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图像证史”为方法，“影像史学”研究已逐渐独立成为一种新的史学流派活跃在学术领域。
在海登·怀特具体提出“影视史学”这一概念之前，关于影视和历史关系的探讨，主要是由影视学领域的学者进行，也有历史学家参与。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学者马克·费侯（MarcFerro）写了《电影与历史》（CiemaetHistoire）一书，其中已经涉及影视作为史料的方法论和知识论问题。他将电影当作重要的史料，与其他不同类型的史料相互对照考证。这些理念都是把影视和史学联结进行思考的结果，为这一领域开辟了最初的空间。美国后现代主义史学者罗伯特·A.罗森斯通（RobertA.Rosenstone）在其书《往昔的景象：影片对历史观念的挑战》（VisionsofthePast：TheChallengeofFilmtoOurIdeaofHistory）中明确指出：“历史不一定要书写在书页上。它可以不使用书写文字，可以是使用其他质素的思维模式：声音、影像、感觉、蒙太奇。”美国的历史学家莱克（R.C.Raack）在1983年发表的《历史的影像编纂》一文中对此问题也有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们提出的想法虽然不像海登·怀特那样已经形成了具体理论，但也已经具备了影视史学的某些特点。
台湾中兴大学的周梁楷教授。他在《影视史学：理论基础及课程主旨的反思》一文中，首次把海登·怀特的“historiophoty”这一概念译为“影视史学”，并提出“‘史学’这个名词强调‘historiophoty’是门学问，它也有（或应有）自己的知识理论基础”。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于1996年发表《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一文。他在1998年出版的《影视史学》一书中剖析了影视史学兴起的时代环境，讨论了影视史学的历史意义及功能。2011年以来，我国历史学研究重镇北京师范大学建设“历史影像实验室”，从教学实验、实践中反思，构建了以科学技术和历史学相结合为基础的“影像史学”，从而使“影像史学”研究从概念进一步走向实证。其研究路径和理论阐释不断被拓展。
二纪录影像与中国教育
（一）纪录片与中国教育影像
纪录片是一个时代的侧面记录者。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就拍摄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由中国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谭鑫培主演。该片在大观楼等戏园上映后，吸引了众多影迷爱好者，当时出版的《电影》周刊报道，公映之际真“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这部影片也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舞台纪录片。
民国以后，影像在记录、宣传、教育方面的功能逐渐显现。1931年后，“救亡”成为唤起中国民众觉醒的重要词汇，蔡元培在“抗日救亡运动”一文中称：“欲救亡必知国情于先，欲知国情必调查国情于先，你写了书，出版了报纸刊物，可90%的同胞是文盲……”电影与播音成为广泛传播思想和意志的主要工具。在1932年发动的“教育电影运动”中，这一理念得到自上而下的推进和行动上的诠释。多位大学校长、学界泰斗、政府高官、电影家等联合推动了1932年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蔡元培任第一届主席。以协会第一届会员为例，仅从执监委来看，就有陈果夫、蔡元培、罗家伦、蒋梦麟、胡适等官员和文化学者。该协会大力提倡和宣传教育电影，前后活动了十三年，开过九次年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是中国从事电影教育工作的唯一组织，会员包涵党政要人、各地名流学者以及影界闻人，所以几年来，很有些不可忽视的成绩。”
（二）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影像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影像的教育功能更加突出，二者的结合更为紧密。1949年，全国工作中心向经济转移，纪录片的内容也从军事题材转向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以及外交等各方面，核心问题是要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情况。纪录片的影响日益扩大，全国成立多家专业新闻纪录片厂。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制片厂专门设有纪录片室，每年生产反映部队生活的新闻片和纪录片约50本；1953年7月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1958年8月10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成立，办厂之初，也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示：“要利用新闻纪录电影的一切多种多样的形式，来迅速而真实地反映当前国家建设的生动面貌，和全国人民为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作的斗争，以鼓舞和教育全国人民。”“在近百年的中外电影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哪段历史时期的电影，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环境，会像本期的中国电影那样，如此直接、如此强烈地受到政治的影响。抓住了这点，就抓住了本期电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根本特点。”
