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
——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摘要］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系统梳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扩散、应对中的四类社会风险，以及影响社会风险的因素，运用社会风险理论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野提炼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八个特点，即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巨大的和风险有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机会。社会风险的这些特点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独特体制、特定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个性特点。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社会风险；影响因素；风险特点
一、风险与社会风险的含义
（一）风险
依据不同的标准，风险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涉及的主体来看，有个人风险、群体风险和社会风险；从涉及的领域来看，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从产生的原因来看，有自然风险、人为风险，而人为风险中又有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两种情况；从发生的频率来看，有常规性风险与偶发性风险；从发生的时序来看，有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等等。{6}不同类型风险的划分都是相对的，而且它们之间还可能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二）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风险的一种类型，其特征之一是涉及人数众多，是很多人受到影响的风险，而不仅仅是个人或少数人受到的风险；特征之二是社会领域的风险，即涉及人身安全、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社会结构等；特征之三是涉及地域范围较大。因此，社会风险是人们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生命安全、价值规范、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等受到威胁或破坏的可能性的认知与判断。严重社会风险的后果是社会恐慌、社会骚乱等。所有类型的风险都有可能演变为社会风险，例如，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影响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们就不仅是金融和经济领域的风险而是社会领域的风险，即社会风险。因此，社会风险的致灾因子更加多种多样，与其他风险相比，其承灾体主要是个人、群体、社会价值、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
很多时候，社会风险的深层次原因是治理不善造成的。因此，政治稳定、治理有效是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最重要的手段。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不断制造着新的风险的同时，又在不断创造性地管理风险、消除风险。人们在不停地与各种风险的斗争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二、多种社会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大规模扩散及其抗击过程中，引发和潜藏着多种社会风险和问题，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社会的正常生活、社会的融洽关系和社会的有序运转。
（一）健康安全
（二）生活保障
（三）社会信任
（四）社会稳定
三、社会风险的影响因素
（一）特殊的传染性病毒
（二）特殊的疫情发生地点
疫源地的经济社会特点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也是引发社会风险的重要因素。根据武汉市政府门户网站资料，2018年末武汉市常住人口为1108.1万人，户籍总人口为883.73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为236.80万人，城镇人口为646.93万人。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处于南来北往、连贯东西的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经济商贸活动频繁，流动人口多，因此，疫病传播快、防控难度大。大量被感染的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人直接或间接都有与武汉感染者接触的经历。截至2020年2月9日24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16902例，占湖北省29631例的57.04%，占全国40171例的42.08%,湖北省又占全国的73.77%。正是由于疫情发生地明确，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为防控工作提供了方向和重点。除了武汉市和湖北省外，感染人数最多的是广东、浙江和河南等省。湖北省内，武汉市之外，与武汉接壤的黄冈市以及孝感市病例最多、疫情最严重。疫情严重的地区一般是与疫源区接壤或人员联系往来比较频繁的地方。大规模的人口及其流动性、便利的交通枢纽位置，一方面为传染病疫情大规模迅速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使得采取精准有效的防控措施十分困难。
疫情暴发之时，正值岁末年初，恰逢中国传统春节即将到来。这时，民间正忙着置办年货，劳累了一年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路踏上返乡之路。2020年1月10日，交通运输部门启动一年一度的春运模式，数以亿计的旅客开始候鸟式迁移。以武汉市为疫情中心的新型冠状病毒，也在这场人口大流动中悄悄地开始了传播扩散。春节期间的人口大迁移客观上大大增加了疫情扩散的风险，但也正是人们在家过年使得封闭、隔离等防控措施比较容易实施。自从武汉市开始“封城”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之后，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极其严厉的限制人员流动、接触、聚集等防控措施。从大年初二起，全国人民放弃了传统的节日，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居家隔离，不再外出走亲访友、聚餐游乐。对于春运高峰的急刹车和最重要节日的放弃，亟待政策宣传解释到位，人们理解、支持，配套措施跟上，形成群防群治合力。
（四）现代化信息传播方式
（五）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防联控措施
（六）网络化生存方式
除了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传播能力外，现代化信息技术特别是智能化商业、物流、服务业的发展为居家隔离和社区封闭式管理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生活保障，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减少了人员流动、聚集的需要，减轻了基层管理的压力。城市绝大多数家庭在家里用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挑选和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服务。在线选购和智能化支付后，商家通过快递物流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让客户取回家中，顾客与商家、送货人不见面。这样既满足了居民的日常所需，又可以有效预防疾病传播。
（七）较为充足的物资保障系统
除了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外，保障吃喝用等生活必需品正常供应是维护紧急时期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疫情造成交通、物流、生产、商业受限，家庭日用品和生活物资供应极有可能出现短缺，而且一些不法商人有可能趁机囤积居奇，造谣惑众，哄抬物价。此次疫情，市场总体保持平稳，除极重疫区之外全国城乡居民正常生活物资供应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疫情引发社会稳定的风险。但是，由于承平日久，生产和储备不足，以及采购、运输、分配、使用等决策和管理不够科学精细，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医护用品物资一直维持紧平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供应不足的问题，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引起社会不满和恐慌。在中央的指导和统筹协调下，在全国各地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地方政府调整完善有关措施，缓解了医护用品物资紧张状况。
（八）高水平的专家支持系统
（九）认真回应社会关切
（十）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
（十一）开放合作的科学精神
四、社会风险的特点
