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遭遇来自西方的文明冲击，从“天朝上国”式的自信甚至自负，堕入相当长的迷茫、质疑、惶惑、甚至自卑，转型之路崎岖而又艰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国民性的自省与国民的现代化转型，于是教育的革故鼎新成为必然。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的自省与革新之路走得并不顺坦，时至今日，对于教育的本质与终极目的的争论依然在进行，中国教育的改革仍在路上。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找到自我定位？如何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继承中国传统教育的宝贵遗产？
在《中国教育史》（上下册）的序言中，当代教育史学家郭齐家先生认为，尽管19世纪以后，西方教育已成为世界很多民族、很多国家、很多地区教育发展的一个共性，了解西方教育史也是对19世纪以后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的一种共性的认识。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而低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意味深长的是，许多西方有识之士把眼光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希望从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以补救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病。那么，中国传统教育留下了哪些至今魅力不衰的遗产？它能为现代教育提供什么启示呢？以下为郭齐家先生著作《中国教育史》的前言：
作者郭齐家
一、世界古代文明的四大系统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世界古代文明主要有四大系统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经久的影响，那就是西欧、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而从教育来看，严格地说，也许只有西欧和中国才形成了一套复杂多样的教育系统。记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西方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史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对西方教育史加以强调和研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19世纪以后，西方教育已成为世界很多民族、很多国家、很多地区教育发展的一个共性。从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来看，了解西方教育史也是对19世纪以后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的一种共性的认识。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而低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许多西方有识之士，把眼光转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希望从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以补救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病。
孔子讲学图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和演变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以前。商周时代，中国教育已有相当的积累，知识大体具备规模，这就为学校教育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的果实成熟了，中国教育进入了“古典”时代，产生了私学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如群星灿烂，各家学派教育思想竞相争辉。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礼记》、《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大学》、《学记》、《劝学》、《弟子职》等这样的教育专著。这些教育专著是春秋战国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总结，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奠基时期；秦汉至宋明时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辉煌时期；清代开国直至近代，中国传统教育出现了衰微的倾向；20世纪以来，“重建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重大课题。
中国传统教育是指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已定型的教育遗产，是已经成为实际的教育历史实体，是中华民族文明进化过程的教育渊源。与中国传统教育略有不同，中国教育传统是指中华民族文明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教育源流，是仍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还未完全定型的教育动态和教育发展趋势。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大致包含：（1）中国儒家的传统教育；（2）中国道家的传统教育；（3）中国佛教的传统教育；（4）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5）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中国众多的教育家和教育流派，通过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创新形成的传统教育；（6）中国无产阶级的传统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老解放区的教育实践、1949年后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形成的传统教育。
在古代，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教育科学的传入与引进，中国的教育面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是中西教育全面接触、冲突、吸收和融合的教育史，是交织着被迫接受和主动探索的矛盾与痛苦的历史，近代的中国传统教育往往与民族救亡相联系。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教育并没有完全丧失其意义和活力。意味深长的是，在今天，当西方社会和西方教育面临一系列新的难题时，他们把眼光又一次转向中国，我们就不能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教育中重新获得灵感和启示吗？
三、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贡献及其特征
中国传统教育对于世界教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教育是相当独特并富有创造性的。无论是在教育制度上，还是在教育思想和教育的价值取向上，中国都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独创性的东西，这些至今仍然具有不衰的魅力。
以教育制度为例，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办官学、私学的经验，有按行政区设置教育网络、多渠道多层次办学的经验，有自学成才、自学考试的经验，古代还有博士制度，唐宋以后还有科举考试制度、书院制度以及推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传统，这些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占领先地位，而且其内容和形式也多有独到之处。
以教育思想和教育的价值取向为例，中国传统教育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认识，关于教育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关系的认识，关于知识与才能关系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提升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格物致知、读书进学、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启发诱导、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等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世界人类教育宝库和世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究竟有哪些重要的特性或特征呢？现在学术界、教育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有的是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整体构架上探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点：（1）天人合一；（2）政教统一；（3）文道结合；（4）师严道尊。
有的是从中西教育的比较角度，提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1)重世俗而轻神性；（2）重道德而轻功利；（3）重政务而轻自然；（4）重和谐而轻竞争；（5）重整体而轻个体。
其实还不只是这几个特征，还有如重积累而轻发现、重趋善而轻求真、重综合而轻分析等等。当然这里所谓“重”与“轻”也是相对于西方教育而言的，而且是就其整体特征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绝对地偏向一方或忽视另一方。
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贡献和基本精神，是其教育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性或基本特征，则是中华民族关于教育价值取向的反映。如果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贡献和教育价值观的透视来探讨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这一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作“立国”的三个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之后，唯一的大事就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他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孝悌忠信”的教育，孔子看到了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种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的认识，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学记》则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一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形成良风美俗。这可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教育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经典性的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中国教育史》上下卷，郭齐家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化社会
