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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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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党与政党政治
（一）国民党
国民党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后退据台湾，又连续执掌政权50年，2000年第一次被民进党取代执政，开始政党轮替，其间几经兴衰。
王建民认为，国民党接收台湾，其在大陆时代的统治体系及政治派系在台湾无法向地方延伸。随着台湾政治本土化的发展及本地精英与地方势力的逐渐结合，这种上层的政治派系在台湾没有发展空间与基础，加上国民党中央对党内的整顿，很快退出政治舞台。国民党退台后，起用大批在日据时代到大陆求学，甚至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台湾人即所谓的“半山人”，这些从大陆返回台湾的本省人，组成“台湾宪政促进会”，各自吸收地方政治精英，并逐渐形成各自的政治势力与派系，而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地方派系的兴起。[※注]
此外，对于改造时期国民党所开展的具体党务和路线，近年来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改造运动对基层设置做了重大调整：以小组取代原区分部成为基层单位，改区分部为虚级等。但这些举措未收到健全基层的效果。国民党汲取过去办党和执政教训，试图走群众路线，沟通全党思想，了解民意，并使每个党员都成为反共防共耳目，而将社会调查列为党员基本工作。社会调查与特务工作不同，但在保密防谍方面存在相通处。国民党退据台湾后，为克服以往弊病，出现了一场反思热潮，倡导“群众路线”，其意在另起炉灶，在以前边缘化的统治区域站稳脚跟，赢得民众，建立所谓“模范区和复兴基地”。然而，由于国民党本身的局限性，其“群众路线”所行不远，与民众之间仍有距离，在台湾根基的稳固尚不能实现。[※注]当国民党退据台湾后推行改造运动进行整肃时，毛邦初案与刘航琛案成为台湾岛新闻的焦点。尽管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很大，但阻力也很多，整肃贪污形同虎头蛇尾。此两案也使许多人对改造丧失信心，国民党改造成果大打折扣。[※注]
CC派曾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派系，然而到台湾后，该派系势力不再。杯葛“出版法”和弹劾俞鸿钧，是CC派作为“忠诚反对派”，在台湾政坛上演出的最具声色的两台大戏，而“出版法修正案”的最后通过，表明当CC派被迫在“忠诚”和“反对”之间择一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党内派系活动的压制。CC派虽仍不断发出不太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声音越来越微弱，终至渺不可闻。[※注]
除了退据台湾初期蒋介石推动了一场党务改造运动外，十几年后他再次推动党务革新。陈红民等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蒋介石一再强调要推动革新，及时发现问题，对症下药，才有了后来的实效，同时也为后来全面推展的“革新保台”运动做了铺垫。这场革新所涉层面之广、程度之深，“是国民党到台后所仅见，不少方面已动摇了国民党20多年的统治根本”。当然，亦应看到，“十全大会”后的“革新保台”是在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国民党的统治、党外势力兴起的条件下制定的，目的是革新政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注]
甘观仕等认为蒋介石始终强调国民党“革命政党”的一面，实际上是“专制政党”的一面。蒋经国对“革命民主政党”的解释，在理论上更突出“民主政党”和“结合群众”。国民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在经历七八十年代的“党务革新”之后，从20世纪50—60年代所保持的“专制政党”的形态，向具有明显地区性特征的“民主政党”过渡。[※注]但亦有观点认为，蒋经国提出的“党务革新”和蒋介石逃台初期对国民党的“改造”在实质上相同，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长期形成的一党专制体制。[※注]
“政治革新”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台湾社会日益多元化，民主化思潮风起云涌，主导台湾政治改革的国民党自身“一党独裁”“党国不分”的体制结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国民党“党治”陷入困挫的情况下，“党政分离和决策民主化”原则应运而生。[※注]为延续政治生命，国民党不得不调整政党体制和组织形态，由革命的、垄断型政党朝民主的、竞争型政党转化，由权力组织转变成选举机器。[※注]
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是关系到后蒋经国时代国民党权力再分配的关键性会议。李强认为，国民党十三大首次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中央委员，权力再分配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李登辉重用、依靠军事强人郝柏村的同时，又预伏了如何有效地扼制军方和行政元老派系势力膨胀的危机。经此次权力重组，蒋经国生前所搭建的李登辉统揽全局、蒋纬国协助李登辉监国、李焕主党、俞国华主政、郝柏村主军的过渡体制的框架，出现空隙，各种政治力量平衡的势态发生了倾斜。[※注]
蒋经国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坐大，总裁权威削弱，政要、学者预言：国民党处在分裂边缘。一些人提出“国民党自民党化”的革新建议，希望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模式重建党内政治伦理和政治秩序，以适应急剧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国民党是否可能走向“派阀化”？藏志军、刘国深指出，其决定性因素是派系的内外条件，而非部分当权者的喜好。国民党派阀化具有有利因素，但这个结果并非一蹴而就，在当时情况下还存在三大障碍，首要一点是“宪政体制”究竟走向“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如果是走向“总统制”，则内造政党之途便难以实现。[※注]
20世纪90年代国民党内争公开化、激烈化，李松林认为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干预。作为“一介书生”和无班底的李登辉，之所以能在政争中屡屡告捷，其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对台湾事务的干预与介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党高层权力争斗的进程与结局。[※注]
1993年，国民党“十四全大会”确立了“李登辉时代”的到来，是国民党彻底“台湾化”的转折点。此会规定国民党的性质由“革命民主政党”，改为“民主政党”，虽促进了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削弱着国民党对台湾政权的全面控制力。[※注]此种转变牵涉到党内各派利益的调整，体制结构的转换，与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关系的处理等各种因素。因而，在转变过程中，新旧矛盾交织，内外压力并重，给国民党的发展投下阴影。[※注]此后，党主席李登辉数次宣称，国民党已“老店新开”，变为“台湾国民党”。台籍私人资本成了国民党的主要经济基础；党地方派系化；台籍人为主的国民党主流派完全掌控了国民党，以大陆籍为主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被挤出决策圈；公开丢弃“国父思想”，以“李登辉主义”取而代之。[※注]
