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近日正式发布。《决定》指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优势条件。
记者：《决定》提出，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高水平对外开放意义何在？
《决定》提出，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这也为我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描绘蓝图。
记者：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关键点在哪里？
姚洋：首先，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尤其是我们的产业政策，要更加符合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市场规则。打个比方，这几年我们出口“新三样”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像光伏行业由于资源过于集中，造成我国的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一定的贸易壁垒。接下来，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中要避免类似问题。
放眼国外，中国新能源汽车因为价格优势明显，在欧洲市场很受欢迎。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达60.5万辆，同比增长13.2%，这也体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巨大韧性。如今，我们超越日本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进一步稳住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良好势头，对于畅通“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眼下受欧美市场政策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面临更多贸易壁垒，所以，中国车企到海外本地化生产或是趋势。中国车企可以在欧洲或者在区域性中心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这可以给当地带来工作岗位，提高当地民众对中国商品的接受程度，也有助于减少出口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贸易壁垒。《决定》提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这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其次，要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简而言之，要为外资准入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加快出台和实施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要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的门槛。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要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发展，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
记者：《决定》提出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发力？
姚洋：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有可为。今年以来，我们多措并举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我们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们的对外开放，必须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让国外市场也能从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受益，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持久。《决定》提出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非常及时。我们要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
我再举个例子，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很受欢迎。一辆入门级的名爵新能源车，在我们国家的售价为十多万元人民币，在欧洲，可以卖到2.8万欧元，也就是说，价格比国内高出一倍。即便如此，在欧洲依然卖得很火。当欧盟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后，很多欧洲企业也表示反对，并为中国发声。因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中国和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中欧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加强双方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和人民期待。这就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好处——只要我们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就自然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合作空间。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必将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记者：《决定》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正是因为近年来我们进行了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的竞争对手同台竞争，才倒逼着我们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在和国外的高科技公司的高水平竞争中，华为公司开发出自己的“万物互联”操作系统，华为公司也从一家通信器材公司变成了一家全口径的高科技公司。所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是受益者。按照《决定》要求，我们要“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
目前，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正迎来新一轮外商投资热潮，粤港澳大湾区要继续争当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余淼杰：改革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永续发动机
在认真学习公报内容之后，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这次全会体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改革，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
从公报的具体内容来看，公报讲了三点：一、改革的重要性；二、怎样改革；三、全面地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内容。
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
具体结合公报，谈一谈我的心得。
第一点，我觉得公报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指明了我们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公报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这句话讲的是，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螺旋式上升关系。换言之，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永续发动机。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深刻阐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将中国式现代化从14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希望通过改革来促进这14个方面的落地。
“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两个词，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内涵。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效益最大化”就是利润最大化。但在党的文件中，比较少见地提到“效率最优化”。在我看来，只有在效益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效率的最优化。而如何“实现效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则需要市场来决定。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个人认为，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是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展开，一方面是从要素上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也是起点，终点是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过程是降低各类交易成本，而方式和保障则主要是要依靠法治。
