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界，“社会性别”已经和“阶级”“种族”一样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在各个人文社科领域被广泛运用。媒介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研究缘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全球女性主义思想和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研究成果聚焦媒介组织与权力体制如何仰赖具体社会情境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不仅继续再生产既有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将创造剩余价值的受众商品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科技、国家、文化身份等权力关系相互构建从而隐蔽地再生产多种权力操纵。
本文旨在梳理“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andGenderStudies）发展脉络，洞察从大众媒体到传播新科技阶段，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如何被虚饰性地悬置于参与式的信息生产与热闹非凡的平台社交性之中。毫无疑问，传播新科技也带来广泛参与性的数字民主和生活便捷性，而且存在数字恢复公共领域的潜力，无论妇女、儿童，还是男人，都可以利用传播新科技参与政治并进行诉求表达。尽管如此，传播新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尚未彻底改观社会性别的平等关系，因此，社会性别议题的可见性（visibility）与社会性别平等权力抗争仍然是传播新科技创造公正传播的核心职责之一。媒介与社会性别的平等绝对不是个别妇女或男人的私人议题，此乃关乎整个人类社会并且需要媒体秉持公正传播的公共诉求。
一、全球及在地的大众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脉络
大众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经历了在媒介中发现妇女问题到深度研究媒介与社会性别权力的复杂建构关系，继而发现男人在全球经济扩张与媒体发展中同样沦为“消费主义文化、外貌和魅力的牺牲品”的过程。
二、传播新科技如何再型塑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不平等
（一）网络行动主义与媒体赋权
（二）互联网平台与被遮蔽的“负”权
互联网平台的高度开放性与参与性遮蔽了技术与资本联袂的权力关系建构，往往致使女性主义诉求被消费主义绑架成为“伪女性主义”，表面的平等与独立实则成为资本收编的工具；网络仇恨意识形态成为赚取流量的利器，工具理性被网络舆论遮蔽的同时制造社会性别二元对立，与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南辕北辙；此外，新媒体时代数字鸿沟问题以及交叉性视角下弱势社群在媒体中再一次遭受扭曲传播等问题亦须得到重视。
1.消费主义包装的“伪女性主义”
近年来中国的“她综艺”风靡一时，《乘风破浪的姐姐》更是聚焦30岁+的“姐姐们”，为所谓“不屑完美”以及“不屑年衰”的妇女提供展现风采的舞台。然而“无价之姐”塑造的媒介幻想实则是一碗完美的鸡汤，它声称妇女不应为自己设限，打破年龄焦虑与身材焦虑，主张妇女的主体性；然而舞台上光芒遮蔽了姐姐们背后支撑她们实现完美自我的资本以及优越性。完美的舞台以及完美的角色设定成为妇女能够实现自我赋权的迷思，王黔教授称之为“华丽女性主义（Glamfeminism）”。他认为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在主流媒体中通过表演操演的路径去呈现完美女性气质的媒介幻想，然而这种华丽的女性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挑战任何观念，而是对女性气质的消费，完美的姐姐形象仅是被包装的妇女消费形象。这是一种形象导向、身材标准化、妇女年轻化、美容整形化、社交媒介情境化的女性主义，并且展示出显著的阶层分化、城乡鸿沟、社会空间区分的特质。
2.网络仇恨生态系统再生产社会性别不平等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话语场中群体极化、男生和女生群体对决现象愈演愈烈，“性别对立”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以及网络文化问题之一。2020年8月19日，国内脱口秀女演员杨笠在节目中吐槽讽刺男人“明明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男人还能有底线吗”等语句在网上爆红，虽然得到不少妇女群体的共鸣，但该表述也被男士网友指责涉嫌性别歧视、侮辱男士群体、煽动制造性别对立以创造“网络流量”等。这一攻讦在2021年3月英特尔宣布杨笠为产品代言人时达到顶峰，大批网友因其曾发表“厌男”言论对英特尔产品进行抵制，而支持杨笠的不少妇女网友则公开声援，双方在社交平台展开“性别对立”骂战，其中男性用户多使用虎扑和知乎来表达观点，认为妇女在线上“打拳”并试图贬低男性以达到所谓“女性主义”的平等诉求；女性用户则多使用豆瓣和微博来控诉和讽刺个别男性气质操演。网络的厌男厌女言论持续不断升级，从幽默、调侃到贬损、歧视以及语言暴力，线上性别仇恨不仅对网络舆论环境造成影响，也对线下生活以及思想观念产生不良后果。
Shakuntala教授将互联网仇恨定义为“基于社会阶层、种姓、种族、宗教、民族、性别、性、性取向、残疾、年龄、语言、身材和政治取向等特质，而贬损、非人化某些个人与群体、对个人或群体产生刻板印象、使对个人或群体的歧视持续存在或合法化，或使对个人或群体的暴力行为合法化。”基于社会性别的网络仇恨是互联网仇恨谱系中重要一类，不仅扎根社会性别文化中的厌女、厌男文化，其中平台的政治经济逻辑以及社会历史背景亦深深型塑着网络仇恨的发展与再现，它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重要面向，另一方面又重新建构了新的社会现实，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性别观点影响颇深。