《新闻简报》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要信息窗口。它是一扇打开的“窗”，在某一个时段里甚至是唯一的一扇窗。以至于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电影就是《新闻简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生产的电影是在电视进入新中国家庭之前受众数量最多的传播渠道。1958年各地电视台先后建立，这使纪录片的传播有了新的途径。电视节目的普及，使“电化教育”成为教育的新形式，和以往影院通过播放“加片”宣传教育科技的形式相比，电视节目受众数量更多。电视台成立初期播出的电视新闻纪录片大多为胶片拍摄，全国平均年产新闻纪录片250集左右。从1949年到1966年，完整的纪录影片有长纪录片239部1506本，短纪录片2007部3632本，新闻期刊片3528本。
2000年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尘封多年的影像档案素材陆续被整理编辑成系列节目。翻阅、重整、再解读这部分史料成为该厂纪录片创作的一个主要渠道。通过这些教育影像素材，很多教育的“第一”被记录，如《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新中国第一代留学生》《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批全国统一教材》《第一所专门培养公务员的新型学府：国家行政学院》《第一个教师节》等。这些大量的教育影像资料也成为研究当时历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三1949-1966年教育的影像表达
（一）政府主导的国民教育影像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规定了新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都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同时，还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处理革命意识形态和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是新中国电影工作者影像工作的难点。中国共产党重视电影艺术的宣教作用，影片主题思想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结合。
（二）教育的影像表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课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增设劳动教育和生产技术课，开展各种形式的课外劳动活动，如1953年3月教育部、青年团中央发出通知，提倡在高小以上的学生中开展种植活动等。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上，强调对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解决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的问题。1953-1957年，中央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有关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妥善安排其劳动就业的指示，并把“爱劳动”作为“五爱”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纪录片《幸福儿童》（编导：刘文，摄影：聂晶，色彩：黑白，1953）里，介绍了旅大地区为小朋友们创造了幸福生活与学习的条件。镜头中幸福的儿童是这样的：
[镜头]农村、托儿所、幼儿园儿童在“六一”儿童节和苏联儿童联欢，一批批优秀儿童正在加入少先队。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女孩子要么留着童花头，要么扎着两个小辫，有的孩子在小辫上还扎着浅色的蝴蝶结；男孩子们把头发理得短短的，圆圆的小脸上始终如一地堆着笑容。
[解说]到了入学年龄的小朋友，走进学校。他们（在教室里）努力学习，（在操场上）锻炼身体。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电影成为最前卫、最活跃的文艺实验场。金山根据田汉话剧改编执导了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影像的镜头中可以感受到，这些教育变革影响了城市和乡村的人们的生活。
新中国领导人重视纪录片的创作。1958年4月18日，周恩来在与制片厂厂长会议代表座谈时，提出：“如果目前不能生产好的故事片子，是否多拍些纪录片，纪录片倒可以反映生气勃勃的时代面貌，可以满足观众，也可以教育创作人员。”5月1日下午，周恩来同一些艺术创作人员再次谈话时，正式向各制片厂提出建议，要求各厂迅速组织创作人员到生活中去拍摄一些“艺术性纪录片”。对于如何命名此类影片，当时电影界意见纷纭，有“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新艺术片”和“纪录性艺术片”等称谓。
四中外视角下的新中国教育影像
（一）伊文思镜头下的教育影像
一些乡村在春节期间就开始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合作社在规划着一年的生产，从前属于一家一户的牛现在集中到一个场地来了，去年合作社每亩平均产量八百五十斤，今年他们要让产量提高一倍。
（三）国产影像的教育功能
记录将要消失的文化是历史影像（以纪录片为代表）的一个重要使命。从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开始，纪录片就和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在历史考古方面，先后推出《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三星堆：消失与复活》《考古中国》《晚清秘史》《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等系列节目，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完整的民族文化档案。
