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瑞,男,安徽天长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摘要: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所谓宗族,是指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人群共同体。明清时期的徽州是当时中国境内宗族组织较为发达、宗族制度极为典型的区域社会之一。这一时期徽州宗族日臻繁盛、发达固然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其社会关系的状况良好与否则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社会关系的状况对宗族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十分重视与其它异姓宗族及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在族规家法等制度规章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宗族及族人正确处理好自身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规范与控制。截止目前,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问题尚无专文论及,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社会控制为视角对这一问题作初步考察,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1
对族际关系进行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社会中宗族数量繁多,在各宗族聚族而居的大前提下,许多宗族相互之间结成邻里关系。除了那些单姓宗族村落之外,绝大多数村落中居住有一个以上的复数宗族,如明代万历年间休宁油潭村,“村之同居有黄、程、徐、吴、陈、师诸姓。范之居又东邻于黄,南抵古路渠,亦与黄为界。”在该村居住有范、黄、程、徐、吴、陈、师等7姓宗族。由于各姓宗族相互杂处,它们十分重视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族际关系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除了与同居于一地的宗族结成社会关系外,徽州宗族还与自己的姻戚宗族及其它无亲属关系的宗族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大量史实表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极为重视通过积极的制度设计,对自身及族人处理族际关系予以控制和干预。归纳而言,这一时期徽州宗族处理族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强调以礼相待、以和为贵、友好共处。而上述原则多在徽州各宗族的族规家法中被加以规定,并通过具体条文的形式要求族人予以认真遵守和执行。
在婺源境内,长溪余氏认为:“争之不异必然致讼,讼岂盛德事哉盖讼者之言辞皆虚浮无实之语,足以坏心术、费财倾家,诚为无益。纵有外侮,亦宜以静制动,若以无理讼人,尤为不可。”在处理与异姓宗族的关系时,要求族人即使遇到外侮,也要以静制动,切不可以无理讼人。
在绩溪境内,南关许余氏规定:“我人亲亲之义笃于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是也。今人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焉。妻子之亲人皆知所以厚,父母之亲尤所当厚,与夫伯叔兄姑姊娣侄之亲亦当以礼遇之。”强调对父族、母族、妻族等姻戚宗族以礼相待,予以厚处。仙石周氏规定:“凡与邻村他姓,一亲二邻,多要和气,不可结怨。”强调在处理与异姓宗族的关系时做到和气相待,切忌相互结怨。