作为一个体制结构上深受“列宁式政党”影响的政党，当代国民党在组织结构、权力运作和政党理念等方面，仍留有“革命政党”色彩和苏维埃政党的特征。由于长期执政，国民党还积累了许多封建专制的政治包袱，如“党国一体”“以党干政”的现象普遍存在等。[※注]而在李登辉主导下，国民党陷入政治迷途：对内在“宪政改革”下推行“本土化”“台湾化”等“实质台独”的种种行为；对外不断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立场，推行以“两国论”为主轴的大陆政策。[※注]
到21世纪初，国民党拓展社会基础的能力的下降给“台独”带来膨胀的空间。国民党包袱沉重，机器老化，内部问题突出，改革力度无法满足民众，“本土论述”未取得突破，这些削弱了国民党、泛蓝军拓展社会基础的能力，客观上助于“台独”势力巩固基本盘。[※注]
2000年国民党丢失执政权，有人认为，李登辉的破坏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他挑起的党争，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严重削弱国民党的实力，致使国民党陷入组织系统混乱、实力人物出走、元老重臣、党的综合实力下降和支持群体的无规则重组状态，埋下国民党大选失败的种子。[※注]不少大陆学者认为，国民党2000年失去台湾政权固然有“二二八”“白色恐怖”等历史的遗患及自身腐败、黑金、派系等原因，但这一失败与李登辉的所为确有脱不开的干系。[※注]
2004年“3·20选举”挫败后，国民党陷入路线争议，党内出现反省的声音，认为国民党败因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必要先在党内“统一思想”。国民党中常会于8月完成名为《民主、和平、新台湾》现阶段基本论述草案，但草案中的基本论述已看不到国民党原本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反台独”“反公投”“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等基本主张，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是台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今天的中华民国已经和台湾合为一体，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民主、和平最大保证”、“在地命运共同体”等等语意模糊暧昧的字眼。这些模糊的定位解决不了党内的政治路线之争。[※注]
马英九上台之后，一度采取“党政分离”的做法，承诺不兼任党主席，不插手党务，但由于重大事项缺少沟通，致使党政关系不顺、施政频遭党内掣肘，出现“党不辅政”甚至“以党反政”的窘况。马英九不得已重新出任党主席，确立“以党辅政”的运作新模式。中常会功能转化为协调沟通，使“以党辅政”模式运作有了组织保证。“以党辅政”立意颇佳，但实际运作时，出现党政分立、各行其是的窘境。[※注]
关于国民党治台时期的地方派系，研究者颇多，除前述有关研究外，还有不少。[※注]派系问题本来即为国民党一大顽症，退据台湾后虽一度削弱上层派系影响，但为求向下扎根，具有新特征的派系在地方滋生。有关研究是党派研究的一个焦点。
在大陆政策的定位方面，从一党威权体制下的“反共复国”到政党政治下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国民党大陆政策随着岛内外政治生态的变迁也不断演化。近年来，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反独”立场虽依然鲜明，但“一中”原则却日益模糊，其“经营台湾”并与大陆“和平竞赛”的政策取向逐渐加强。[※注]林劲指出，1988年十三全大会是国民党大陆政策实质性转变的开始。[※注]
（二）其他政党
1.民进党
对于民进党在90年代前后的“台独”倾向，许钟萍指出“台独”活动从来就离不开国际土壤的培养。首先，美国部分政客明里暗地的支持是近来“台独”升级的主要原因。海湾战争后，美国国际影响日升，一些前政府官员不断放出有助于“台独”的言论，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等人公开鼓吹“一中一台”，提出所谓的“新主权论”。另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和苏联的事变，使民进党错误地认为共产社会的解体即将到来，这些鼓舞了民进党的“台独”倾向。[※注]
徐博东认为，民进党内的分离意识和“台独”倾向不断膨胀，终于蜕变为一个以建立所谓“台湾共和国”的虚幻构想为主要诉求目标的不折不扣的“台独党”。其质变的标志，即1991年10月在该党五全大会上公然将明列“台湾共和国”国名的“台独”条款纳入党纲。[※注]质变的原因是民进党的纲领、组织、纪律这三个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及其运动，从内部推动其性质的演变和转化。在三对矛盾的运动中，狭隘的“本土意识”很容易被“台独”意识所同化和裹挟，从而将民进党拉入“台独”泥潭。[※注]
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建立在极端偏狭的“悲情意识”之上。这是民进党“台独基本教义派”及其支持者的理念基础。强烈的悲情意识也使民进党内存在着狭隘的“族群意识”，省籍冲突常被民进党的政客利用，成为其最为便利的、实用的工具，代替了其他政治议题和公共政策的辩论。虽然民进党的所谓“族群政策”强调族群平等，实际上是排斥、敌视外省人，甚至包括客家人的偏狭的意识。[※注]
民进党在1991年底“国代”选举惨败后，开始淡化“台独”诉求，着手调整其激进的“台独”策略。到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时，民进党内各派系基本达成共识，形成一整套新策略，开始强化台湾“实质独立”内涵。要点之一就是坚持“台独”的最高理想，先通过体制内的选举夺取政权，再经由“住民自决”实现台湾的“法理独立”。[※注]
1996年6月民进党召开“七大”，以此为标志，进入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政治理念上，尽量淡化“台独”诉求，重新解释“台独”党纲，以改变“台独党”形象；斗争策略上，放弃街头抗争和在“国会”议场上的“肢体接触”，以改变“暴力党”形象和“为反对而反对”的单一思维模式；强调与国民党搞“政党合作”，凸显执政能力；与新党“大和解”，避免族群冲突；等等。[※注]
2000年民进党获得执政权后，傲慢、腐败、黑金、以权谋私、偏离民意、一党专政、虚伪等“政治恶疾”开始暴露，特别是民进党一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推进“台独”的言行，使民进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岛内主流民意的制约，限制了该党的扩张空间，因而不断推出“党务改革”方案。同时，派系政治也是民进党一大特色，当陈水扁宣称要对党内派系进行改革时，党内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注]
2004年虽然陈水扁连任成功，但其位不稳。“立委”选举受挫后，陈水扁在党内“一人独大”的地位受到挑战，内部围绕“后陈水扁时代”的权力斗争与路线争议也逐渐浮上台面。[※注]“政策路线困境是民进党一切困境之根源”。一是民进党对于两岸任何加强交流的举措，都站在民意对立面上，进行干扰、抹黑和破坏；二是面对“台独党纲”严重制约党的发展的现实，民进终不能正视，从而迷失在自我定位与发展中。[※注]
“法理台独”在台湾现有民主体制能够继续维持的条件下，是民进党保存实力以对抗国民党的防御性手段。它极大地压缩了国民党、民进党之外其他小党的生存空间，逼迫中间选民放弃观望立场并在国、民两党之间（也就是民进党所界定的独立立场和统一立场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也有效迫使国民党逐步松动其寻求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而一步步地向“台独”“独台”靠拢。[※注]
2.青年党
中国青年党到台湾后，由于本身的分裂和缺乏群众基础，对于现实政治已提不出新的主张与号召。它既无能对执政的国民党进行监督，也无法担负起反对党的功能和任务，只能给“在台湾的国民党统治增添点滴非一党体系的油彩而已”。在台湾开放党禁前的38年中，国民党和青年党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控制和反控制、一党专政与反一党专政的矛盾和冲突。[※注]
3.新党
