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常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
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常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我们认为，目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我国还远未发挥其潜力，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们运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衡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约为3.5，远远高于系数值为0.5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香港地区、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6.98、4.95、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只有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实践，才能顺应这股国际潮流。要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逻辑推演还是从贸易实践看，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阶段贸易战略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李扬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实践教学是一种互动式、讨论式、开放式、启发式的教学形式，其主要特征是要能够把现实的经济问题要能够较好地引入课堂，与枯燥单调的理论相结合，并激发学生公开讨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公开讨论乃至辩论，把老师的单向讲解转变为师生的双向互动。但是，现实中国际贸易的很多教师对实践法的真正内涵缺乏真正的认识和领会，而只是将实践教学简单地理解为单证或者实务讲授，缺乏对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新型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案
2.3及时反馈并评价实践教学效果在传统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要分离并科学合理地建立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尽可能做到教学目的、原则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标准或程序。合理的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体系能帮助老师获得教学的效果，并能够及时改正以使实践教学效果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另外，通过反馈的效果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兴趣，从而不断完善教师的实践教学。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地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体系。
3明确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其实就是培养以动手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为主要代表的学生个人综合素质，与素质教育是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的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开放的空间，创造动态的场景以及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复杂社会背景，它除了是学生对课堂知识掌握的重要手段，能加深学生对某一门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以外，还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综合能力，有效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实践教学是综合性的教学，在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实际操作能力，锻炼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摘要题】比较教育研究
【英文摘要】China''''smainland
一、两岸学历互认问题的提出
就大陆对台湾学历“采认”政策的回应来看，早在台湾单方面提出“采认”政策之前，大陆就在1985年以“联合招生”的形式向港、澳、台地区招收学生，而且“联招”的院校从最先的7所增加到目前的150多所。当台湾单方面提出“采认”大陆高校学历政策之后，大陆方面也随即做出了回应，提出“凡获得台湾大专以上学历的台湾青年，均可直接向大陆高校申请插班读本科课程”的规定。事实上，该规定是在承认台湾“大专以上学历”与“大陆高校本科学历具有衔接或对等关系”的前提下做出的具有善意的回应与表态。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大陆方面推荐参与“联招”港、澳、台学生的高校，也都是国内最好、国际知名的院校，在学术积淀、办学水平、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等方面，毫不逊色于台湾的知名大学。即便是在台湾“暂缓采认”大陆学历之后，大陆方面也仍在继续为台生来大陆求学提供各种方便，其中包括：继续放宽招收台湾学生的渠道；不设统一分数线，由各校自主决定；审批权由教育部下放到各盛自治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大陆对两岸高校学历“采认”的基本态度是，积极回应，乐观其成，创设条件。