一方面，“网络厌女症（onlinemisogyny）”不断发酵且形式多样，包括从男人圈（manosphere）内对妇女物化、色情化的言论以及引诱、搭讪妇女（pick-upartist，PUA）技巧的传播，到对妇女的污名化、憎恶、谩骂乃至诋毁等。”网络厌女症”的根基在于线下厌女症的普及，也就是由来已久的厌女文化，即一种“仅因女士的性别而产生憎恨情绪的文化态度”“是性别歧视偏见和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并由此成为在男人主导的社会中压迫妇女的重要基础。厌女症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笑话到色情，从暴力到妇女被规训的自我憎恨”。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男人之间关系纽带的维系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并加以歧视而成立的；在男人同性社会性关系中，女人只不过是成为男人的证明，或者是成为男人的战利品，即绝不将女人视为同男人一样的性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物化或他者化。随着国内外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与女性主义者可见度的显著提高，不少网民在网络技术的发展利好局势中借网络的匿名性之机对妇女发起线上言论骚扰以及攻击，根深蒂固的厌女症进一步得到传播与影响。
3.交叉视角下弱势社群的扭曲传播
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黑人妇女知识分子批判社会性别研究将社会类别的一致性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忽略黑人妇女在妇女群体中的边缘位置。她们力图透过阶级、种族和性别三面棱镜来审视黑人妇女身上的多重压迫，从而推动了“交叉性”理论概念的形成。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HillCollins）认为“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指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其他权力相互作用形成社会制度，她们力图透视宏观上种族、阶层和性别三种压迫体系的制度形成过程，以及这种制度化过程对微观层面上个体和群体的经历所造成的影响。在传播新科技与新自由主义结合发展下，互联网平台中基础运作模式以及算法逻辑看似中立，实则并非如此。网络平台所有者以及决策人持有各种类型的观念，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早已深深嵌入在算法中并进一步得到应用与扩展，使得本就被边缘化的群体持续遭受歧视，不平等进一步加深。《压迫算法：搜索引擎如何强化种族主义》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网络搜索引擎是如何强化对黑人妇女与女孩的刻板印象，通过特定算法将黑人妇女与色情资源连结在一起，数字经济则从中获利。
除此之外，性别二元对立的问题忽视交叉性权力维度的后果则是同样无视了弱势群体中男士作为受害者的痛苦。在美国，黑人男性、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土著人等往往也是受害者，甚至有些时候成为暴力对象而丧命的几率更高。在中国，挣扎在农村区域的剩男剩女以及农民工等民众或不能充分被网络媒体准确再现甚至误读，或因资源有限无法享有自由的媒介使用权以发声或维权，在信息发达的新媒体时代可能再次出现弱势社群被扭曲传播现象。聚焦扭曲传播的数字劳动研究是近年的研究热点，包括研究富士康男士管理层与工人研究、妇女外卖员等，这些研究阐述了数字资本与父权制度之间合谋、性别与阶层不平等的相互建构，从而透视劳动者如何嵌入性别与阶层所交织的社会结构之中而遭受层层压迫。然而关于弱势社群的媒体研究仍位于边缘且缺乏广泛的经验研究，尤其是中国本土情景中的经验研究仍需长足发展。新媒体时期社会性别研究要求学者带有人文关怀，以批判视角透视多层权力维度，反思互联网平台与社会性别的相互建构。
三、社会性别的公正传播之反思与愿景
基于此，笔者建议从两个方面反思如何达成社会性别在基于传播新科技的网络平台中介后的平等愿景：首先，社会公众须培育基于社会性别平等且反思物化的省思性媒介素养，捍卫网络平台的数字文化免于被资本市场的消费主义吞噬、数字文明被平台工具理性与量的规定性所摧毁，使公众从“自在”的平台用户转变为“自为”的、数字文化自觉的网络公民。同时，应培育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的社会性别理念，防止陷入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泥淖，从而使网络仇恨被平台流量和资本裹挟，导致男人或女人的主体性完全驯服于网络平台资本操纵后自行瓦解。无论妇女或是男士，本来寻觅解放被压制的困境是诉诸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崇高目标，但过度资本积累与商品拜物教为基础的自由与自我选择正与初衷背道而驰，网络平台缔造的数字情境令追寻解放的个体陷入了个人化自我实现中所谓消费自主、选择自信、骂战自由的误导与限制，这就从根本上逆转了女性主义苦心奋斗的政治诉求，彻底疏远了女性主义参与社会变革的职志。
[本文为2021年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课题（编号：XWH3353210）阶段性成果]
（曹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者、富布莱特学者；代诗眸：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11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