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之间：构建“亲”“清”“平”的新型关系
——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导聂辉华
聂辉华
图/张扬
专家简介
聂辉华，现为“国家高端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科研处副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主要研究政企关系、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国家“万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
1、亲清政商关系的创新之处是将“政府作为”与“政商边界”有机结合起来了
湖南日报：总书记为什么那么重视亲清政商关系问题他提出的新型政商关系，究竟新在哪里
聂辉华：总书记对政商关系的高度重视，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抓住了当前的紧迫问题。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发起了一场规模和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澄清了吏治，净化了政治空气。在反腐败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官商勾结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官员和商人之间进行利益输送，并建立攻守同盟，败坏了法治建设和社会空气，产生了非常不公平的恶果。为此，总书记强调要荡涤传统的、扭曲的政商关系，要建立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简单地说，政商关系要从过去的“勾肩搭背”，转型为“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外，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政商关系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营商环境的核心内容，因此构建规范的、符合法治精神的政商关系，才能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奠定制度基础。总书记提出的新型政商关系，不同于传统的政商关系，主要的创新之处是将“政府作为”与“政商边界”有机结合起来了，既要让政府有所作为，又要防止利益输送，这完全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按照纯粹西方的做法，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是互不干涉的，政府不能干预企业，但这种“长臂距离”的政商关系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反过来，中国也不能回到过去的政商关系状态，而是要发展有边界、讲法治、合规范的新型政商关系。
2、政商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又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命题
湖南日报：那么，怎样看待当前的政商关系问题
聂辉华：政商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又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命题。
说它重大，是因为：第一，政商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第二，政商关系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之一;第三，政商关系关乎官员和商人的切身利益。
说它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命题，是因为这几年在政商关系领域发生了很多冲突或者敏感的问题，亟待解决。根据中纪委的工作报告，2012年底至2017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根据我们的数据库，1991年至2016年2402个副厅级以上贪官被查处，323个被公开审判，169个能够确认是否涉及民营企业行贿。144个贪官涉及民营企业行贿，占85%，平均每个贪官涉及6.12个商人。按这个指标计算，过去几年的反腐败斗争可能牵涉到60万商人，形势非常严峻!此外，2018年前后，接连发生了黑龙江毛振华雪地陈情事件、山东德州皇明集团董事长实名举报市委书记事件、山东临沂金凤凰置业公司负责人张方成实名举报当地管委会不作为事件。这些企业家“网络上访”事件在过去很少发生，如今集中爆发，说明当前的政商关系到了一个非常敏感和脆弱的时期，切实需要从根本上重视和解决。
3、就中国历史而言，政商关系主要体现为政企合谋与政企伤害
湖南日报：应该说，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更多的是一个实践课题，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考量、国际的视野去比较。在我国历史上，政商关系是怎样体现的对现在还有怎样的影响
聂辉华：是的，分析政商关系需要历史的和国际的视角。
不得不说，中国古代传统的、扭曲的政商关系直到今天还有影响，甚至胡雪岩还成为一些商人膜拜的对象，这是很不正常的。我想主要原因是，一些部门的官员权力太大，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导致商人围猎官员，延续了过去的官商勾结模式。因此，十八大之后反腐败斗争中，暴露了很多官商合谋的腐败案例，这并不奇怪。好在总书记适时地提出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理念，我相信之后的情况会明显好转。事实上，现在的政商关系的确比过去清白多了。我们在调研中多次发现，至少明目张胆的索贿行贿现象减少了，吃拿卡要的行为减少了，这都是进步。
4、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商关系相对透明和规范。它们建立了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值得借鉴和参考
湖南日报：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政商关系处理，已经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制度，它们的规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借鉴
5、要走出清则不亲、亲则不清的死结，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媒体或舆论监督
湖南日报：在我国当前的实践中，清则不亲、亲则不清似乎成了一个死结。怎么会这样
6、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法律都不是解决违法问题的唯一手段，还需要培养社会道德体系，让非正式的制度发挥约束作用
湖南日报：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方面，是否应该道德修养和制度建设齐头并进、相辅相成
聂辉华：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法律都不是解决违法问题的唯一手段。原因是，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总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而且，法律的执行本身具有较高的成本。比如，你不可能派人24小时监督所有官员和商人，这既不现实，恐怕也侵犯人权。因此，除了依靠法律惩戒，形成正式的威慑作用，我们还需要培养社会道德体系，让非正式的制度发挥约束作用。一个道德水平高的商人，会将行贿受贿看作是一种耻辱。如果企业界普遍将行贿受贿看作一种耻辱，那么行贿受贿现象就会少很多，政商关系就会清白很多。一些行业协会制定了行规，要求企业不要违法违规，并且同行会对违规企业鄙视，不再与违规企业合作。这类似于一种村规民约，这种道德倡议有时也能发挥较大的正面作用。毕竟，除了法律，声誉也是一种重要的约束。一个企业除了硬资产，品牌、商誉也很重要。而且，越是大企业，越是重视商誉。
7、评价政商关系，我们已经形成一套可操作的指标体系;改善政商关系，各地也有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湖南日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各地的政商关系有没有什么可操作的指标体系
此外，在改善政商关系方面，各地也有一些做法值得借鉴。例如山西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全省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工作方案》，要求建立领导干部联系帮扶民营企业制度;广州发布了《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民营经济20条”)，要求在涉企案件调查中，慎重选择办案时机和方式，严格区分企业有关负责人和企业法人的责任，慎重发布影响企业声誉的新闻信息，慎重使用侦讯措施，不轻易查封企业账册、扣押企业财物等;贵州率先建成了全国第一个覆盖全省的省级电子政务网平台，实现了17万公务员同网办公，极大地节约了政府运行的制度性成本，减少了腐败机会。
8、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除了“亲”“清”，还要有“平”
湖南日报：对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聂辉华：除了“亲”“清”，还要有“平”。某种程度上，平等比亲近和清白可能更重要，因为只有平等的关系，才更容易形成合理合法的关系，政府对待企业，才有基于“平等”的契约精神。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针对一些地方政府政策不连续，“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意见》规定，“不得以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因违约毁约侵犯合法权益的，要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这就是“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