尽管台湾“采认”大陆高校学历政策已搁置多年，但在两岸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两岸间的学历“互认”是否有重新启动的必要？可行性如何？政治问题能否与学术问题分开？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将要进一步探讨的。
二、入世后两岸重启学历互认大门的必要性分析
加入WTO后，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日益明显。各成员之间的教育服务贸易日益升温：谋求开拓高等教育的国际或区域市场，吸引留学生和境外学生、加强合作办学、运用信息技术实施远程高等教育等，已越来越成为各成员方努力奋斗的目标，“无边界的高等教育”[1]已初现端倪。事实上，“无边界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成员方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和受教育者的学历互认（资格认证）。鉴于两岸都加入WTO的状况，双方是否能主动绕开意识形态问题，从学术的视角来探讨两岸学位、质量、水平和层次之间的对等问题是重启两岸学历互认大门的一个必要前提。
（一）WTO中与教育有关的服务贸易形式及原则
WTO与教育有关的服务贸易形式有四种：其一为境外消费；其二为商业存在；其三为跨境交付；其四为自然人流动。很显然，教育服务领域的条款，与金融、交通、航空等服务领域旨在消除关税与贸易壁垒的条款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各国以及区域间教育的封闭性和对外参与办学竞争的限制，以图建立开放的教育服务市场，使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服务市场对外开放，境外机构与个人可以平等地与境内机构和个人竞争，等等。
台湾“经济部”官员吴文雅2002年7月12日对外公布，台湾已经于6月30日对大陆等34个WTO会员提出初始开放清单，希望大陆及其它方面提前开放研究发展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管理顾问服务业等5个领域。但台湾目前仍未向各成员方面提出开放台内教育服务业的清单，也未做出任何承诺。而大陆方面，已成“境外消费”中的“出境留学或培训”以及“商业存在”中的“合作办学与培训”等项，向WTO各会员做出了承诺，其它方面待时机成熟时也会陆续做出承诺。仅就WTO的规则而言，在WTO架构内，一旦会员之间互相开放高等教育服务领域，彼此之间就必须共同遵守WTO的基本原则：包括无歧视待遇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互惠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关税减让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公平贸易原则、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等。值得一提的是，只要对成员方做出了承诺，就必须遵照WTO的原则办事，包括对治见不同的成员方也必须信守承诺，不得另开炉社或人为设障。也就是说，在WTO的架构内，可以将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和学术问题区分开来。
（二）入世后两岸重启学历互认大门的主客观条件
从客观需要来看：首先，人为因素可以不在WTO规定的基本原则内进行讨论，因此在探讨两岸学历互认问题时可绕开意识形态而专门探讨与学历互认有关的学术交流、留学问题和合作办学等问题；其次，随着两岸对WTO各成员间的承诺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教育服务贸易的相互开放，两岸之间的学术交流、项目分工、留学教育、技能培训、教师进修、人员互访、合作办学等教育消费活动将会不断增加，而这些活动的增加，通常必须以学历、职称、专业、质量的对等以及评价标准的对等为基础和前提，因此这在客观上也会促使台湾方面松动学历“采认”政策。
（三）重启两岸学历互认的大门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从现实需要来看，自1999年台湾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独立关税区”的名义加入WTO后，台湾学子留学大陆的热潮有增无减。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陆在WTO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原本设限重重的服务业、金融业、保险业和通路业等，因受“外资”大举冲击，所需应对人才也大量剧增，因此，大量台湾学子热衷于到大陆求学，主要是放眼于大陆未来的就业市场，与前一代台湾学子完成学业即返台湾找工作的状况大不相同。有些台湾学生，在大陆读完本科后，没有马上回台湾就业，而是再到美国拿一个学历，然后回去让台湾承认。这种状况就像前台湾“教育部”官员曾志朗所表示的那样：“开放采认大陆学历的时机，已经成熟到必须好好面对的时候了。已经有台湾学生到大陆北京大学上学，之后再到美国耶鲁大学念完书，然后回来问‘教育部’承认不承认，承认哪一个？这会变成一个可笑的问题。”[3]
以上情况，若在WTO架构下加以技术处理，便可免尴尬与意外。由于学历“采认”涉及双方学位制度、学位评定、课程设置、学术交流、人员互访、互派留学生以及合作办学等学术权限等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是各成员高等教育机构间相互承认其资格的一种学术行为，其实质是课程、专业、师资、质量、层次、规格和水平的对接，与政治问题无直接关系。因此，这种对接实际上是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进程是不会因为某一环节出现故障而中止的。因此，当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对接功能受阻，其它环节的功能将会设法取而代之。
（四）重启两岸学历互认大门可共创两岸教育双赢