同时，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绕不过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在市场方面，要做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丰富了“有为政府”的内涵，即“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
此次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之前党的十九大和党的二十大提到城乡融合发展，着重强调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信息化，以及新型农业现代化。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说到底，新型信息化是给这两项赋能的工具，而农业现代化则是重要保障，所以这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而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必须强调全面的乡村振兴。
此外，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根据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递增理论，如果企业或者行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递增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生产不同的差异化产品卖到全球各地，从而变成一个净出口国。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双循环的有机统一。
同时，全会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之前中国的开放是要素型开放，而现在，除了要素型开放之外，中国的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所以当今的中国，既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又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另外，制度型开放是指，中国除了在要素型开放上保持比较优势之外，还要在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型的开放。
全会还提出，要“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个人认为，尽管目前国内衡量经济增长往往使用GDP这个指标，但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多的企业走出去，衡量经济增长除了考核GDP之外，也许还要看GNP（国民生产总值）。
此外，“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必须明确的是改革开放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抓好改革的事情，关键也在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改革正确方向。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原动力，开放是重要的法宝，而根本则在于党的领导。
从全球层面来看，在当今这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在开放，但为什么只有中国可以达到每年GDP5%的增长？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顺利实现。
总体而言，这次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可谓干货满满，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信心。相信沿着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
贾康：学习心得和体会
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NSE50季度论坛（2024.7.21）上的发言
谢谢许磊副院长，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交流，主题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通过公报传达的指导方针、基本精神，作学习领会。我以研究者定位先向各位谈一下自己的一些初步学习心得。
贾康图
《公报》很浓缩地传达这次会议权威性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要领。我们也都在等待着看全会上形成、不久将要公诸于世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没有看到这个决定之前，公报精神已经非常值得我们加以深入领会。《公报》开始部分，体现了对于二十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的肯定、以及高度评价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取得的实践成就之后，跟着特别强调：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在此愿意比较直率地谈一下联系实际的感受。
这个自然段我先念一下：“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社会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这一段文字并不太长，但每一句话，显然都在内容表述上字斟句酌，有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领会的必要。我学习这一段体现中央指导精神的文字，从两个视角谈一谈自己的初步体会。
这个视角上的资源配置优化，中央是在总结过去已有的丰富经验，又面对当前现实中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客观需要，给出的明确指导。当然这在理论上又可以归结为中央早已指出的我国推进现代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改革，就是要以我们经济社会转轨中制度安排、机制塑造的优化，以有效的制度供给为龙头，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正是落在“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上。
过去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里，也反复探讨这个问题：在供需互动的经济基本循环中间，供给侧实际的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源泉，需求是原生动力，但在需求侧，并不能由这些有需求的社会成员，回答出到底怎样形成有效供给对他们需求的回应，必须是供给侧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创新发展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进而不断满足需求，这样他们的创新，一定要成为一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制度创新，来达到我们所说的改革诉求——搞活、发展，而且要对应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现在于整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供给侧改革方面，中央这次《公报》里对应到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表述，是落在“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而内生动力一定是要落在千千万万分散的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一定要落在他们以创新活力对应自己长期主义行为模式而带来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步一步行稳致远，去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这是对此自然段前半段学习领会以后自己的初步理解：聚焦资源配置优化，承前启后，中央进一步肯定了以后怎样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这个导向之下，《公报》跟着有非常实质性的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就是指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制度环境、市场健康运行基本保障条件的打造。这也是重申中央过去已经反复强调的，对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经济成分，都要认为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公平的、平等的、同等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要一碗水端平，要有这样一种从制度建设和长期展望来看，民营经济吃下定心丸的发展环境保障。
这样一些初步领会和理解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郑永年：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释放更多经济增量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郑永年。资料图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路径
《21世纪》：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你如何看待这一目标
郑永年：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分为两步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2035年的目标，关键是要通过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推进，这一目标已经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在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
《21世纪》：“高水平”具体包括哪些要求或指标？