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新党的公职人员努力“问政”，也坚决反对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在李登辉延任、“国代延任”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旗帜鲜明的反对立场，但“关键少数”作用的不再，且进一步发生的“家变”让新党的形象进一步受损，新党面临泡沫化危机。[※注]
4.亲民党
2004年，“国亲合”的炒作从未中断，亲民党既不敢公开拒绝，又不能贸然接受。但在泛蓝选民看来，国、亲早晚要“合”，且“合”的结果一定是亲民党重回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泛蓝老大、“正蓝”的代表。在这种普遍心态的作用下，亲民党的“泡沫化”危机渐渐浮出台面。[※注]
（三）党外运动及政党政治
蒋介石主政时期是“逐步强化的寡头集权统治”，自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通过《自由中国》事件把台湾早期在野政治势力的组党活动镇压下去后，台湾的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的活动整整有10年处于低潮期。到70年代，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党外势力又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抬头，并初步形成了台湾党外运动。[※注]
关于台湾的政党体制，杨锦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其体制是大陆时期的延续，政治上不能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相等同。可以说，“它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一个特殊环节而存在的”。台湾现实的政治环境具有特殊性，这给台湾政党政治的运作增添诸多不定因素。考察台湾政党政治，不能不注意到政治不稳态这一制约因素的存在。[※注]王英津从政治学角度考察，认为台湾的政党仍处于不断的组合与分裂之中，不确定性仍是其重要特征。虽然如此，台湾政党政治的内容已表明，台湾政党体制应属于西方型政党体制，即竞争型政党体制，而非中国式的合作型政党体制。[※注]
严安林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选举在“戒严”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特殊条件下进行，政党政治与选举并无直接关联，彼此相脱离。在这样的威权政治体制下，选举活动不会产生政党政治。1989年12月的三项“公职”（“立委”、县市长、“省市议员”）选举，为“解严”后首次“两党（国民党、民进党）对立、多党参与”的选举，表明台湾的政治格局由原先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演变为“一党（国民党）独大、两党（国民党与民进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时代。[※注]相对多数选举制和单一选区两票制使台湾的两党制趋势越发明显，两党制成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注]
近年来，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对抗压缩了小党生存的空间，不少学者认为台湾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具有分歧性、难以良性发展的两党制。这个两党制有可能是个过渡，未来会趋向某一方占优势的一党主导制。[※注]
孙云、文胜武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考察“第三势力”在台湾政坛的发展空间，发现在台湾目前的选举规则下，短期内“第三势力”除了在“不分区立委”部分不排除能获得个别席次的可能外，很难有其他进入政坛的途径。[※注]
二“民主化”进程
（一）推动民主的事件及运动
1.地方自治
1949年3月，陈诚宣布将改组民意机构，实施地方自治。8月，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正式成立，关于地方自治的法规起草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1950—1951年台湾实施了第一届县市长选举。此后一直坚持该制度，并不断讨论修订有关规定。
黄嘉树认为，台湾地方自治在实施过程中，虽显现种种弊端，如地方制度法理紊乱、省级自治徒有虚名、县级自治束缚重重等，仍肯定该制度的实施，是台湾当局向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其积极的效用。[※注]朱天顺指出，1950年以后台湾的地方自治只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一种形式，地方政权的阶级属性没有发生变化。这种状况到后来逐步发生改变，从国民党政权性质上的变化到“一党专政”的松动与民主制度的完善。[※注]
选举部门的派系主义对国民党来说是双刃剑，“既是国民党借以巩固威权统治的有效策略工具，也常常是造成威权体制危机的策源地”。地方派系在初期和国民党的合作是威权统治得以稳固的因素，而其反弹乃至投入反对阵营，则是加速国民党威权体制松动的重要变量。[※注]地方派系对于国民党对地方控制力的双重作用，为学界较普遍的认识，虽然对于这种双重作用具体表现的分析会有不同。[※注]
1990年台湾当局召开“国是会议”时，地方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五大政治制度改革之一被列入议程，要解决其“合宪化”等问题。朱天顺对此进行讨论，认为改革遗留的问题还很多，地方自治改革目标仍任重道远。[※注]
2.雷震与《自由中国》
在战后初期台湾历史上，雷震对于民主自由理念的推广及社会政治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1949年11月，雷震创办《自由中国》，以公共论坛的方式臧否时政，提出建言，成为台湾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源头之一。在战后台湾民主进程中，对于雷震及其“中国民主党”以及《自由中国》的研究是一个焦点。[※注]1989—1990年间，傅正将雷震日记、书信、著作加以整理，汇集成《雷震全集》[※注]出版。在此前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整理收藏的《雷震个人档案》内，亦有相当数量未出版信件与手稿。史料方面的整理、出版与公开，为雷震研究及台湾民主进程研究提供了巨大助力。2001年，大陆学者整理出版《胡适日记全编》[※注]，第八卷为1950—1962年。这一史料的整理出版对于组党运动、雷震案等台湾政治及思想文化诸方面大有裨益。
随着档案资料的出版与思想意识的开化，大陆地区近年来开始有较深入的研究。何卓恩考察雷震的“宪政”思想，指出国民党撤退台湾后，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一直图谋“修宪”扩权。雷震认为宪法之本在于自由民主；“中华民国宪法”总体上体现了自由民主的精神。其暴露出来的体制设计缺陷，不在于没有贯彻“全能政府”的理想，而在于未能完备确立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他坚持“宪法”的实施，“护宪”和“修宪”固然都有必要，但“护宪”比“修宪”更重要。他本人以《自由中国》为阵地，为维护“宪法”尊严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付出了沉重代价。雷震的“宪政”思想值得当代台湾频繁推动所谓“宪改”的人士回味和反思。[※注]
陈红民等指出雷震的组党努力是其遭受打压的重要原因。新党的领导成员，包括了除国民党之外台湾两个最大的政治利益群体：国民党反对派（包括民、青两党及党外人士）、台湾籍实力人物，均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国民党面对着这样一个即将出世的新党十分恐惧。蒋介石素来坚持“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理论，对追随其来台的两个“友党”——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大施手腕，使其内部分裂，实际陷于瘫痪。面对即将诞生的反对党，他绝对不会允许。[※注]
