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青岛诺德广场的爱心筹运营中心。
文/图半岛记者李红梅
解忧背后存隐忧
平台审核信息能力不足
家住青岛市李沧区的乔慧半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下肢瘫痪。今年42岁的她喜得贵子,但不幸的是孩子早产一个多月,出生时体重只有3.2斤,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住进重症监护室短短一个月就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巨额的治疗费用和手术费用,对这个原本生活就不宽裕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9月10日,刚出月子的乔慧去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探视孩子时,“无忧筹”平台的工作人员主动找到她,说可以通过平台帮助筹款,这让身处绝望中的乔慧看到了一丝希望。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0万个家庭通过个人大病求助平台发布了求助信息,获得了超过2亿爱心人士的响应。但由于个人大病求助需求规模较大,而网络众筹平台审核甄别信息能力有限,编造虚假筹款信息、挪用善款、筹款目标金额超过所需医疗费用等情况不断曝光,对捐助者造成情感伤害,也拉低了公众对大病众筹平台的信任度。
如何保证个人求助信息真实完整和救助款项不被滥用,是目前大病众筹平台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
是公益也是生意
如何平衡考验运营者定位
乔慧为儿子筹款的目标金额是12万元,但目前只筹到了5万多元。“虽然不多,但有总比没有好。”乔慧说,大家的爱心让全家看到了希望和力量。
一方面是卖力的营销,一方面是不盈利的“公益精神”。那么,这些筹款平台真的是赔本赚吆喝吗
企业工商信息公示网站显示,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三家有代表性的大病筹款平台均在初级融资阶段。2016年,爱心筹平台背后的青岛联创优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获得苏州金沙江创投领投的近千万元A轮融资。2017年7月,轻松筹背后的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2800万元的C轮融资,由IDG资本旗下成长期基金领投。2017年8月,水滴筹平台背后的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获1.6亿元A轮融资,腾讯、蓝驰创投联合领投,创新工场、高榕资本、IDG资本等跟投,在融资额上遥遥领先于另外2家。目前,爱心筹平台正在为新一轮融资做准备。
与众多互联网模式一样,大病筹款平台之间争夺的是“入口”,借助用户的社交网络增加品牌知名度,积极获客,为自己的端口吸引流量。等平台的规模做上去之后,再为用户提供针对医疗健康需求的全链条增值服务,最终实现公益+商业的变现。可以说,这些互联网筹款平台并非全然的无偿慈善,一边是公益,一边是生意,二者如何平衡考验着运营企业自身的定位。
由青岛联创优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的爱心筹平台,除了患中筹款,还将推出患前防护、患后医疗服务,形成医疗交易闭环。据介绍,患中筹款形成了很好的大病教育场景,一方面能促使健康人群加入互助计划,形成一个很好的健康险教育场景,为互联网健康险的进入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可以为已经患病的家庭接入更好的治疗,帮患者降低花销。
新事物亟待新规矩
行业监督机制正不断完善
大病众筹平台通过移动互联网将原本存在于线下的民间“互助互济”行为线上化,并借助社交网络、移动支付等技术手段,帮助陷入困境的大病患者更便捷地发起、发布、传播求助信息,让捐赠人更方便地奉献爱心。然而,网络大病筹款平台作为“互联网+公益”领域的新生事物,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该行业仍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网络筹款这个事物比较新,我们这些筹款平台都是摸索着前进,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顾建勋坦言。
不同于以慈善组织为主体发起的网络募捐,个人大病求助平台不在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慈善法》监管框架下,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规范。2016年以来,民政部先后遴选指定两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轻松公益、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水滴公益先后入选。爱心筹由众绘爱心慈善基金会监督和指导,但该慈善基金会是由爱心筹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没有面向公众公开募捐的资格,基金会的原始基金由爱心筹自愿捐助。
青岛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一位姓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个人求助项目发布信息的平台,既非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也非具备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的官方渠道,存在违规嫌疑。”
作为慈善法配套制度,《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发布求助信息时,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但是,没有为网络众筹平台设置明确的准入门槛和监管责任,很难保证平台自身有动力尽力核实求助者信息的真实性以及监管所筹善款流向。
记者注意到,去年,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多次约谈轻松筹平台,就其对个人求助信息审核把关不严、对信息真实客观和完整性甄别不够等问题提出批评,要求轻松筹对个人求助信息加强审核甄别及责任追溯,切实做好风险防范提示,避免公众将个人求助误认为慈善募捐。今年8月,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再次要求轻松公益平台主动宣传慈善募捐与个人求助的区别,进一步加强个人求助类信息的审核甄别和公示力度,引导理性施助,鼓励建立筹款人失信黑名单,防范法律和道德风险。
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是,10月19日,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等三大平台在北京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对整个行业的规范流程做出明确表述,进一步加强平台自律管理、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以及促进大病求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
众筹不是大病救助“主力军”
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适合发起个人大病求助是因病以致整个家庭山穷水尽,还是因病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个别求助者隐瞒家庭资产,通过大病筹款平台发起求助,引发社会争议。今年8月,湖北一位37岁的父亲患胃癌在轻松筹平台筹款,10多天就筹得30万元,随后,网上有人质疑其家境富裕,名下有公司；今年7月,广西一位母亲为住进ICU的女儿在水滴筹平台上发起个人求助,筹得25万多元善款后,被网友曝光出其家里有多套房产、开了几家米粉店……
对此,有学者提出,法律不能限制个人在陷入困境时求助的权利,也无法对“困境”作出明确界定,但是,应该达成共识的是:身患重病并不是向公众求助的充分理由。当个人向公众求助时,不仅要证明病情真实、诊疗支出庞大,还要证明求助人经济窘迫,无力支付,这些对于捐赠者的判断至关重要。违反这一规则,并不一定导致违法,但有可能会遭到舆论谴责,使自身诚信度受损。
尽管大病众筹平台能帮助许多患者和家庭筹集到资金,解燃眉之急,但马绪超认为,个人大病救助平台应是“补充”作用,而非大病救治的“主力军”。个人患有重大疾病时,可先通过国家医保、商业保险、慈善组织等途径得到“救助”,在此基础上,仍有资金缺口时,才能由个人大病求助平台补充救助。
早在2012年,国家发改委等6部委就发文要求建立大病保险制度,报销比例不低于50%。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今年将农村贫困人口专项救助的大病扩充到21种,大病定点医院要为贫困患者提供“一站式”结算服务,提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服务。同时,对于贫困的患者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不需要垫资,出院的时候只要缴纳个人支付的部分就可以。
青岛市即墨区段泊岚镇姜家庄村20岁女孩姜艳患罕见病“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需要做3次手术才能正常吃饭。为了筹集手术费,母亲胡文英想过住房抵押贷款等多种办法,但三番五次碰壁,患罕见病也没有资格申请政府的大病救助。今年9月中旬,胡文英委托姜艳的表哥在爱心筹平台发起个人求助项目,筹款目标金额为13万元。然而,一个月后项目到期结束时,姜艳家通过爱心筹平台只筹到了8681元。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圈太小了,求助信息没有传播出去。通过爱心筹帮助支持我们的好心人,几乎都是我们一个镇里的,他们原来就知道我的事情。”姜艳说。
马绪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病众筹平台应当和慈善组织对接,引导这些个体,通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进行慈善救助。据了解,轻松筹目前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合作,把家庭特别贫困又没有能力进行较大范围求助的大病患者,对接到基金会,进行网络募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