郑永年：我认为可以把“高水平”理解为“高质量”发展，区别于过去单纯追求量的增长的阶段，现在的重点是高质量发展和制度型开放，例如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都是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一方面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和规范管理。行政体制改革也至关重要。生产力的变化导致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并带来新的商业模式，这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来支持和调整生产关系。行政体制改革既包括宏观的制度，也包括中观的体制和微观的机制，我认为当前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在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过程。
《21世纪》：你认为中观层面的体制改革主要有哪些重点？
郑永年：当前为了继续推动创新，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政府应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数字经济为例，目前数据碎片化、数据孤岛现象仍然突出，数据交易空间亟待打开。因此，地方之间促进数据流动至关重要，不仅是省际，还有市际的数据流动也需要打通。企业之间的数据流动更是关键环节，没有数据流动就没有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些都需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解决，从而实现区域内、全国范围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其核心在于优化政府机制，强调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避免地区间的行政壁垒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障碍。
除了交通的联通之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也应该打通。比如医保社保的跨市统筹协调应该进一步优化，让年轻人、新市民能够在较发达的城市工作同时在临近的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实现安居，从而充分地降低社会的创新成本，而这是光靠市场自身调节功能所难以实现的。
《21世纪》：这意味着中央统筹需要进一步加强？
郑永年：统筹就是最重要的行政体制改革内容之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要素与西部生产要素如何打通流动，东部的管理、资本、开放优势如何与西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优势结合起来，都需要中央的统筹。这也可以有效避免城市之间、区域之间过度竞争，避免一些地方为了保住本地GDP而对生产要素的流动有所限制。
释放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双重活力
《21世纪》：《决定》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如何看待？
郑永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央与地方之间、省与市之间的关系很关键。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里，不可能所有事务都由中央统筹，只有在特定领域，比如税收分配，才能做到跨区域支持，如东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多缴税款，西部欠发达地区少缴一些。由于中国的地方差异性较大，中央统筹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是正常的。但我认为省级统筹的改革是比较容易先推进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应当让地方更多参与，在公共服务方面则需要更多中央统筹。
此外，我认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应该相匹配，避免地方政府出现“钱少责任大”的情况。例如教育领域中，高校教师的工资是否可以考虑适度统筹协调，以避免地区之间的人才资源的不均衡现象，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区域间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认为在社会服务领域应当通过中央统筹尽可能追求地方之间的公平，在经济发展领域则应让地方政府更多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有效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21世纪》：你之前提过“强政府、强社会”的概念，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为什么？怎么实现？
郑永年：这一点非常重要，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我早就提出过，政府如果无所不管、却无法有效管理，那就是“弱政府”，只有政府管理得有条不紊、有效率，才能称为“强政府”；同时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很强，就是“强社会”的表现，这样民众也会更自觉地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特别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这也有利于减轻政府财政和事务的负担，这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领域和人员都要强调自我管理能力，而是在一些可以发挥市场和社会作用的领域，政府应少管、精管，这样才能更好地施政。
《21世纪》：这其实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应怎么转和变？
郑永年：最关键的是提升法治水平和能力，继续坚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明确哪些事政府要做、哪些事政府少做或不做。法治政府建设涉及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等方面，近些年党中央一直强调这点。政府要适当“精管”，为社会和市场主体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企业应拥有更多自主权和责任，同时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应该被鼓励更多参与社会建设，这就能够将政府的角色和职责界限确定下来，不是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而是在必要时提供及时、合适的监管和支持。
《21世纪》：有效的政府治理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有哪些意义？
郑永年：这将会释放地方政府和民营经济的双重活力，中国经济拥有巨大的潜力，前景将会十分光明。一些发达国家人均GDP可以达到6万至7万美元，而中国目前为13,000美元，这恰恰意味着我们还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以最近很火的低空经济为例，在技术上其实它已经不是新概念，世界范围内也已有一些应用，目前只需要进行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例如空域管理的改革，就能释放低空经济的强大能量。很多事情其实可以交给民营企业来做，经济的可能性、经济活动的种类和空间都是无限的。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可以释放出更多的经济增量。
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角色
《21世纪》：除了刚才讨论的有效的政府治理，要实现2035年和2050年的目标，你认为还有哪些具体路径以及要克服的挑战？
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中，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就是经济和科技。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一些领域仍属价值链中低端，如何提升？这就需要技术引领和新质生产力的推动，目前主要面临着一些体制机制层面的挑战。需要释放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活力，同时“收”和“放”需要达到平衡，避免过度的集权和分权，根据经济发展具体情况灵活适度调整。
《21世纪》：可以理解为，归根结底是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持续优化？
郑永年：是的，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正如全会提到，需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最近我有一个新想法，即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挑战，关键前提应在于政府如何在社会领域中发挥更好的作用，然后才能够更好发挥市场作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角色，避免一些国有企业市场化不足而一些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的情况，后者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应该先加强政府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作用，保障社会基本公平，然后在那些应市场化但市场化程度仍不足的领域推进市场改革。例如，公积金和养老金制度改革、食品安全等问题都需要政府采取更加高效而严格的监管。我认为，政府应当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如此才能更好地释放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
田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如何同向发力
田轩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