除了求学与抢滩大陆就业市场等好处之外，学历互认还可以加速两岸间的合作办学。据悉，台湾“元智”等私立大学曾表示想借入世之机，赴大陆专为台商设EMBA班，因为台商赴大陆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在台湾进修不便，于是规划与上海交大、清华大学合作，借用其教室为台商设EMBA班。此信息刚一传开，包括“铭传”、“淡江”等大学也都表示已在进行类似的规划。台大等“国立”大学也有意规划比照办理，有些大学甚至表示愿到大陆设分校。从发展趋势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岸间的直接互动，尤其是教育和文化交流会越来越多，学历互认对双方均有利：大陆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台湾生源；台湾学生学成之后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大陆经商、就业，也可以返台就业。以上的分析表明，学历“互认”虽对双方均有利，但最大的赢家还是台湾学生。
（五）重启学历互认大门有助于加速两岸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和教育理论根据。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极为丰富，但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人员的交流、项目合作以及为研究和教学提供国际化的环境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要真正富有成效地开展两岸人员与项目的合作与交流，相互间必须以一定的对等关系为先决条件：从高校内部环境来看必须在专业、课程、学术、学位和质量水平等方面实现对等和对接；从高校外部来看，则必须充分实现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开放，使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能在各成员之间进行贸易和流通。可见，互认学历将有助于加速两岸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三、入世后两岸学历互认的可行性分析
两岸在加入WTO后并不意味着学历“采认”的相应条件就自然具备了。事实上，两岸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但“”仍是世界各国在寻求学历对等关系中所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重申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仅文化传统、地方习俗、经济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足以产生该国特有的教育概念，因而试图强加一个通用的定义是无济于事的。”[4]学历“互认”也一样，强求完全的相同才“互认”，不仅不太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才是务实的做法。
（一）两岸学位制度存在的共性是学历互认的基本依据
发端于欧美的学位与学历对等研究，在东南亚也有广泛影响。进入21世纪后，学位制度的对等研究，已逐渐成为各国和各地区间高等学校进行学术交流与项目合作的基矗中国大陆与各国之间的学位对等关系，最初仅局限于与前苏联、东欧以及部分西欧高校间的人员对等交换。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中国高校与周边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主客观上都要求双方必须以对等的学历关系为基矗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快了对东南亚、香港以及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学位对等制度的研究。
其中，对海峡两岸学位制度和学历方面的研究和比较表明，两岸高等教育学位制度存在“许多共性”：1)两岸高等教育均实行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和博士；2)大陆和台湾对不同级别学位的申请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学术能力要求。其中，大陆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均有论文要求，而台湾的学士学位授予并无论文要求，但博士学位的申请程序，则比大陆方面更为烦琐；3)台湾各级学位开设的课程有必修科目、主修科目、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而大陆各级学位开设的课程差别也不大，主要有学位课程（必修课）和非学位课程（含必修课和选修课）；[5]4)大陆现行的学位是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等12个门类授予，而台湾则是以文学（文、史、哲）、理学、法学、商学、农学、工学、医学和教育学等8大门类授予的。经比较表明，两岸学科门类的划分仍有不少共同之处，而且各级学位的授予都是按学科门类进行的。
两岸同源不同流，在总体上学位制度具有相似的特点，若相对与美国等国的学历互认而言，大陆与台湾的学历“互认”所涉及的文化、历史问题更少一些，这在客观上为两岸间的学历互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具体操作上仍会遇到一些客观障碍，需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处理。
（二）两岸普通高教系统的共同性是学历互认的基础
台湾的高等教育系统实行双轨制：一轨是以普通高等院校为主线的高等教育系统，另一轨是以专科教育以及职技高等教育为主线的高等教育系统。每一个子系统内均有完整的升学和就业制度，前者以学术研究和升学为目标，也兼顾就业；后者则以就业为主，同时也兼顾一部分升学需要。到了研究所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又相互交叉并打通。相比之下，大陆方面的普通高等教育系统要比专科教育和职技高等教育系统完善得多，因为大陆的专科教育和职技高等教育原本不是同一个体系，是近两年才逐渐朝新的高等职业技术方向转轨，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思想、课程设置、职业培训等方面与台湾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从学历对等的角度看，大陆的普通高等教育系统与台湾的相比，更具有共同性。在实施对接过程中，可分期分批进行，先选择一些已具备条件的高校为试点，试点成功后，再逐渐扩展到其它高校。