此外,有些徽州宗族还与姻戚宗族之间通过互赠礼物的形式加强与增进族谊,如三田李氏规定:“妇家父母每遇大寿,送礼八色、寿文一轴。”“妇家每遇端阳年节,送礼四色或二色,女家亦如之。”“女婿初来,送綵缎二端,外甥初来,止送衣件等物。”通过在日常交往中或岁时年节互赠礼物的方式,也即通过礼物的互动,拉进了相互之间的距离,增进了相互之间的友谊。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之间往往会因各种利益纷争而发生矛盾和冲突,当冲突发生时,各宗族多主张冷静处理以平息争竞。与此同时,徽州宗族社会中的民间调解力量也积极参与到宗族冲突的调解中来,其中,通过第三方进行调解是缓解异姓宗族冲突的一种有效途径,这也是徽州境内较为常见且有效的宗族调解机制之一。如在婺源境内即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叶氏族人叶智成,清代人,“立承义堂,为朱、俞、程、叶四姓事有曲直,悉为调停。”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以调解宗族之间的纠纷与冲突。汾水吕氏族人吕成和,清代商人,“与兄稔协力经营,邻乡许、李二姓争山,讼不解,和以己赀买许山与李,争乃息。”徽商通过出钱对异姓纷争予以调解。虹钟坦洪氏族人洪尚初,清代人,“邻地两姓讼连结,阴出金排解。”通过暗中出钱的方式为异姓宗族解讼。诗春施氏族人施应炎,清代人,登仕郎,“浑厚质朴,善排解,有胡、方两姓争界,经年未决,炎为折中,立碑分界,两相悦服。”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异姓宗族纠纷得以调解。而清代婺源新田张氏族人张应璠,“里居群姓错聚,倡以亲睦,牙角潜消。”更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增进各族之间的友谊,将彼此间的纷争冲突消解于萌芽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一致强调在处理族际关系时坚持以礼相待、以和为贵、友好共处,但在遇到宗族根本利益被侵害的情况下,如涉及到宗族的尊严和伦理纲常等重大事件,徽州宗族往往要求族人同仇敌忾,将宗族的荣誉和利益放在首位,不准族人有丝毫的退让和懈怠。明万历年间,休宁茗洲吴氏规定:在遇到外侮时,“倘事系众族、有关祖宗纲纪、义不容已者,须协力御之,毋得推托不理。”清康熙年间,歙县汪氏规定:“凡遇外侮以及族内公事,始须其难其慎,如不得已致讼,所需盘费等项,各分派应任事之人使用,毋得规避推诿,致令独累一人。”“两族倘遇外侮必致呈公,有名器者并司年上下首及各门司年者协力共攻,不得推诿。”要求族人在遇到事关宗族根本利益的“外侮”时,步调一致,不得规避推诿。
在强调以礼相待、以和为贵、友好共处的同时,徽州宗族还开展各种类型的友好合作以实现互惠互利,并通过相互之间订立合同条约的方式对这种合作加以规范和控制,这是徽州宗族处理族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一方面,清代黟县境内王、方、胡、谢、江、蒋、吴、汪等复数宗族在合同条约控制下的较为长期的互惠合作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事例。
清乾隆年间,黟县境内王仁德堂、方大义堂、胡善庆堂、方嘉乐堂、谢致义堂、江嘉庆堂、蒋余庆堂等7姓宗族共同参与成立丰登路会,通过会组织的形式进行合作,相互之间还以订立合同的形式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加以约定。由于该合同的内容颇具典型性,现具引于下:
立议合同丰登路会等缘受买山业乙处,土名木坑问字号业税三亩。现养树木成林,松杉杂木并盛,柴薪竹草茂密。内有熟业茶颗,一应在内。今因吴应日缺用,出卖与丰登路会众姓等名下为业。公议买为公业,公议长远公养。所买山业之价,众等公议派丁兑价,税系收入胡国珍户内输纳。但有照派出钱者,业属有分;执而不出钱者,公禁毋许入山。如违,鸣官究治。列名执单,祫于各姓合墨之内。嗣后不但此业无分,且并风门锁亦毋许入山。再议刮柴山中晒,恃蛮魆挑,察出鸣众公罚。其山业蓄养树林摘茶之息已及兹派丁余钱,公议入会生利,以备兑粮。仍递年眼同算明登账,不得私肥。再无知入山侵害,察出公罚。恐后无凭,立此合墨一样九张,各姓执一张永远存照。
再批:山中所出之息,照银两多寡分。胡善庆出银五两,方大义出银三两,方乐善出银三两,谢致义出银壹两,江、张二姓出银壹两伍钱,王仁德出银三两,蒋余庆出银壹两,散姓出银两钱。
再批:新契一纸、新推单一纸、老契加契二纸、典约一纸,方大义当收去。(押)
王仁德(押)
方大义(押)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日立合同丰登路会胡善庆(押)