关于《自由中国》的停刊，马庆认为，其中固然有台湾当局压制反抗言论的因素，但也有编委会内部分歧的主观因素。《自由中国》主要编委思想驳杂，未能形成最大合力。“内部思想始终不一与外部专制压力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自由中国》生命的终结。”他认为，胡适和雷震作为该刊核心人物，大体代表了编辑部内两个不同阵营。“他们不同的政治理念及由此产生的分歧，特别是在外界高压下的分化，成为《自由中国》停刊的重要原因。”[※注]吴麟对此并不认同，而是认为，雷震与胡适在创办《自由中国》时，基本理念并不迥异，只是具体观点有别而已。“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常遭误解，其实他已尽力斡旋”。胡适支持《自由中国》积极争取言论自由，但他认为胡适应该在勇气之外讲究技巧，如此才能在威权政治体制下延续与拓展生存空间。[※注]陈漱渝、宋娜认为，胡适未能营救出雷震，只能屈服于政治的高压。[※注]
3.保钓运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镇压新党运动，逮捕李敖下狱后，民主运动处于消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保钓”为起点的爱国运动再起巨澜。这场来自台、港的中国留美学生、学人掀起的保卫钓鱼岛列岛主权的运动，很快发展成蓬勃的“中国统一运动”，高潮持续到1976年，尔后逐渐转变成不同方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李水旺认为该运动“同中国近代史上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一脉相承，并将留学生的爱国感情提升到为祖国、为中华民族统一而奋斗的更高层次”，是一百多年来留学生爱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该运动开始出现实现和平统一政策的思想萌芽。[※注]封汉章指出，“保钓运动”不仅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更重要的是直接引发了台湾社会深层的变动，促使国民党各派势力重新组合。能否看到并驾驭台湾社会深层的这股潜流，成为蒋经国治台时期遇到的一道难题。[※注]
4.高雄事件
（二）政治转型与政治体制
关于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政治体制，姜南扬认为，台湾1979年以前是二元政治体制，上层政治体制是某种“超阶级”的波拿巴性质，下层政治体制（除50年代初外）是资本主义性质。政治转型表示上层政治权力向台湾社会回归，由波拿巴性质转向资本主义性质。[※注]
大陆有学者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解释台湾的政治转型。[※注]而有更多人认为台湾政治转型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反对势力要求结束独裁的声音越来越高；岛外的各种压力，尤其是美国催促台湾当局实行改革的压力，以及大陆实行改革的压力；执政党内部逐渐形成能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改革派，成为党内求变的力量；台湾社会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进行的“反支配求自主”的抗争，80年代已演变成各种社会运动，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造成了震动。[※注]
孙代尧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对台湾政治转型进行探讨，将其分为威权体制的自由化转型（从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起至1990年底）和威权体制的民主化转型（从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和废除“临时条款”起至1996年“总统”直选）两阶段加以讨论。[※注]
台湾民主转型是在国民党一党威权的统治下发生，是在政党政府片面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徐锋认为，台湾政党政治实际上是“威权体制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与国民党侍从主义政治架构之间矛盾最终表面化的结果，是威权和戒严体制不能继续容纳这一矛盾而脆化、坍塌的结果”。一些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的原因共同塑造了台湾政党政治较低制度化水平的现状。[※注]
刘锡斌认为，台湾地方自治是台湾政治转型的关键性诱导因素，是削弱威权统治，推动政治转型的主要政治动力。[※注]李路曲指出，近20年，腐败已构成这一时期台湾政党政治运作、政治转型及民主发展的重要方式和动因。[※注]姜南扬则认为，台湾政治转型受多重因素影响，两岸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相应地，台湾的政治转型对两岸关系也有重要影响。国民党退台后，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经历三个时期：1949—1979年，在二元政治体制之下，两岸关系基本上为内战关系的延续。1979—1989年，台湾政治进入多元化时期，国民党对台湾社会控制的减弱，两岸关系形成政治关系依然对抗但民间关系不断发展的二元并行格局。1990年后至今，国民党主流派与民进党合流，将台湾“宪政改革”引向“新国家”体制建立的方向。同时，李登辉将国民党“一个中国”的“争天下”政策转变成“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分天下”政策，致使两岸关系在政治上出现新对抗、大倒退，两岸关系进入更为复杂的既对话又对抗的阶段。[※注]
1987年7月台当局宣布“解严”,1991年5月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台湾政治由专制向民主转型。余孙升认为，由于政治生态的变化，军方超常特权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逐步消失。军方不得不对本身原有的政治角色进行调适与重新定位。“军队国家化”是宪政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促使台湾军队由“党军”角色向“国军”角色转化。[※注]杨立宪、朱卫东指出，废止“临时条款”其本意并非为发展两岸关系，而是为岛内“宪政改革”需要。应注意到这次终止“戡乱”及对中共的重新定位潜藏着政治企图，它是国民党大陆政策“一国两府”架构的具体反映。[※注]
张春英认为，台湾的政治转型经历了由蒋经国提出的“政治革新”到李登辉实施“宪政改革”的过程。虽然两者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但其目的和效应却存在根本不同。两者本质区别在于对待“台独”的态度。前者建立在反“台独”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却为“台独”的死灰复燃及其发展并最终夺取台湾的政权铺平了道路。[※注]
台湾政治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有负面效应。由于“戒严令”解除，政治犯大批获释，岛内外“台独”合流，尤其是李登辉把蒋氏父子坚决取缔“台独”的政策，改变为纵容甚至扶植，“台独”势力快速发展。[※注]1991年“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在推动“宪政改革”的发展，加快国民党角色调整的步伐，增强政治经济运行机制的协调性的同时，也会使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加剧，台湾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注]
台湾因循的“宪法”设计原则原本倾向于“内阁制”,“总统”权力具有虚位性。但是这样的宪法规则未被遵守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令”将“宪法”束之高阁。解严后，李登辉不顾社会舆论反对，保留控制特务情治系统的“国安会”，并将其纳入合法的“宪政”体制中，陈水扁进而试图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均显示出“总统”稳固权位并欲不受监督的企图。此时数次“修宪”亦未能明确其“中央政府体制”是属于“总统制”“双首长制”还是“内阁制”。台湾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仍待观察。[※注]
