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研究网：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斯西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今天，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以同盟国阵营和中国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时，作为胜利方的中国取得哪些胜利的果实？
汪朝光：1995年，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明确将抗战的意义定位于近代中国的“复兴枢纽”，体现了学界对抗战于中国国家意义的高度评价。作为战争胜利方的中国，盘点这场持续多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有理由感到莫大的骄傲与光荣。中国在战争中获取的胜利果实，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不仅收回了1931年被日本侵占的东北领土，而且在1895年因甲午战败而被迫割让给日本的宝岛台湾，也在半个世纪回归祖国；二是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战后世界秩序有了自己一定的发言权；三是在战争中废除了近代以来一直束缚中国独立主权和自主发展的不平等条约体系。
这三大胜利果实，不仅大大有利于当时，而且长久惠及于后世。这不仅是近代以来无数国人先进艰辛奋斗、梦寐以求的结果，也是战后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内容，确确实实是不仅事关国家面子、更有利于国家未来发展实际里子的巨大收获，从而也不负中华民族在这场事关国家独立、民族尊严、世界正义、全球和平的战争中所付出的重大牺牲和惨重代价。因此，在1945年9月，中国已然跻身世界“四强”（美苏英中）或“五强”（美苏英法中）之列，洋溢在许多普通中国人脸上和心中的，是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
近代中国研究网：中国虽是战时“四强”之一，但它在四强中是实力最弱的。因此，作为战争胜利方的中国是否真正享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果实？
举例来说，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会谈，他们就结束战争及战后安排达成的协议，基本决定了战后世界长期延续的政治格局。中国不仅没有参加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国更是背着中国在雅尔塔达成秘密协议，规定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但同时将获得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部分权益（如由苏联租借旅顺军港、保证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惠权、中苏合办中东南满铁路）作为参战的补偿（还规定外蒙自中国独立的现状须予维持）。说到底，这是苏联利用参战之机极力争取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视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这项密约，在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对中国构成了新的重大伤害，也使得中国在战后收回的东北主权是不完整的。
近代中国研究网：作为中国的同盟国盟友美英为何不惜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对苏联作出如此的让步和妥协？何况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政权还常被外界视为“亲英美”，与美英的关系远好于和苏联的关系。
汪朝光：这与中国国家当时的实际地位是有关系的。应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虽然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中国毕竟是弱国，在战场上的表现有时并不尽如人意（如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因此当战争临近结束之际，美英尤其是美国，为了避免自己在对日战争中可能付出的更大牺牲，亟须苏联出兵进行强力支持，而对中国战场对日本的牵制作用反不怎么看得上，由此而牺牲弱者的利益，满足强者的要求，也是美国出于现实主义考虑的必然产物。联想到二战爆发前，英国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和出卖弱国利益与纳粹德国做交易的慕尼黑协议便不难体认基于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的冷酷无情。
近代中国研究网：美英苏三国将中国主权私相授受的雅尔塔密约如何能够得到中国的承认与兑现？
汪朝光：按照逻辑来说，没有中国的认可，这些协议如何从纸面落实到实际，仍然是不无疑问的。然而，1945年8月中国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认了雅尔塔密约的基本内容，使得这些纸面文字具有了国际法的有效性。为何如此？这与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有关。
近代中国研究网：您能否给介绍一下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汪朝光：好的。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携手合作外御其侮，是抗战得以最终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而在临近战争结束之际，国共两党对于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不同的思考和决策，国民党继续垄断国家权力的执政路线与共产党要求和平民主建国的路线针锋相对。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不愿意也不可能向共产党让步，而寄希望于在国民党自身因应未来的同时，尽力争取外界的支持。国共两党的政治分裂和军事决战势不可免。因此，蒋介石既抱怨美苏强权的压迫，对于出让国家利益有些心不甘情不愿，但又不能不考虑现实的利害关系而忍气吞声。在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形成矛盾的关头，他选择的是牺牲国家利益，维持国民党继续垄断执政的党派利益。因此，蒋介石决策向苏联妥协，希望通过签订中苏条约，以换取苏联的支持，从而压制共产党的势头。且不说蒋介石的企图是否实现（最终其实也没有实现），但中国失去的国家利益却是实实在在的。当然，相对于美英苏的强权，中国是弱国，长期习惯于以对外妥协求生存的国民党和蒋介石确实也缺乏与美英苏强硬对抗的底气与实力。
不过，强弱之势未可一概而论，弱国在与强权的对抗中，也未必就不能观察大势，有所周旋，有所转圜，有所进取。在此可举的例证是一战。中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和战胜国，并且在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受到严重的不公平对待。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还不如二战时期，但是，参与其事的中国新一代外交家群体，能够放眼世界，前瞻未来，把握大势，运用正确得宜、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战略战术，在国内民众和舆论的积极支持下，坚定地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对国际强权勇敢地说“不”，从而成功地为中国争得了时机缓解了危局，使得中国本来可能失去的国家权益在一定的条件下终得收回。回顾一战后的中国在不利情势下的外交成功，我们更不能不为二战结束时中国在有利情势下的外交失利而感慨万端。
近代中国研究网：除了雅尔塔密约外，中国还在什么问题上未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汪朝光：如果说雅尔塔密约是强权外加于中国的无奈，那么在战争结束后，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由中国自主决定的对日处理方面，中国同样未能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提出对日本“不念旧恶”、“与人为善”，过后被归纳为对日本的“以德报怨”方略，并表现在对日接收的诸般政策中。与日本侵略者战时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残暴政策相比较，中国战后的对日政策确实相当宽容，
然而，一味的有时甚而是无原则的宽容，却不能使近代以来多次人侵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得到必要的惩戒和教训，不能使日本政军各界对于过往的侵略历史有深切的反思与忏悔，反之，还可能开启那些一向轻视中国的日本军人、政客轻华侮华的骄狂之心。就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日本还有政界人物认为，中国也应对中日战争负责，因为中国不能阻止反日事件的发生。此等荒谬之论，恰恰反映的是那些日本政治家的真实内心世界。
可以说，日本战败投降后多数负有对外侵略责任的日本前政权官员，他们在当时和以后都从未在内心世界里真正认同败于中国，从而也不能从日本对华侵略的失败中汲取并接受必要的经验教训，为中日两国建立平等正常的国家关系留下了阴影。
何况，蒋介石提出对日“以德报怨”，也有实际的政治考虑。他希望以此稳妥地处理日本投降问题，以免干扰他对战后中国其它紧迫问题，尤其是国共关系问题的处理，同时他更希望在接收时得到在华日军的合作，顺利接收日军占据的广大地区和资源，以准备应对即将来临的国共对垒。在这方面，蒋介石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但也付出了失去不少中国国家利益的代价。中国实际放弃了不少原本是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例如放弃了出兵占领日本的机会，不能在战后同盟国的对日管制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在对日索赔问题上瞻前顾后，不够果断，错失了获得日本国内战利品资财之机；在审判日本战犯时不无轻纵，使得一些犯有累累罪行的战犯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当然这背后有美国的因素）。而这些缺失，并不全因为外部的干涉和压力，往往却出自于执政者对于利害得失的私心自用、罔顾大局的考虑，这不能不为后世所引为鉴戒。
需要指出的是，成功的外交，多半以稳固的内政为支撑；而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大格局下，外交对于内政的影响亦不可低估。作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的大国而又是弱国的近代中国，如何把握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如何尽力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两者所长而抑制两者所短，并非易事。
近代中国研究网：感谢汪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通过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了在战后世界新秩序建立过程中中国的得失所在，也加深了我们对二战和抗战历史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