方嘉乐(押)
谢致义(押)
江嘉庆(押)
蒋余庆(押)
由上可知,除了各姓宗族祠堂集体参与路会外,还有各散姓宗族的成员参与其中。该合同对丰登路会内部的山业经营与权利分配作了规范,对各姓宗族而言皆具有一定的约束和控制作用。
此后,清道光年间,黟县境内的方、江、胡、蒋等众姓宗族,又通过订立合同、成立七成堂的形式在山场经营管理方面进行合作:
立合墨众姓公议列名七成堂,所买朱宗元山一处,土名北山,坐字贰千五伯六十五、六、七、八四号毗连,计山税一亩贰分正。契载胡姓名下,税议收入胡国珍户内丁七成堂名下输纳。所买山价费用俱系众姓出资,永为烟火山场。在议者流芳千古,议外之人不得混入山场割柴,以及割柴在山晒者不得魆担。如违恃强,鸣众理论。仍存余剩钱文,眼同注簿发领,公议周年贰分行息,永远裕课保山,植茂养生之源。立议之后,拈阄轮流接管,契据税单粮票簿据贮匣,及受领钱文逐项不得遗漏等情。递年六月初一,风雨无阻,例行仙姑之期。值年者三日前具帖通知各股早晨在丰登社内齐集,眼仝开匣算账登簿,本息一并交付下首收领。如过期未归者,公举照钱倍罚。倘有一股不到,附议罚钱乙千文充公,无得推委误众。恐后无凭,立此合同一样十一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各姓出钱列于(后):
方嘉乐出钱贰千文江嘉庆出钱壹千叁百文
方大义出钱贰千文谢致义出钱陆伯文
胡善庆出钱贰千文青龙桥出钱柒伯文
蒋余庆出钱贰千文汪光烈出钱叁伯文
王仁德出钱贰千文散姓出钱陆伯文
吴承德出钱肆伯文
吴承德(押)
方嘉乐(押)江嘉庆(押)
方大义(押)谢致义(押)
道光九年十月日立合墨七成堂等胡善庆(押)青龙桥(押)
蒋余庆(押)汪光烈(押)
王仁德(押)散姓(押)
众委书笔胡兆麒(押)
由上可知,七成堂是各姓宗族为了特定目的而临时设立的机构,实际上更是一个纳税符号。通过七成堂这个平台,方嘉乐堂、江嘉庆堂、方大义堂、谢致义堂、胡善庆堂、蒋余庆堂、汪光烈堂、王仁德堂以及青龙桥、散姓等复数宗族实现着有效合作。该合同对上述各姓宗族皆具有约束和控制的功能。
时至晚清光绪年间,江、方、胡等各姓又以七成堂为平台,进行宗族社区迎神赛会方面的合作,并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加以约定:
立合同议墨江、王、方、方、胡、蒋,颜曰七成堂,历数百载有仙圣姑神会,合作六关。各关均有合同,照阄值年,为首出帖,各阄统陪迎接。不期于咸丰拾壹年间,各关合同被贼遭失,世喜神像无虑。迄今各关众等协力同心,复聚齐集,开光使用。合派对天拈阄:壹阄王德和,贰阄方乐善,叁阄胡善庆,四阄方大义,五阄江嘉庆,六阄蒋余庆。仍遵古制,照阄值年,为首出帖,各阄统陪迎接,无争无阻,和气致祥。人喜不计其重轻,神欢无论其多寡。有则加勉,无则从心。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合议之后谨遵,率由旧章,自有枝繁叶茂。所有七成堂租苗山业,禁规载明于后。恐口无凭,立此合同议墨壹样六张,各执壹张,永远存照。
再批:合众议准,神像历年永远坐入丰登社庙内。右边昔有石碑在庙,递年各关迎神不过六月朔日,送神不过十月朔日。又照。
江嘉庆堂(押)
方乐善堂(押)
光绪五年五月日立合同议墨胡善庆堂(押)
王德和堂(押)
方大义堂(押)
蒋余庆堂(押)
七成堂租苗山业并禁规列左:
一、土名蒋尔康家豆租;
一、蒋连喜家豆租;
一、正坑背山业;
一、仙圣基坦山业;
一、乌龟降山业;
一、土太坞山业;
一、禁境内倘有客姓入来,每家借居并上山斫柴,贴钱五百文,交值年为首。临期近神日收无误。不贴,要拕神像轿。
一、禁租苗无论关内关外,抗吞不忍。倘上有遗失,日后查出公罚
由上可知,江、王、方、方、胡、蒋等六姓宗族,以七成堂为平台,在仙圣姑神会组织中“合作六关”,结成一个较为长期的利益共同体进行合作。其所订合同禁规对各姓宗族具有较大的约束与控制作用。
住居十三都三图里长吴天庆、保长汪宗公及士农工商各户人等,为议祝会事。切以田禾丰熟,人丁茂盛,全仗神灵护佑,是以各村各乡立会敬神祭祀,巡游田间,邀神欢媚之意。今本都本图,上自上庄,下至下岭,俱属越国汪公、九相公、胡元帅名下所辖。向虽立会祭祀,未举出游之典。今议,奉神出游,春祈祝会,必需人力扶持,钱财给用。议得士商之家出钱修坐辇,执事各件用度,农工之家出力,上下村司帝辇、相辇,上庄司帅轿,各执其事,共祝年谷丰登,人民乐业,人喜神欢,□然福禄永赖。如有不敬事肃奉者,神必降祸其家,□此主议,各宜遵照。
□□□□□岁在壬子春主议里长□□□□□
见议保长汪宗公(押)
依议上村各户(押)
下村各户(押)
上庄各户(押)