（三）台湾民主的畸形产物及局限
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台湾民主发展的进程有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地方，亦有某些畸形的产物。
台湾人由于在台湾光复后受到“二二八事件”和政治肃清运动的打击，在心理上对中国认同产生严重排斥，将此前已经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异化为一种独立意识，从而滋生了“台独”运动。这种独立意识借由民主化进程而表达出来，因此在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民主化和“台独”形成了一种伴生关系。[※注]
台湾的地方自治选举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民主之后有纷杂乱象，“民意”为候选人的金钱和欺骗宣传糟蹋，并且败坏社会风气。[※注]
台湾权力结构由“中央”、省市、县市、乡镇市、村里五个层级组成的统治体系。地方实行不完全的地方自治，即集权“中央”统治下的部分自治与准自治。基本上，县市以下权力结构（村里除外）是民主政治的完全自治体系；台湾省与“院辖市”部分自治，即议会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而行政首长为集权下的官派。这种不同程度的地方自治与权力结构造就了台湾典型的地方派系政治生态。[※注]
台湾地方派系政治使地方政客积极参与政治，促成民众热诚参与民主生活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它催生了从事炒作土地、非法融资、垄断经济等行为的地方财团，也促成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民进党的“白金政治”，导致铺天盖地的贪污腐败。[※注]
由美国人首先发起的“台湾住民自决”，被吕秀莲接棒传入台湾的“党外”运动中，最后在民进党内扎下了根。不过，起初，“住民自决”这个口号更多的是强调一个过程，而没有公开提示其中的前提和结果，较模糊，且带有“民主”的色彩，较能为民进党各政治力量和台湾社会所接受和同情。当时民进党普遍将“自决”条款解释为冲破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手段”。此后，自决论发生了变化，变得露骨。[※注]
林劲认为，“台湾自决”理论是与国民党极权统治长期斗争的台湾党外民主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畸形产物，亦是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和形势下对台利益要求的政策体现。其理论基础、依据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台湾历史和现实的。虽然其中蕴含有台湾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当家做主、决定台湾前途的合理成分，但它具有更为明确的分离主义的错误成分以及对抗“和平统一”的危险作用。该理论促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国际化，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台独”论调。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对“台湾自决”理论的暧昧态度表现了其“反共拒和、偏安自保、长期维持海峡两岸分离现状”的心态，国民党对该理论“正面抨击，侧面利用”,“形式上批判反对，实质上宽容放纵”，无非说明了“台湾自决”理论的倡导和宣扬，在相当程度上迎合了国民党的眼前利益和稳定台湾政局、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注]
张春英指出，民族自决权的适用对象是“民族”，是殖民地、托管领土和非自治领土中的“被压迫、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不包括在主权国家中享有宪法保障地位的少数民族。而“台独”分子所持的“住民自决”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从未被承认过。“住民”和“民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住民并不构成民族，更不代表全体人民。[※注]
1990年，台湾当局为解决“法统危机”、落实“中华民国台湾化”，开始推行“宪政体制改革”。当历时4年的“宪政体制改革”落下帷幕，虽然省、市长首次实行民选，政党政治进一步走上轨道，但也实现了“中华民国台湾化”，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和“台独”势力活动明显升级。[※注]随着台湾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在“民主化”“本土化”口号下，“台独”倾向成为政治多元化的主要危害。[※注]
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代的七次“修宪”[※注]，台湾所谓“五权分立”体制事实上已瓦解：“国民大会”和“监察院”作为民意机关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大会”消亡，“监察院”失去民意机关性质后仅为所谓“准司法机关”。“立法院”成为“单一国会”。与此同时，“立法院”与“行政院”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倒阁”和解散机制建立，加上“总统”成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这种权力机制俨然“三权分立”体制。实际上的“三权分立”思路和运作，与形式上的五院并立、“五权分立”体制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注]
闫帅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虽然以确定性的影响因素为前提条件，但是直接诱因是那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即台湾民主化是李登辉在利益导向下为增强个人权力和地位而附带产生。[※注]
三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
（一）政治事件
国民党虽然进行了“改造”，军队实行了“肃整”，行政部门搞了“大换血”，但其内部派系残余依然存在；政军内一些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蒋介石的专制尤其对太子派势力的日益膨胀愈发不满；蒋氏父子亦绝对不能容忍对己不利的“异势力”；美、台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等等，诸多矛盾交织，酿成50年代中期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兵变”。
20世纪6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裴斐、韦慕庭曾对吴国桢进行了一系列访谈，其英文稿经吴国桢认可后，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90年代在吴国桢族侄吴修垣教授努力下，该书得以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是为《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该书主要包括吴国桢亲历的自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重大事件内幕及其对国民党政要的看法等。其中有关吴国桢与蒋氏父子决裂，即20世纪50年代的吴国桢事件的前前后后内容颇多，虽为一面之词，亦有一定研究参考价值。