田轩资料图。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被赋予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中，首要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旨在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并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当前，全球进入新一轮技术变革期，叠加政治局势动荡等扰动因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流趋势愈发显著。如何依托完备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体制机制的同向发力，激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新质动能优势，成为中国实现周期突围的关键。
对标《决定》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人才、科技、教育等全面迈进的全方位体制改革，必须注重体制机制双方面的同向发力，才能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助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而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速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竞争新优势。
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体制协调与机制共振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首要内涵。由于科技创新从0到1、从无到有的不确定性与复杂程度，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很有可能出现资源过于分散，或者“宁卖茶叶蛋不做原子弹”的市场失灵乱象。因此，实现高水平科技创新，既要以“集中力量”进行战略整合和全局安排，也要致力于“办大事”这个目标，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秩序共同运作、相互协调、同频共振。
对此，《决定》指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进行有效的政府治理。未来，应在政策设计与执行中，进一步提升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互协调的宏观政策效能。应注重政策的系统集成，强化政策执行。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取向一致性，避免“运动式”产业政策调控。建立完善法治化、程序化、市场化的政策执行体系，让市场各方尽快归其位、司其职。
法治端，在社会身份地位的公正性上，给予创新企业更加坚实的保障；进一步通过国家力量予以保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保障创新企业发展环境的稳定。文化端，面对先行弄潮儿们的“奇思异想”、“特立独行”与“离经叛道”，除予以政策、资金、项目的硬支持，更需要引导全社会以兼收并蓄的“宽容”，来激发、呵护科技人才创新热情和企业家精神。
同时，应进一步系统梳理完善政策体系，在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上，明确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地位。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打造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等，健全配套制度，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突破区域限制、行政干预、市场保护等壁垒，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促进各种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以需求端为指引，加大力度支持龙头企业牵头重大（重点）科技专项，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向创新企业倾斜。
二、金融运行效率与治理效能的共同提升
对标高质量发展目标，我国金融行业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科技创新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比重不高、创新型企业债券融资受限、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金融产品不丰富、长期资金投入不足、民间资本活跃度不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等，导致资本对企业创新支持不足，难以形成“产学研企”深度融通的创新机制，更无法推动“科技—资本—产业”的良性循环。
未来，金融行业应严格落实全会部署，将提升金融运行效率与提升金融行业治理效能有机结合，不断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应优化间接融资供给，构建政、银、企、保多方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圈，加大提供“广覆盖、长周期、弱担保”的科创信贷服务。应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化机制改革，通过立法方式逐步推动债券市场标准的统一，通过增信发行等方式提高对创新企业的债券融资支持；创新银政协同引导基金模式，通过央行发行“促进新质生产力国债”吸纳社会资金，并和地方政府一同组建“促进新质生产力基金”，同时以“宽基”和“科技基金”为抓手支持发展民营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推动股票市场关键机制变革，严格落实新“国九条”政策要求，完善上市标准，深入推进发行监管转型，精准识别科技型企业，健全全链条“绿色通道”；适当放宽对科创型上市企业信息披露频次要求，降低创新企业面临的短期资本压力；通过政策优惠引导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入市，并流向优质科技企业，壮大耐心资本。
三、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面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发展之外，还需要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作为根本支撑。对此，《决定》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完善举国体制新型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未来，应聚焦高水平、有组织的学科布局、科研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人才培育这几个重点方面，因地制宜统筹布局资源，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产业转化的创新成果，扩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面。
具体来看，应继续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完善科技人才流动的市场机制，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建立匹配创新激励的薪酬制度；进一步深化“三评”改革，减少不必要的政府评价，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在科技奖励、人才学术贡献认可等方面的作用。
以搭平台、造生态为切入点，推进科技创新服务生态建设。优化我国科研机制，建立高包容度的良性研究生态，重点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明确国家实验室体系、国立科研机构的职能定位及对应支持方式，加快概念验证中心、小试中试平台、应用场景基地等建设，助力科研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
张宇燕资料图。
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对比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谈三个观察。
关于完全未变更的内容，重点有两方面
一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句话十年前和今天是一模一样的。
二是以开放促改革，这句话的位置相比十年前更向前提了。原来是在《公报》里面最后的五分之一位置提到的，这次则是前五分之一的内容，从而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和重要性。略有不同的是，开放除了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鲜明标识，即加了“鲜明标识”四个字。这句话是总书记在2022年4月份谈到的。另一处略有不同的表述是，今年特别强调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十年前是“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前面是培育新优势，引领新优势，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现在谈的是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这一点变化是和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有关，我们现在分量更大了，所以现在提到了开放能力，而不仅是培育优势。
谈到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两份公报表述差不多
十年前讲的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次是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并且特别提到具体包括制度型开放有四个内容，管理、标准、规则、规制。
今年的公报中也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内容