台湾原“教育部”选定的73所高校，自1997年大陆高校进行合并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名单中的部分高校已与其它高校进行了合并，有的甚至更换了校名。台湾前“教育部长”曾志朗在2001年4月表示“现阶段很多中国大陆的大学进行整并，与前教育部长吴京公布预备采认的73所大陆学校有较大差距”，在过去的一年里，“教育部”已委托中原大学的2位教授，到中国大陆各地的学校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希望取得更完整的资料再做“采认”方面的探讨。2001年5月，台湾“教育部”高教司人士称，“承认大陆学历的准备作业已在积极进行”，“教育部”已初拟两种方案，若采用宽松原则，将“采认”70多所大陆高校，若严格审查，则只能“采认”30至40所大陆高校，“学校名单已初步拟定。”[6]
（三）市场导向和社会评价可作为两岸高校学历互认的共同评判标准
虽然台湾学者对大陆高校以及大陆学者对台湾高校的评价机构不同，标准也不尽相同，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社会评价及其排行榜，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基本上仍可作为两岸大学学术水平、人才质量、社会声誉排名的基本尺度和共同标准。
就目前大陆向台湾学子开放招生的高校而言，多数是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学。这些大学基本上是经过两个评价渠道而胜出的：一是通过大陆教育部所组织的“优秀评估”或“合格评估”，二是在社会和企业评价中排名靠前的高校。大陆目前的高校，并不像有些人所误传的那样是“毫无国际声誉”或“没有进行严格区分”。事实上，自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出《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以来，大陆方面就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传统做法进行了调整：把原有的以学术标准为惟一评价尺度的评价体系，改为能体现多样化趋势的质量评估体系；既建立了国际公认的国家质量评估体系，又形成了能体现和保持地方院校特色的质量评价体系，使整个大陆的高校评估符合质量多样化的要求。
台湾的大学评估制度已实行多年，有官方评估也有民间评估，但台湾历来较看重民间评估，特别是以学生、社会及企业评价的形式出现的排行榜，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与认可。因此，在两岸学历的互认中，可选择两岸具有共同性的民间（社会）排行作为试点，对社会排行相对靠前、分类排行较相似的高校，可先期作为学历“采认”的对象。
四、结语
首先，自1997年台湾方面提出学历“采认”问题以来，两岸围绕这一问题的“出台”与“叫停”展开了多轮、多方面的探讨，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台湾是否以及如何“采认”大陆学历。随着两岸加入WTO，这一问题终将变得越来越迫切：台湾方面，公、私立大学“西进”、“登陆”、“合办”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学生则基于就业与经商的长远考虑，也大多睛睐到大陆高校就读；大陆方面，通过学历互认吸引台湾学生到大陆学习可能是第一动机，加强双边的相互了解、互派人员以及学科间的优势互补可能是第二动机，通过提供学习、就业和经商一条龙服务，间接地吸引更多的台商、台资到大陆来可能是另一动机。
其次，随着两岸的同时入世，两岸经济、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增多，涉及学历“采认”的人群、高校也将日益广泛和增多，两岸学历互认的前景与趋势应是“双向”而非“单向”、“大范围”而非“小范围”地进行：包括台湾承认大陆的学历，同时大陆也承认台湾的学历；两岸学历互认的规模将由小变大，由几十所逐渐扩大到几百所，甚至覆盖两岸的绝大多数高校。
再次，考虑到目前两岸还存在一些客观及人为障碍，全面、大范围的学历互认目前仍较难实现。因此，可考虑在WTO的架构下，依据WTO的基本原则，并基于以往及目前对两岸学位对等制度的研究成果，在双方教育服务贸易准入条件与承诺的范围内，采取相对灵活的措施，进行双边学界的对话与谈判，先以部分高校为采认试点，各项关系理顺之后再逐渐铺开。
第四，现阶段两岸的当务之急，是双方均要确定出第一批学历采认的高校名单，以供对方采认时参考。从大陆方面考虑，有以下几个方案可从中选一：其一是以台湾前“教育部”圈选的73所高校为基础，然后再进行增减；其二是以进入“211工程”的高校名单为基础，从中再确定合适的学校为采认对象；其三是以2000年最新确定的向台湾地区联招学生的150多所高校为基础拟定采认名单；[7]其四，以美国承认的大陆高校作为参照，确定采认对象。
第五，应从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高等教育的“无边界”趋势及其发展特征，尽快建立两岸学历互认制度，积极谋求开拓双方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常大陆的高等教育服务市场是对所有成员方开放的，而不仅仅只关照具有天时地利的台湾。若台湾方面不抓住机会，仍纠缠于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那么座失良机将是不可避免的。
[1]黎安琪.无边界高等教育及其资格认证[J].高等教育研究，2002,(1):1-9.
[2]导报讯.台湾人才仍具优势[N].海峡导报.2002-4-8(24).
[3]林承铎.希望台湾早日采认大陆学历[J].台声，2001,(1):12-13.
[4]卢晓中.高等教育：概念的发展及认识[J].高教探索，2001,(3):60-63.
[5]李泽或，武毅英.战后台湾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201-215.