孙立人有美国军校背景，抗战时曾率军赴缅甸救援英军，与美军协同作战，为美国所器重。退台初，蒋介石为获美国好感重用孙立人，但对孙立人又怀戒备之心。1954年蒋剥去孙立人实权，任其为虚衔职务“总统府参军长”。翌年8月，孙立人因部属郭廷亮被指控预谋“兵谏”、涉嫌“匪谍”而被迫辞职。蒋介石命9人成立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罗列其罪过，随即软禁孙立人，将其部属亲信一一调离军职或查办。大陆学界对于孙立人多怀同情之心，普遍认为蒋介石对孙立人的处理是对异己的打压，是冤案。如汪泗淇、戴健、钱铭认为，蒋氏父子通过制造“郭廷亮匪谍案”“屏东兵变案”，将孙立人及其旧属打下去，达到消除异己、进一步巩固在岛上的统治地位的目的，同时也平息了自己的亲信长期对孙立人的不满情绪。[※注]薛庆煜指出蒋介石恩将仇报致孙立人蒙冤三十三年。[※注]黄亦兵认为，50年代是台湾所谓“白色时代”,“匪谍”罪为公认的十恶不赦的第一大罪，“匪谍郭廷亮”被判了死刑，却能在两个小时后，独享“总统”特赦的“恩典”，实在是颇含玄机。真正特赦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郭的“自白不讳”，供出了孙立人。[※注]
茅家琦主编《台湾三十年》一书认为，孙立人和吴国桢，一武一文，都是在台湾困难时期被重用的，又都在台湾逐渐稳定后失势，一个流亡美国，一个被长期软禁。两事件是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内权力再分配斗争的结果：蒋介石在克服了危机之后，便要过河拆桥，专意扶植蒋经国；也是国民党内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蒋介石独裁专制不满的反映。[※注]刘红、郑庆勇认为，经过公开、正式处置吴、孙，再加上清理门户的进行，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不同意见基本消失，政治权力组合逐渐蒋家化，政治对抗趋于高压下的平静，政局进入以国民党专制、蒋介石独裁为特征的以“力”服人时期。[※注]
黄嘉树将吴国桢事件与孙立人事件归入“党内自由主义者”的抗争。国民党在退台后七八年内，完成党、军、特系统的改造和团务系统的再造，党内的权力分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类改造措施，党内一些“持自由主义观的人物”颇为不满，认为这些措施或是抄袭法西斯，或是学自共产党，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主流派践踏人权与所谓“仿共措施”进行抵制。这批人在国民党内以政学系为代表，重要成员有张群、吴鼎昌、王宠惠、张嘉璈、熊式辉、魏道明、吴国桢、王世杰、吴铁城等。在吴国桢事件前后，政学系其他主要成员如王世杰等也遭免职等处分，政学系虽仍有张群等个别元老未倒，但离决策中心却越来越远，长期活跃于国民党政坛的政学系“无形无感”地消失了。[※注]陈红民等人从蒋介石日记等新开放史料，看出吴国桢事件与“王世杰案”的关联，认为在王案发生前，吴、蒋矛盾还是秘密的，在公开言论中，他仍支持台湾当局，但王案发生后，吴、蒋矛盾开始走向公开，并趋于尖锐，终至分道扬镳。[※注]
1979年底因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台湾党外人士诉求民主自由而发生的冲突，是“二二八”之后最大的一次官民对抗。黄嘉树认为，“高雄事件”及“军法大审”在台湾政治发展史上具有某种“界碑”作用。这次审判虽比雷震案和余登发案有进步，但就其以“叛乱罪”判处黄信介等人重刑而言，无疑仍属于政治迫害的冤狱。[※注]
（二）政治人物
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先后出版了一些蒋介石研究的基本史料，如《蒋介石年谱初稿》[※注]。蒋介石历任侍从秘书亦多有口述历史或回忆录[※注]，可资参考。更多蒋档在台湾地区可以查阅，如收藏在“国史馆”的蒋中正档案（俗称“大溪档案”），内容颇丰。该馆正在陆续整理出版《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据称2014年《事略稿本》将全部出齐。另外，近年蒋介石日记的全部手稿在美国陆续开放，众多大陆学者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查阅。蒋氏日记手稿本的开放对于民国史研究，特别是对于1950年以后台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记的开放催生了一批学术论著。[※注]
关于蒋介石的传记类著作，大陆已出版不少[※注]。随着学术与政治逐步拉大距离，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蒋介石的评述日益摆脱“左”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倾向于客观、平实。
李松林统观蒋介石晚年在台湾作为，认为其对历史的作用充满了二元色彩，如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台统治比大陆时期更独裁，但却标榜“民主”“革新”等。[※注]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支持下，成功“复职”。[※注]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经反省认为国民党宣传不够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提出当前的当务之急在于加强反共“心理建设”。亲力亲为，著书立说，修补反共思想体系。蒋介石晚年最突出的著作有《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和《苏俄在中国》。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地攻击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三部书被台湾舆论誉为反共的“三大论著”与“经典”。[※注]《反共抗俄基本论》和《苏俄在中国》所构筑的“反共抗俄”思想体系，实质上是“蒋介石大陆时期反共思想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翻版”，由于它兼具了可以推卸大陆失败责任、欺骗台湾民众、巩固统治基础与争取西方阵营（尤其是美国）支持等多种政治功能，所以成了蒋介石的一个政治法宝。[※注]
蒋介石治台时期CC派解体，陈诚派陨落，“湖口兵变”被压制，“家天下”统治不断被强化。蒋经国在蒋介石刻意扶植下，权势膨胀。同时，蒋介石也通过人事调整和立法手段，打乱“政府”各部门原有制衡关系，使自己的独裁地位进一步加强。[※注]
蒋介石治台，所谓“反攻复国”是其核心思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蒋介石日记中，围绕“反攻复国”进行的考虑和各种外交折冲与军事部署等是分量最重的内容。但由于美国并不赞成反攻大陆，60年代中期以后“反攻大陆”基本变为明知不可能而又不得不坚持的口号。牛大勇利用美国外交文件，认为60年代初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大举反攻，其计划因遭到美国肯尼迪政府阻挠拖延，未能遂行。但蒋介石经过顽固力争，终于把美国拖入对其小股侦袭窜扰大陆活动的援助中，从而达到牵制美国的目的，使其只能继续支持台湾的战略目标，而与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敌对状态。[※注]蒋氏父子自50年代至60年代，先后制订数十种反攻大陆的计划，诸如龙腾计划、光华计划等。1965年至1969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执掌兵权。这期间，曾试图利用大陆“文化大革命”，实施反攻大陆的“王师计划”。[※注]
蒋介石退据台湾期间，对于美国寻找各种机会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采取抗拒立场。[※注]他始终坚持反“台独”立场，对岛内外“台独”组织及其活动坚决取缔，对日本政府及右翼政客支持“台独”的行径进行谴责，对其策动台湾当局“独立”的建议予以拒绝。这是“台独”势力在此期间未能坐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注]
蒋经国“主政”时的台湾，正面临国民党退台之后前所未有的内外困挫。蒋经国以“新人新政”“革新保台”，改变了昔日严家淦“主政”“行政院”时松松散散的工作作风，使“政风”为之一新，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强了国民党权力结构的机能，对暂时稳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抵御岛内外各种力量的冲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注]