而在婺源磻溪余氏宗族社区中,各宗族之间还通过“互养为媳”的办法,通过相互之间的积极合作来遏制溺女这一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里中数姓聚处,俗多溺女,(磻溪余氏族人余铭)刻文劝戒之。其极贫育女者,每给银二两助妆。自是数姓互养为媳,风俗还醇”。各姓宗族通过联姻这一合作途径,使溺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与控制。
2
对宗族成员处理与国家的关系进行控制
1、要求族人遵守国家法律
国家法律是封建政权制定的用以实施和维护其统治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十分重视维护封建政权的权威,并强制要求族人对国家法律予以遵守。绩溪梁安高氏规定:“王法者,朝廷所设,以治吾民者也。无王法则天下乱,苟平日不畏王法,恐一旦犯法而不自知,及遭刑戮,悔之晚矣。此君子所以怀刑也。故为绅为士为民皆当畏法。”要求族人敬畏王法,以免犯法而遭刑戮。徽州汪氏规定:“本宗子姓有出家入释者,虽立图系,不详生齿。至有干犯名义,为国法所不容,即家法所不许,议削其名,不准入谱。”奉国法为圭臬,视国法为家法的参照系,强调国家法律的绝对权威性。歙县义成朱氏规定:“平等无功无过、守公奉法之人,或偶有失捡,贻笑乡闾,或渐即怠荒,难供家计,又或丁单力弱,时受欺凌,族众即公同劝戒,公同保护,务令一道同风,毋致此优彼绌。”强调对认真遵守国家法律的守公奉法之人予以救济。婺源长溪余氏规定:“为子者毋徇私乖义,毋罔法犯宪,毋信妇言以间和气,毋学博奕以废光阴,毋耽酒色以乱德性,凡此数端务宜深警。”其中特别要求族人不得“罔法犯宪”,违背国家法律。
此外,有些徽州宗族还规定在制定宗族法时要以帝王圣谕为指导。在休宁境内,范氏宗族指出:“右宗规十六款,总之皆遵圣谕之注脚。”古林黄氏指出:“右祠规一十六款,非明(指祠规制定者黄文明)臆说,皆推圣谕之遗意也。”11商山吴氏宗法规条,“其义独取今圣谕孝顺数事”12;“是规也,即古乡司徒、党正之遗,而今朝乡约之设、圣谕谆谆之象指也。”13在婺源境内,萧江氏族人江一麟所订《祠规》,“首以太祖高皇帝圣谕,遵王制也。”14皆强调以朱元璋圣谕六言为指导。
2、要求出仕族人为官清廉、忠君报国
为官清廉、忠君报国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族人的一致要求,各宗族重视用族规家法的形式对出仕族人进行引导与控制。休宁茗洲吴氏规定:“子孙有发达登仕籍者,须体祖宗培植之意,效力朝廷,为良臣,为忠臣,身后配享先祖之祭。有以贪墨闻者,于谱上削除其名。”15要求出仕族人效力朝廷,为忠良之臣,不得贪赃枉法,并对贪墨之人予以族谱除名的惩罚。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族认为:“扬名显亲,孝之大也。然能仕而父教之忠,在位而恪其乃职,始不负于朝廷,乃有光于宗祖。节俭正直,靖其之大节,宜追肃慎,柔嘉烝民之遗规尚在,而且夙夜匪懈,进退有思。有此贤能子孙,生则倍常颁胙,殁则给其配享,以训忠也。”对忠于朝廷、恪尽其职的出仕族人予以褒奖。
居官清廉也是明清时期徽州家训教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明代婺源许村许氏族人许文照,“少业儒,照晚韬迹不出,训其子居官清慎。”晚明著名官僚婺源人汪应蛟的父亲汪焕祖,“弱冠入黉序,举尚书子一,训以忠孝廉节大义。子登进士,仕留曹,俸入不支,岁给谷十金为养廉助。”在日常生活中对汪应蛟训以忠孝廉节大义,汪应蛟入仕后则为他提供养廉资助,使之能够廉洁奉公。婺源江湾江氏族人江骥,明代人,“日以经书课子及孙。子登仕籍,常戒曰:惟清且廉实获我心,若以养故伤廉,是违我志也。后子孙历官贵显,世守清白。”家训的日常教化对于引导族人居官清廉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3、要求族人按时缴纳国税、承担徭役,做良民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皆认为按时足额地缴纳国税、认真负责地承担徭役是族人分内之事,是良民所应尽的职分。在歙县境内,蔚川胡氏认为:“正贡钱粮,急公输将,士庶之职也。本族虽无抗逋之弊,迄今以来不无愆期慢后致累戚里,殊失奉公之义。今后凡有征纳,务依时完纳,庶免黑夜追呼,鸡犬不安,以身试缧絏之辱。”要求族人按时缴纳国税、承担徭役,以免官府追呼,损害宗族脸面。潭渡黄氏认为:“本祠钱粮户头半系祖宗的名,岂可拖欠,使祖宗受追呼之辱。应于开征日先完一半,至开忙日完清,俱要司年之人亲身赴柜投纳,即领收附归匣。如有拖欠及希冀邀赦者,凭众从重议罚。”要求族人按时缴纳国税,不得拖欠,对拖欠及希冀邀赦者予以重罚。