一是讲到了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包括单边对最不发达国家开放。所谓单边是不要求对等。以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我国对一些国家或在一些领域已经具备了实行单边的部分条件。二是和“一带一路”有关。“一带一路”建设刚刚十年，现在谈“一带一路”自然而然。意义深远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时俱进，这几年的提法变更加强调高质量。这次特别强调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特别要“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策略的又一次细化与调整。■
王勇：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针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分类施策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7月21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分别有哪些转型重点？如何认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系？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聘教授王勇。
图：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聘教授王勇
王勇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目前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也意味着未来不同区域将形成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而且需要针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比如传统产业要侧重发挥数智化转型的规模效应，降低转型的单位成本；新兴产业要对民营企业放开更多的准入领域，提供新的投资和增长机遇，未来产业要把创投资本、金融、耐心资本的力量发挥出来，推动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
把握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不同特点
《21世纪》：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加快推动产业发展方式的深度转型。你认为目前我们在产业结构转换上有哪些具体方向？
王勇：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各自特点不同，相应的体制机制也各有侧重。
传统产业转型需要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在哪？就在于降低数智化转型的单位成本，一方面是要鼓励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帮助企业进行数智化转型的服务企业，推出更多专业化的服务产品，针对更多的中小企业，借助市场化手段来提供升级改造的功能服务。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发挥大型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延伸和带动作用，通过数智化转型的先行先试，开放相应的接口，其他中小企业能够与其进行对接和功能延伸。传统产业，尤其是大型制造业中的国企居多，而目前的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又是民营企业居多。所以需要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调整，让不同的企业在公平地获得市场准入的机会。
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家目前最新的规划是聚焦“8+9”产业，综合考虑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统筹兼顾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潜力，新兴产业主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等8个领域，未来产业聚焦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9个领域。
像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趋于成熟，近年来新提及的民用航空产业、海洋装备产业也体现目前国家对于空天和深海领域资源开发的重视，和我们未来的军民融合、国家安全、国防建设都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目前在新兴产业的体制机制上，更多需要的是放开相应的一些管理政策，也就是本次三中全会上提及的“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让民营企业有更多的市场拓展机会。
未来产业目前大多还是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针对这种早期的产业，最好的机制还是市场化的机制，本次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这里面要把创投资本、金融、耐心资本的力量发挥出来。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也要理顺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要调动更多的科研人员。
《21世纪》：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目前三中全会明确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
王勇：要想更好地把技术应用到产业，中间会有一个跳跃。过去我们经常讲，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大学有很多好的技术专利，但是为什么都没能走向产业，因为从技术上的可行性到产业或经济上的可行性还是存在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可能需要一部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去转化、弥补。
本次三中全会提出要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科技人才活力，促使科技人才投身于科技创新创业活动中。我认为国家应该进一步支持合适的科研人员去参与创业，科创成果和未来的市场化结合程度越高，科研工作就会更加从市场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变成了一个市场导向。这样一来的话，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它的推动效应是最强的。
当然，还需要为科研创新提供配套市场化金融服务等等。这些年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高度聚焦于科技创新，甚至是直接来到科研院所来寻找潜在的技术，来进行市场化的落地合作。
新质生产力布局要顺应主体功能区划分
《21世纪》：本次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今年两会期间就已经提出的，但要想健全体制机制，你认为重点在哪？
王勇：咱们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提出过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比如一些地方是粮食生产区，这种情况下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未必非要搞量子科技这种产业了，可以搞生物技术育种技术。现在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可能是需要结合各地的主体功能区，结合他们的产业基础来实现新的生产发展。
与之相对的，以考核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次三中全会明确，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地方政绩考核的也不能局限于GDP等经济绩效，应当更加着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提升。应该立足于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改革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使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的策略性互动行为由“为GDP增长而竞争”转变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
《21世纪》：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本次三中全会不仅专门谈及区域协调发展，并且将“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进行明确提及。你认为这将会对我国现有的区域经济格局带来哪些改变？
王勇：这次三中全会对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发展战略进行了新定位。其实今年的几场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显现出了这一趋势，四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联动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五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也审议了《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未来不同区域将形成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若干功能上互补的城市圈或都市群，而且以后的管理体制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调整。
在这其中还应该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协调统筹将会发挥更明显的作用，就像上面提到的，东北地区传统产业偏重，会更加侧重依托数字技术进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长三角则依托人口规模优势、科技优势侧重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从而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