国民党在台湾时期推行本土化政策，对于该政策的起点说法不一，不少学者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有意任用部分台籍人才。李强认为应从70年代开始，蒋经国不但大量起用台籍人士，更为重要的是，从蒋经国时代开始，台湾当局对政策制定的方针与处理两岸关系总格局的出发点慢慢发生了变化。到1986年蒋经国决定推行政治革新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而本土化政策的步伐也更为加快。本土化政策本身不是分离主义，也不宜把本土化政策与“B型台独”画等号。[※注]
对于蒋经国晚年推动的“政治革新”，李松林主张从两面来看。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有利于加速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革新党务有利于改善国民党自身形象。但因蒋经国晚年的政治举措占有很大比重的被动因素，加之其阶级立场与指导思想所限，也有许多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又被台湾当局不断扩充，造成很大负面影响。这些政策充满矛盾之处，其作用非常有限，不可能根本解决台湾岛内存在的诸种问题。[※注]刘红认为，台湾的全民革新是在蒋经国力排众议的情况下推行的，但他在强调“革新”的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在“五不变”的限制下，其革新内容大打折扣。[※注]蒋经国主张的体制内改革，也不被党外人士所认同，民进党呼吁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的“法统”，进行“体制外改革”。[※注]
蒋经国去世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痕迹颇深的蒋氏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平民化。他曾作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在蒋氏家族名上写下新的一页。但在结束蒋氏家族和蒋家传人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给政治意义上的蒋氏家族画上句号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也是他。[※注]
肖如平的《蒋经国传》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蒋经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利用大量藏于台湾地区与美国的一手资料，从历史学的角度记述了蒋经国的一生。全书共计22章，其中有12章讲述台湾时期。[※注]
大陆学界也在某些方面肯定了蒋氏父子的历史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他们对“台独”的抵制和对“一个中国”立场的坚持。张春英指出，蒋氏父子反对所谓台湾由联合国“托管”，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抵制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反对“金马撤军论”，从而抵制住了某些外国势力分离台湾的图谋。[※注]
此外，两蒋时代的重要人物，如陈诚的回忆录近年也在大陆出版。《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注]较为详细地记述了1949年至1954年间，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期间，参与台湾建设诸方面的重大决策活动情况。对于研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早期活动及其决策内幕，深化台湾问题研究，颇具价值。这些史料的出版对于“两蒋”研究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李登辉执政后，完全抛弃了蒋经国“政治革新”中的“反独”精神，“容独”意识大为膨胀，其主导的“宪政改革”，实为“台独”复活的温床。[※注]为配合“两国论”及“一边一国”论调，李登辉对台湾历史教育进行了大变动，完成“台独”势力从“文化台独”走向“法理台独”的重要步骤。[※注]他所讲的“主权在民”，严重违背历史常识和政治常识，是把“民权”的内涵移到“主权”头上，以“民权”替代“主权”，说穿了是混淆视听，假“民权”“民意”之名，行分割主权、分裂国家之实。[※注]李登辉当着所谓“中华民国总统”，打着“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招牌，却又对“中华民国”不感兴趣；声称它是“外来政权”。其自砸招牌的行为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想当“台湾国”的摩西，而不是名存实亡的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注]
1991年2月，李登辉推动出台的“国家统一纲领”，被其称作“国家政策与推动两岸关系的指导原则”。“纲领”名曰“统一”，实则不是要寻求统一，而是一种政治伎俩。其最大目的是保证“宪政改革”顺利进行，维护当权者自身利益。[※注]
张凤山指出李登辉有浓烈的省籍观念和分离意识，国民党的台湾化与逆反与其有一定关系。[※注]杨传荣认为李登辉对大陆存有幻想，他多次强调要发挥“台湾经验”的“灯塔效应”和“发酵作用”，在大陆政策中坚持主动性、进攻性及条件性，是幻想退一步“分而治之”——维持目前的分离局面；进一步“以小吃大”实现“和平演变”大陆的目的。[※注]
1997年5月岛内发生影响重大的白晓燕事件，民间发起抗议风潮，折射出李登辉与民意的潜在冲突，也反映出台湾政治转型后，政治舞台上出现政党合作、合流甚至重组趋势时，在台湾民众中所产生的“信任危机”。[※注]
1999年，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公然宣称，台湾当局已从1991年以来，“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注]“两国论”是李登辉“台独”本质的大暴露[※注]，集中代表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当局推行的“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理念、政策和路线；其实质是要为台湾当局突破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进行政治定位。[※注]
1999年，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陈水扁提出所谓“新中间路线”，将“统独”敏感政治问题“摆两边”，把台湾人民的“福祉摆中间”，并提出“四不一没有”和“统和论”等主张。虽然具有欺骗性，但其本质仍是“旧台独路线”；他的两岸政策主张基本逻辑思维仍不脱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注]因其“台独”分裂立场没有放弃，因此“新中间路线”体现在大陆政策制定上就“闪烁其词”，摇摆不定。[※注]
2002年，陈水扁为突破外交困境，抛出新南进政策，试图以南进遏制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热潮，并希望通过在东南亚打开一个缺口，为其“一边一国论”寻求外交支持。[※注]同年8月3日，陈水扁向极端“台独”组织“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年会发表的讲话中，鼓吹“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首次正式、公开和明确地将海峡两岸说成是“一边一国”，并声称要加强所谓“公民投票立法”，以备“有需要的时候”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对此，国台办在一个月之后，汇集当时各媒体有关报道，出版的《陈水扁“一边一国论”批判》一书，对陈水扁严重的“台独”分裂言论进行批判。认为，陈水扁“一边一国论”与早已声名狼藉的李登辉的“两国论”一脉相承，有过之而无不及。[※注]