在休宁境内,范氏宗族认为:“以下事上,古今通谊。赋税力役之征,国家法度所系。若拖欠钱粮,躲避差徭,便是不良的百姓。连累里长,恼烦官府,追呼问罪,甚至枷号,身家被亏,玷辱父母。又准不得事,仍要赋役完官,是何算计故勤业之人,将一年本等差粮,先要办纳明白,计经守印押,收票存证,上不欠官钱,何等自在,亦良民职分所当尽者。”要求族人按时缴纳国税、承担徭役,不得拖欠钱粮,躲避差徭,做良民。古林黄氏认为:“践其土食其毛,故布缕粟米力役之征,万古不易之通谊也。本分职业之人,必要将分内差粮办纳明白,何等守法自在。若或拖欠钱粮,躲避差徭,便是顽梗不良之徒。且朝廷法度岂容官府姑纵,毕竟追呼杖责,问罪受辱,仍要照数完纳,何益哉。”要求族人将分内差粮办纳明白,以免追呼杖责、问罪受辱。茗洲吴氏认为:“朝廷国课,小民输纳,分所当然。凡众户己户每年正供杂项,当预为筹画,及时上官,毋作顽民,致取追呼,亦不得故意拖延,希冀朝廷蠲免意外之恩。”要求族人按时输纳国课,不做顽民,以免差役追讨,并告诫族人不得心存官府蠲免赋税之类的侥幸心理。
在婺源境内,萧江氏宗族认为:“有田有租,有丁有役,岂得贻累里排,致重烦官府。宗祠江光裕户一应粮差,祠正副要行依期解纳。其各户毋论贫富,各宜体悉。”要求族人不论贫富,都要按时缴纳国税、承充丁役,并规定由祠堂执事人员祠正副依期解纳。长溪余氏规定:“钱粮国课务宜早完,毋许丝毫蒂欠。”要求族人早完国课,不得拖欠。
在祁门境内,武溪陈氏认为:“吾门粮差各有定规,乃朝廷正务,不可慢也。凡秋收催趱,预先完之,为保家之士。若有违误拖欠,决非善策,次等之事属于族长提督。”要求族人按时交纳粮差,不得违误拖欠,并由族长负责提督。文堂陈氏规定:“乡族凡充里役者,须勤慎公正。以上趋事官长,以下体恤小民。不得违慢误事、挟势挨骗,以自取罪戾。”“本宗每年钱粮官事,多因过期不纳取恶官府,贻累见役,殊非美俗。今后凡遇上纳之类,俱行会所的议定期,毋仍拖延,以致差人下扰。”要求族人认真承充里役,按期缴纳钱粮国税,以免官府差役追呼骚扰。
在黟县境内,鹤山李氏规定:“凡有家产者必有赋税,各户当依限输纳,不可任意拖欠,务期令我族钱粮输纳在各里之先,不烦催科,庶于国为良民,于家为肖子。”要求族人依限输纳国税,并将按时缴纳赋税的族人视为国之良民、家之肖子。
在绩溪境内,南关许余氏规定:“每岁该办钱粮差役等项,必须及时依期完纳,应当毋致官司责辱。或有重大之侵寻而家力之不堪者,所当陈诉蠲豁,不可恃顽推挨。或有家道优裕、田产增进、税粮亦多,粮里解户有所不免,亦须安分承充,不可推避靠损他人,射利肥己。不知利未得而害已随之,但守本分,所谓欺公日日忧者,庶可免矣。”并认为“百姓无君臣之分,只有钱粮是奉君王的。一日完粮,一日太平,一日百姓受福。惟乱世不完粮,苦不忍言,如今太平不完粮,等粮差上门,所费更多。到官受责,甚至破产倾家。每年钱谷务先完粮,而后作别事,好不安耽。假如少有天灾,未经奉免,亦宜完纳。凡有声名者,切不可抗粮取祸,一时好高,后悔迟了。”要求族人按时完粮,以免官府追讨,切不可抗粮取祸。
在徽州宗族的积极督促下,各宗族的成员多能认真按时缴纳国税、承充徭役,并形成了按时缴纳国税的良好传统。如祁门“地处僻壤,往来鲜送迎,亦无修筑征调事,民祗知供正赋。其应公家者,皆故家子弟,非有包头雇役及细民窜入版图者。”最迟至康熙年间,当地百姓已经养成按时供正赋的良好习惯。在绩溪境内,“近则户隐输将,国课全完,不敢烦长吏追呼。”该县各宗族最迟至乾隆年间也已形成按时缴纳国课的传统。可以说,明清时期徽州境内国税征缴与徭役承充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的积极配合是分不开的。
3
结语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也即通常所说的自治的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其中,对宗族自身及其成员的社会关系进行积极的控制与调适便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其自身及成员处理与其它异姓宗族及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其自身及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于维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