摘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以为一国带来垄断利润，但是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竞争模式风险、资源竞争风险、信息风险、国外报复风险、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等。因此在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一些具体问题，以克服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
关键词：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风险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二、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
1、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行业却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当多的国家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该行业存在着高效率与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垄断的结果，在中国就存在这种大量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巨大，规模经济明显，但是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种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阻碍着一些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企业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如何设定行业准入机制，既保证行业的一定寡头垄断来保证规模经济的存在，又要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获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中需要通过一定的市场途径来进行。如果一国不存在微观基础，或者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就会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缺乏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政策就缺乏实施的渠道。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等因素发育不全，创新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在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缺乏企业和企业家的推动。
3、竞争模式风险。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据战略贸易模型的Cournot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厂商进行的是Bertrrad竞争而非Coumot竞争，那么最佳政策应该是出口税而非补贴，因为出口税可以使得本国厂商做出不与外国厂商打价格战的承诺，这样，两家厂商可以维持较高程度的合谋；另外，他们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个本国企业，如果本国企业的数目大于1，在确定政府干预政策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这种矛盾会存在于以出口补贴来转移利润的动机和传统的为改善贸易条件而施加出口税的动机之间，所以，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如果寡头双方致力于不变的推测变量，而且每一厂商的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5、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却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经常被误导。因此，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政府为了履行政策的承诺对厂商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比追求生产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
6、收入分配风险。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隐含了出口补贴和企业利润被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府并不关心国内收入的转移支付，但在实际生活中，筹集补贴资金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1，另外两国企业的成本也被认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只有当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不太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预不可避免会产生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出口补贴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补贴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的增加。
7、信息风险。Qiu(1994)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公共知识，而本国企业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国企业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国企业和本国政府不了解。得出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企业进行的是Coumot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分离政策具有信号作用和信息甄别作用，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企业进行的是Bet-trand竞争，政府将选择一个统一的政策，允许本国公司隐藏其信息，这样，利润转移效应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于信息依赖的重要性。而政府要获得这些信息却是几乎不可能的。
三、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存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和可能。具体说，市场化的总体推进程度已达到60％以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独立的决策能力，信息完备性比较差，但有改进的可能，并且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业，如汽车等行业(胡昭玲，2002)。但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论文关键词：网上教学设计；情境教学法；新闻情境
《国际贸易原理》是电大开放教育会计学专业本科的一门选修课，主要讲授国际贸易领域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原理，其理论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强的特点十分突出。传统的网上教学设计常常让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由于对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课程感到复杂深奥、晦涩难懂，因而产生畏难情绪。同时，感觉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现实生活有距离，很难学以致用，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这些都会给做好本课程的教学工作提出挑战，要求教师对网上教学设计不断创新。笔者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依据情境教学法和对本课程开放教育学员学习情况的客观分析，尝试规划并逐步实施一套基于新闻情境的网上教学设计。
一、网上教学设计的依据
(一)情境教学法
受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思潮的影响，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重新思考知识和学习的性质以及教育活动诸要素，表现之一便是情境教学(contextualteachingandlearning)成为教育理论界的焦点之一。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讲授内容，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情感。
(二)本课程学生分析
二、网上教学设计的规划
(一)明确教学目标
通过基于新闻情境的网上教学设计，充分调动学生的情绪进行体验式学习，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对本课程中不同层次的知识点和能力要求，达到识记、理解和运用的不同标准。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提高学生的学习素质。
(二)划分教学模块
教师根据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划分出I、II、III三大教学模块(如下图)。
新闻评价让学生无意识地自觉运用经济学理论、观点和方法，表达意见和立场。
III是教学效果反馈模块，包括选择题、名词解释、判断题、辨析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等多个子模块，表现为不同类型的习题及参考答案，体现了识记、理解和运用等不同层次的教学要求。教师可以从学生的答题情况了解教学效果，学生也可以通过答题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三)填充教学模块
以下是笔者提供的一个范例，仅供参考。
说明：由于模块II是虚拟的，因而只列出模块I和模块III的填充范例
三、网上教学设计的实施
在电大在线平台上，可分别或同时在课程论坛、课程网页和多媒体资源展示区实施基于新闻情境的经济学理论课程网上教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