四省籍、族群研究与“台独”问题
历史研究具有主观性，从史料的采择到论述方式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差异性。尽管不少史学家为尽可能地弱化这种主观性而努力，但也有一些治史者仍在其政治理念指导下进行研究。不管有意无意，史学研究中的政治色彩一直未能消除。
研究者大都认为到清朝乾嘉时期，台湾民众才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乡土意义的“台湾认同”。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化始于二二八事件。大陆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此种异化应始于1895年之后，即甲午战败割台及随后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异化的历史根源。[※注]
某些论著无视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认同中国的祖国观念和目标取向，将此运动曲解为“台独”前期历史，为“台独”理念寻求“历史依据”。为此，莫世祥从历史文献出发，撰文予以批驳。他指出，台湾反日独立运动中的祖国观念与民族意识相互融通又相辅相成。这两种思想倾向并无实质对立的意义，但在热衷派别划分的政坛却被分别冠以“祖国派”与“台湾派”的称谓。实际上，两者在台湾复归祖国的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其区分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借重祖国力量还是侧重自己努力之上”。两派并非政见对立的“右派与左派”，他们都以不同方式，为推进台湾反日独立运动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注]
才家瑞历数“台湾民主国”以来台民自立政权、武装抗日以图光复的种种壮举，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等非暴力抗争，强调其民族意识与回归祖国的信念。他特别针对当代“台独”混淆视听的历史观进行了辨析，指出“台湾民主国”政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自治的抗日政权。作为反割台、争取“台湾归还中国”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和主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不是中国领土的当代“台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日据时期“台湾独立”运动是挣脱枷锁、重回祖国的民族抗日斗争，和今日“台独”所主张的“台湾独立”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日志士提出“台湾独立”不是针对中国，而是殖民地的台湾人民向宗主国日本提出的，是主张打碎日本殖民枷锁的激进抗日口号，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支持；主张独立的台湾抗日志士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都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立场；抗日志士主张台湾独立的目的是使台湾回归祖国。[※注]
徐博东指出，后来自外而内逐渐演变出的意在分裂的“台独”运动，与抗日组织的“台湾独立”号召不同。“台独”是中华民族贫弱时代的产物，是战后觊觎台湾的外国反华势力推行分裂中国政策的产物，是美国遏制新中国的“仆从”。对于战后“台独”的产生与发展，国民党也难辞其咎。[※注]自1948年廖文毅兄弟等人在香港成立第一个“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开始，“台独”的活动空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主要以日本为活动阵地；60年代后期起，重心渐转往美国；90年代，海外“台独”组织渐将活动重心移往岛内。[※注]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暗潮涌动的省籍矛盾终于开始在1977年“中坜事件”当中与具有民粹意义的政治抗议活动相勾连，开启了“去国民党化”的社会政治反对浪潮的先河。对一般台湾民众而言，所谓“省籍矛盾”的核心议题几乎就是资源和利益在“本省与外省”之间的分配问题：在二二八事件阴影弥漫下的20世纪50—70年代主要体现为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以“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1979）为标志，台湾的“省籍矛盾”在80年代之后逐渐转入政治资源的分配问题。于是，许多台湾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省籍矛盾视为当代台湾政治生态中的核心问题来加以解读。[※注]
“族群”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山胞）的研究。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交互作用下，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刘国深、陈孔立曾就“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和“省籍—族群—本土化”模式进行了研究。[※注]郝时远则从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交互影响的角度，就台湾的“四大族群”说及其“族群政治”问题做一分析，揭示其“文化”外衣包装下的政治目的。[※注]
刘国深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弱化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现象。对于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更深刻的变化在于“国家符号认同”的迷失。台湾民众国家认同从“迷失”到“异化”，远因可溯源到日据初年及二二八事件，近因则与70年代初以来日益边缘化的国际地位有关，而两岸敌对关系的持续和岛内的权力斗争是造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迷失更加直接而深刻的原因。[※注]
蒋经国之后，李登辉继续推动政治转型，对内开启“宪政改革”进程，冲击了台湾社会的传统中国意识。[※注]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人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录和所谓“国家认同”问题导致了新一轮统独之争。在李登辉领导下，国民党内部一直比较明确的所谓“国家认同”问题模糊化，“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之说开始盛行，从而在岛内各派政治力量和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应，省籍矛盾被激化。[※注]省籍意识与统独意识交织，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被扭曲成“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省籍矛盾因被操纵利用而在政治斗争中日益激化。[※注]
不同于现代西方政党竞争以公共政策为议题来争取中间选民，在台湾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族群议题、认同议题成为近20年来影响台湾政治发展和政党实力消长变化的重要因素。从岛内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看，族群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本土化趋势难以逆转，“台独”政党仍将把“台湾认同”视为拓展社会基础的廉价工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