一些学者提出“高层叛徒论”，一些则表达了“体制说”。
“我有两个朋友当时在苏联，他们说苏联解体的时候，工人照常上班，很平静。如果这个制度真的捍卫工农的利益，他们为什么不起来保护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放对记者这样说。
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延续至今，不过20年前大家还顾不上想太多。1991年12月27日上午的中南海会议结束后，李景贤很快奔向外交部，将最高领导们签发的那份“特特急”电报发给远方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
３
“政治团”变“经贸团”
苏联国旗落下一两小时后，一架波音767包机载着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降落莫斯科。
代表团原拟先访俄罗斯，对方称正忙于政权交接，只得改为在降落莫斯科后再转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然对方此刻也很忙。
此前一周，12月18日，俄罗斯政府接管克里姆林宫。同日，钱其琛外长指出：“苏联这座大厦彻底坍塌，也就是这一二十天的事了。”他提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由外交部副部长任团长。
出发前夕，李鹏总理表示需要派位部长去，并由“政治团”改为“经贸团”探路，由李岚清部长任团长，副外长田曾佩任副团长，由外交部和部分企业家共30多人组成。
此刻各加盟国尚未独立，不易以政治团名义出访，但保持交往却不可耽搁。
中国代表团初到时，谈判进展较慢，而当27日中南海会议后，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国外长告知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谈判建交后，中国代表团受到各国热情接待，谈判极为顺利。
“现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中央非常关心苏联加速解体对我国的利弊和影响。”“8·19事件”之后，外交部一副部长曾这样说。
４
研判“8·19事件”
外交部门及中央领导提前预判与未雨绸缪的效果，在几个月前已显露出来。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吃了颗“定心丸”，赶去克里米亚半岛享受起阳光、海水和沙滩。
此前的几个月，戈氏焦躁不安。由于他上任之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民族自决”的影响下，各个联盟国欲自立门户。
1990年和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相继独立，很快，俄罗斯也发表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
对此，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看得很重，他说：“俄罗斯是个大块头，它宣告独立，对苏联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为防止联邦瓦解和维持最低限度国家统一，戈尔巴乔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联盟条约。按照原计划，条约将于1991年8月20日签署。
戈尔巴乔夫万万没想到的是，8月19日，苏联高层8人发动政变，他们认为戈氏改革难以进行，试图挽救站在悬崖边上的苏维埃政权。
当天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爬上白宫外的一辆坦克，宣布“反对这次‘逼宫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赞同。
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回天无力，胜者是叶利钦。9月初，3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宣布独立，3个月后，苏联解体。
也就是在“8·19事件”的第二天，据《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进行了一场谈话。
“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说，“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日后不难看出，转过年的南巡讲话不少内容正是对上述谈话的延展、深化。
５
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访苏
苏联革命、改革及命运，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其选择也因时因势而变。
东欧持续动荡的1991年初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思考要不要访问苏联。
“有人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已摇摇欲坠，现实情况到底怎么样？”1991年2月的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如是问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周晓沛等人，他希望大家开“无轨电车”，放开聊，此前他已多次收到戈尔巴乔夫的访苏邀请，最近还收到戈氏的亲笔信。
根据周晓沛后来在其著作《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的记载，他当时还对江泽民说，1989年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后，双边关系发展不错，苏联内部包括反对派都支持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他建议保持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势头。
“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访问，我们总有个回访。（人家几次邀请）你没理由回绝，这是个外交礼节问题。”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国际问题专家俞邃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最终，江泽民决定5月访苏。
彼时，代表团驻地地下室里，堆满了罐头、玩具、糖果、旅游鞋等礼品，整整5车皮，都是江泽民准备送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民的。
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处在风口浪尖。“我很难办。左派和右派都批评我。有的想走回头路，这不现实；有的提出要加快速度，这是冒险。”戈尔巴乔夫对江泽民推心置腹。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戈氏还谈到苏联曾经的高度集中体制运转不灵，他举例说一个加盟共和国总书记要去视察他们国内一家金矿，都要经过苏联最高层批准。
“8·19事件”前的这几个月，正是戈尔巴乔夫自信有所增长的时候。他相信新的联盟条约能保持国家的统一———“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录了此时戈氏的乐观，“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
不过，“8·19事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堂”，一去不返。江泽民此次访问也成为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６
苏维埃纪行
“8·19事件”确实难以预计。江总书记访问之前，先期与苏方讨论公报的代表也多次与苏联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
他们的总体印象是，高层权力在向叶利钦倾斜，但叶氏也未必想解散苏联，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联盟估计能够继续存在。
参与谈判调研的李景贤还深深感受到底层群众对苏联存亡问题的冷漠。
“那时苏联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人们很浮躁。看起来形势大好，但是人们想的和高层说的完全不一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春生1989年至1991年在苏联做访问学者，她对记者回忆，“比如我当时住在俄罗斯科学院研究生院宿舍里，经常和俄罗斯人聊天，他们有做生意、出国等等想法，感觉不是很稳定。”
1990年底，田春生还应朋友之邀去了趟波罗的海三国旅行，朋友对田说：你得赶紧去，要是不去的话，这3个共和国就会脱离苏联，再去就要护照了。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员等专程前往苏联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回来后，他形成了一份万字报告，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归结为三句话：思想理论的僵化、教条；经济管理的凝固化、机会主义；政治生活缺乏民主。
俞邃向记者回忆说，那次访问中，大家曾和乌克兰中央书记、后来担任乌克兰总统、成为瓦解苏联关键人物之一的克拉夫丘克座谈，那时他大谈马列主义，后来180度大转弯，给在场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７
只握手，不拥抱
苏联解体前的各类调研其实多少都与中国高层领导的判断有关，尤其是邓小平。
10点差一两分钟，邓小平破例走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达35秒，但都“贯彻”了邓小平之前特别叮嘱的这次见面时“不拥抱”的原则。
没有提纲，更没有讲话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将谈什么。面前一个麦克风、一杯茶。
两个半小时大多是邓小平在说，戈尔巴乔夫偶尔回应，更多频频点头。
“我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戈氏之前曾这样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年邓小平85岁，戈氏58岁。另据记者采访了解，充分尊重，这也是苏方智囊给他的建议。戈氏出发前两周推掉了几乎所有工作，专心研读中苏资料。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邓小平首先定下的调子，中苏两大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破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世纪50年代蜜月期之后至此的30年间，中苏经历了3个10年：10年论战、10年对抗及10年谈判。
这期间，有文斗也有珍宝岛的惨烈武斗。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说，“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细细琢磨，这些话语是在谈苏联，又是在反思中国。
这次谈话中涉及古今中外的事实举例就有几十个，在一旁聆听谈话的李景贤之后整理讲话稿时一一核实，发现所举的事例极为准确。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东欧、苏联的局势进一步动荡。有一次，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