疫情的暴发、扩散与防控暴露和引发了诸多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独特国情和治理体系的个性特点。
（一）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
由于开放性、流动性和连通性增强，现代风险往往是跨界的，突破空间限制，迅速扩散蔓延。风险的跨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跨越一国之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边界，另一种是跨越国界。
新冠病毒肺炎首先出现于武汉市，由于认识不清、防控不及时不到位，致使其迅速扩散开来。与武汉相邻地区的黄冈市、孝感市等地方的感染人数急剧增加，与武汉市和湖北省其他地区人员往来比较多、比较密切的广东、浙江、河南等省，尤其是深圳、广州、温州等市流动人口多，感染人数也比较多。疫情传播扩散呈现地域上的圈层化特点。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均具有强大的统筹能力。在上级政府的统筹下，全国一盘棋，各地在做好各自防疫工作的同时，根据需要相互支持。因此，总体上国内的风险跨界没有导致跨界的争端。即使民间偶尔有以邻为壑的错误做法，也很快得到纠正。
（二）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
大量病例表明，新冠病毒肺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受感染者主要是与疫源地武汉市的病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全国各地在武汉“封城”以后，纷纷启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使得疫情风险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得到不同程度的管控。但是，由于感染人数多、用于传染病防治的医疗资源紧张，一些地方特别是武汉市没有能够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人为加剧了传染的风险，造成一段时期内受到感染的人数大幅度上升。此外，紧急收治新冠肺炎感染病人，也一度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看病就医。党中央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批次从军队、全国各省（区、市）调集医护人员和应急物资支援武汉和湖北各地。封控措施将传染病疫情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阻止了局部风险向外扩散蔓延。但是，不同行政区域的初始感染人数、医疗资源和社会治理能力存在差异，有的地方医疗资源紧张，防控措施失当，使区域化风险在家庭、社区和行政区域内部扩散、加重。
区域化风险和内部化风险相互联系，是中国独特体制下的风险传播特点。强大的行政力量干预，一方面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区域内，切断了风险传播的途径；另一方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增加区域内部风险，加大风险治理难度。
（三）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
（四）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
从引发风险的原因来看，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人为因素又有技术性和制度性两个方面的因素。尽管现在还不能准确判断新冠病毒与哪种动物有关，但是，无疑它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病毒肺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然引发的风险。
如果不是人们的特殊饮食偏好，这种自然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新冠病毒肺炎又与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是人为导致的后果。疫情刚开始时，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疫情扩散的风险就要小得多。采取严厉防控措施后，如果各项措施科学合理、周到细致，出现区域性、局部性无序和恐慌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各地启动一级响应后出现的各类问题，很多是应对不力造成的。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是现代社会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是人为的治理性风险，根源在于治理制度不完善、治理能力不强。
（五）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
（六）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
（七）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巨大的
（八）风险有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机会
“风险不同于毁灭。它们不涉及已经发生的损害。不然的话，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破产。”{16}有风险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风险的冷漠、恐惧、无为和健忘。风险不都是损失，如果预防和处置得当，风险也会变成收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各种灾难和风险斗争的历史，中华民族也是在历经各种磨难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21世纪以来，无论是SARS疫情、还是汶川特大地震，不仅没有打垮中国人民，反倒使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更加健全，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不断创新。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此次会议预示着，更加全面的反思和改革将随着疫情的结束而陆续展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付出的沉重代价一定会在更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中得到补偿。
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波澜壮阔，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独一无二，具有时空压缩性。正是在这样独特的巨型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巨大的人口规模、辽阔的国土面积、不平衡的区域发展、待完善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杂局面、独特的治理体系、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国际环境，其他国家常见的、微小的风险到了中国都可能演变为巨大的风险挑战甚至灾难。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引发的各类社会风险扩散更快、影响面更广，区域性特点更明显，变异性和叠加性更强，人为性和建构性成分更多，弱势群体受到冲击更大，潜在的危机更长久。但是，中华民族具有顽强的韧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拥有更加强大的善于反思和化危为机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又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是中国应对社会风险的优势。
注释：
{1}{14}[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张文杰、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7，36.
{3}李培林等主编.中国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35-836.
{4}冯必扬.社会风险：视角、内涵与成因[J].天津社会科学，2004（2）.
{5}{6}邹积亮编著.政府突发事件风险评估研究与实践[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26,25-27.
{7}薛天山.中国人的信任逻辑[J].伦理学研究，2008（4）.
{10}{16}[英]芭芭拉·亚当、[英]乌尔里希·贝克、[英]约斯特·房·龙著，赵延东、马缨等译.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学理论的关键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1,331.
{11}{13}[美]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编著，童蕴芝译.风险的社会视野（下）[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198，203.
{12}闪淳昌、薛澜编著.应急管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5}贾楠、陈永强、郭旦怀、刘奕.社区风险防范的三角形模型构建及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9（11）.
［作者简介］龚维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