西方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确实应该成为其他各国学习的范例。然而西方文化教育的内涵并不仅仅只限于“民主”与“科学”，还有很多现实问题，其中有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天限制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等等，所有这些不但未必能适合于其他国家，而且也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刻反省。
现代社会中人的心性恶化膨胀的发展，用科学是克服不了的，甚至相反。不少罪行是利用现代科学进行的，要想从根本上治疗通病，如性猖獗、战争狂、极端利己的物欲权以及盲目破坏生态平衡等，依靠科学本身是不行的。
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
198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会后发表了一篇《学会关心》的宣言，列举了当代道德教育的危机，提出“恢复具有早期时代特征的关心价值观已势在必须”，发出“关心家庭、朋友、同行、社会、国家、其他物种，乃至地球”的号召，这些正好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如何“做人”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精神。
现代社会要关心人的问题，肯定人的生命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西方的“工具理性”不能完全代替“价值理性”，因此我们应深深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关于这方面的思想资源，这对于加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潮和影响，遏制科学主义片面发展“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种种现代弊病，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的教育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的，不只是博物馆中有观赏价值的陈列品，而是可以给予现代人以相当重要的启迪。越是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文关切和“天人合一”的理想对人类的启迪和警示作用则越大。
20世纪以来是人类社会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以空前速度提高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经受到各种各样困扰的时期。当前世界各国，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不论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何，都普遍认识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必然会遇到几大难题：如能源大量需求、资源日益耗竭、环境污染加剧、不治之症不断出现、人口恶性膨胀、生态严重失衡、自然灾害频发、人与自然的同盟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等等。这些难题如不及早重视解决，势必会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危害，如及早重视克服，将使人类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维持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得到和谐稳定的发展。分析产生这些难题的根本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这些难题，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高温、高压、高能耗基础上的，如不改变这种高科技发展模式，依靠现有的科学技术无法根本解决这些难题。
如何改变科学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1989年《温哥华宣言》已明确指出：为了改善21世纪科学、文化和人类生存发展，要更新思想、更新观念，要展示一个不受机械规律硬性制约的、具有持续创造力的宇宙形象。于是西方科学界又一次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求助于东方古老的文化教育传统。“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这是最大的生命整体观。
中国传统教育追求的是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这对于21世纪完善人的性格、情操、行为和心态，净化心灵，净化社会；对于促进现代科学技术中局部与总体、客体与主体、精神与物质、人与宇宙自然相沟通相统一的新的发展模式和方法论，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的有价值的观念，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几大难题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惑，是很有帮助的。这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历史发展的要求。
中国传统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不应被片面地理解为科学技术知识的传递，还应强调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国传统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育民族精神，淳化代代人风，提高人的心灵素质，帮助人们修养身心，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和谐的人格境界。不管现代社会科技、商业如何发达，不管我们从事的现代职业如何先进、精密，人性的培育，心灵境界的提升，人们从实然的人向应然的人的超越，总是不可替代的。这对于人类、国家与人的自身来说，都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人类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建设层面是人性的培育、道德境界的提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应当把人的心性建设放到一定的高度。对人类心性的关怀，才是最根本的关怀。
在新的世纪，中国不仅要在经济层面、物质层面，而且还要在教育领域、心性建设层面，为世人瞩目。我们应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汲取各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中有价值的观念，共同创建现代世界文明，维护世界和平和生态平衡，成为导引人类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的期待！
五、“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著名爱国人士、学者闻一多先生在抗曰战争时期讲过的一段话至今令人深思：“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密手册中“对付中国之十条诫令”（初撰于1951年，现已解密），其中如：
“尽量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他们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美国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一定要把他们（中国）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音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其实，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时就拟定了“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现在我们人类除面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财富浪费等外部危机外，还面临着深刻的人性异化、精神下陷、意义丧失、生命迷茫的内部危机。科学累积的成果愈多，人心愈向外贪婪奔驰，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愈强大压抑，生命意义及精神自由的空间愈狭小。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感到的却是自我的“物化”。如何从高瞻远瞩的角度使人一念觉悟，从根本上关怀人的生命本质及具体成长呢？重新回到富有生机的文化历史传统，走向人类精神生命的深层，挖掘能够净化人性的人文历史资源，建构有利于每一个体生命全面成长的现代文化教育，在合乎人性、人道的前提下，创造未来的历史，从而回应现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应该说中国教育史中的人文精神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其中的真思想、其精神，他们所表达的古圣先贤的德行智慧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今天在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包围之下，我们已经失去了水的清澈和天的湛蓝，也没有了如颦似黛的远山和旖旎多情的湖水，草木已经失去了传情解意的灵性，山水也不再有那种饱含诗情画意的温馨。这便是盲目追求西化、过分追求经济发展的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恶果。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明中去寻找智慧资源，用传统的儒、道、释精神所成就的生命情趣，去矫正由于城市生活喧嚣和污秽所给人们带来的生命焦虑，从而创造出一种与西方现代文明有别的新型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只有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有所贡献，我们才有可能恢复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而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便有可能从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某些弊端的矫正入手。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Shils，1910—1995）在其《论传统》（Tradition）一书中指出“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以感恩心、恭敬心、敬畏心真诚地做古代先圣先贤的小学生，逐步步入儒、道、释的文化殿堂，去寻找、体悟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动力和精神资源，这是我们今天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林则徐）让我们中华儿女以这样的态度与胸襟去领悟和把握中国教育历史上的人文历史智慧，去迎接和应对形形色色的“鸦片战争”的考验。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持久的、残酷的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善哉!善哉！
作者简介：郭齐家，1938年10月生，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会顾问。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著有《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考试制度》、《文明薪火赖传承》、《中国教育史》（上下卷）、《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回望春秋战国、回望汉唐、回望宋元明清、回望民国》等。近年来，以极大的热情、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投入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