“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纪录片是他们对历史进行再思考的途径，是打破社会禁忌的方法。”“拍纪录片，我觉得是在修史……不是供电视台播放的，它应该放进图书馆，供别人查阅资料。”和传统史学相比，历史纪录片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纪录片虽然题材范围很广，但是是有原则的。历史影像创作还在于寻找历史文化中的空白点，“通过历史残留的遗迹去寻找那些业已消失了的事物”。通过寻找与探索，填补民族文化与历史的盲点。纪录影像几乎都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在我国历史上留下烙印的伟大工程和中华民族的象征物，如长城、长江、黄河等，我们应通过寻访和表现，在用镜头记录这些物质遗产的同时，发掘其民族文化的时代内涵。
五影像与历史解释
（一）影像真实与历史真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纪录片创作观念承袭了苏联时期宣传片的风格。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这段时期被称为中国纪录片的“英雄时代”。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所取得的进步都可以由纪录片的记录而为人们所知。从早期的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包括《解放西藏大军行》《抗美援朝》《伟大的土地改革》《英雄赞》《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等，再到“文革”结束之后的文献片、汇编片，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光辉永存》，以及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毛泽东》，还有《国之瑰宝——宋庆龄》《鲁迅传》《卡尔·马克思》等。纪录片基本就是把一些散落的历史碎片以某种观念糅合在一起，着重回顾重大的历史事件，宣传社会精英的贡献和影响。
纪录片宏大叙事的弊端在于手法单一，故事性和生动性不强。纪录片应该通过深化故事矛盾冲突、人物个性，引领观众去看一个有趣的“故事”，而不只是“记录”。“人类不是发现了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引入一个结构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它”，影像正是这种新的构建，成为联结历史和现实的桥梁。
（二）影像真实与历史建构
历史题材纪录片秉承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精髓，采取了大写历史小写化、单线历史复数化的策略来质疑和解构单一宏大的叙事；将趣闻轶事、边缘琐碎的现实、主观化的情感和哲思体悟加以组接、拼贴；直接运用非常主观化的叙事方式，让历史和现实活化成有意味的故事形式，从而最终实现其纪录片式的主观建构和深度阐释。此类历史纪录片就经常将现实的、历史的、文本的素材进行创造性的处理，提炼出可被讲述的故事。
技术进步和网络传播不断改变着历史的认识和研究。影像纪录使得“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可以随时拍摄短片，完成历史影像叙事。但技术上的普及并不意味着民众影像观念和手段的自然跟进。这关涉历史学的学科划分问题。英国史学家马考莱认为史学就是一门艺术，与小说、诗歌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把文献作为自己的资料库，从中抽取有用的部分为自己的观点张目。而同时期的兰克学派却把历史看作科学。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就将写史看成一种崇高的使命，他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序言中不无高傲地写下这样的话，“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到20世纪，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去研究过去的。所以他判定，历史根本不是科学，而是一门研究过去真实的艺术。
“影像真实”不在于创作者是否用了纪实手法。更重要的是看创作者是从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基于什么样的观念去记录。这也是巴赞所谓的纪实电影的“木乃伊情结”。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记忆的教育题材的影像，其内容有显著的客观性，但这种客观并不意味着历史真实，而是一种编导构建的历史叙事。纪录影像一直作为“亲历者”参与见证了新中国的教育变迁。出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和文化宣传的需要，新中国成立早期的教育影像具有中国纪录片特有的镜头语言和叙事逻辑。新闻事件和人物经过图像化、典型化后成为时代特征鲜明的历史影像史料，并和影像技术进一步结合构成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影像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史料的历史影像叙事的剪辑规则和作为艺术影片的剪辑规显著不同。历史影像的研究的价值在于其包含的丰富的科学性和人本性，这是影像史学的理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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