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志于电影创作的艺术类考生而言，这个过程可能更加复杂纠结。但就算过五关斩六将考上了理想的院校，一切也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如何认识自己、认识市场和行业现状？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生涯？恐怕每个问题都不是那么简单……
尚梦璐：编剧，代表作：网剧《太子妃升职记》，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11级戏剧文学系；
洪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编剧。
【“过来人”的忠告】
别拿自由散漫当光荣！搞艺术也要有理性有系统！
田博直言：“学艺术的学生，你看不出大四比大三多学会了什么，甚至有时候读了研的比本科的强在哪儿也看不出来。因为整个课程就是很随机、很感性的。很多老师来上课给你放个片子，就是昨天晚上他看了一个什么片今天给你讲一讲。整个是个没有体系的。
搞艺术的人容易把自由散漫当成优点，也就别指望有什么系统的训练。只是外界做活儿的时候看：哦，北电、中戏、中传出来的，好像你们受过专业训练。
田博在位于望京的工作室中
但是我现在也相当于这些学生的接收者，自己办企业，我就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们没有完成入职前应该接受的职业教育，”作为弧光电影的CEO，田博认为学校的教育非常不职业，学生也没有危机感，整个行业欠缺理性的从业者：
“但是他们真的听不进去，他们没有每个月付着房租、需要通过稿子才能拿到稿费这种体验的时候，是不会认真听你说那些的。就是‘屁股决定脑袋’，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的过程得是先培养需求。
或者说真的想干这个事情的人，你就从大一就开始出去接活儿吧，接了就知道在学校该学什么了。”
GavinGarrison（中）在器材准备上的认真仔细给当年的刘燚霏（右）带来巨大震撼
迎难而上VS偷奸耍滑：我们比外国学生差在哪儿？
刘燚霏回顾自己曾在2012年参与的“中传&南加大纪录片合作项目”时，深深感到了中美学生的差距（资势君注：这个项目由中国传媒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戏剧影视专业的学生共同参与，两国学生在一起上课，同时中美学生混合分组，各自拍摄纪录短片作品，2012年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进行到第六届了）：
“即便只接触到八个美国学生你也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同，跟我们一样，有晕一点的，有较真的，但是他们的实操能力是普遍高于我们的。”
刘燚霏的美国搭档尤其给她上了一课：“他来中国带了很大一块硬盘和全套的摄影设备，各种脚架，连机头接热靴的LED灯都带了。当然他可能有摄影背景，但我当时特别受震动。
他一个人从美国背那么大的箱子，托运那么重的行李，器材准备得非常齐全，所以这边遇到什么问题他可以去解决。我们组里也有很多人抓瞎了，到点了交不了片子，最后一刻还在渲染，也有很多这种情况。但是我能看到一个比较优秀的人，他做了这么充足的准备，自己去承担起这个责任，预料到我会经历的很困难有哪些。
作为导演系的学生，我还挺自信的，自认为实操能力强，成绩也比较好，但是跟他一比我觉得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太多了。”
“好学生变坏”or“坏学生变好”：要敢于推翻自我、忌眼高手低
田博认为学艺术学得好需要“好学生变坏”或者“坏学生变好”。“如果他是一个单纯的好学生，那思维是很受限制的，而单纯的坏学生很多生活习惯都不好，（更别提创作了）。
当一个好学生有他的学习的自觉性，但是又有一点坏的时候，或者一个坏学生去进一步规范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能学好艺术。”
《太子妃升职记》编剧尚梦璐
此外，尚梦璐也指出，实际创作过程中要敢于变通：“从小到大我们对于学校教授的东西都有一种‘绝对正确’的认知，四年本科教育也是这样，可能会导致思维观念里认为学校教授的东西是基础，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实际创作中会发现有很多和学校里的那一套是不一致的，这个时候要推翻已有的认知体系，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洪帆坦言“学院派”的师生在有些时候会有点眼高手低——看了大量精品，不管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不自觉地会觉得自己是专业的，起点很高。“相当于我们在温饱问题还没解决的时刻，还是愿意吃大鱼大肉的东西。……但是你真正做精品的时候还是应该一步一步做起来。”
今年“两会”上的冯小刚和陈凯歌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洪帆
【国内电影教育现状】
教改之难：电影教育应偏重“电影”还是“教育”？
在谈到电影教育改革的时候，洪帆与田博不约而同地将问题分解为“电影”和“教育”两个关键词。
洪帆认为，首先大的教育环境有点急功近利；然后近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高度市场化导致电影学院的教育有“矫枉过正”的倾向：
“包括电影学院，有点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过去我们在学校里讲商业片是一个非常非主流的东西，但是你现在讲艺术电影又变成一个非主流的东西。学生态度是很明显的，整个教育体系的话，比如说纪录片、比如一些比较传统的电影大师研究的东西，我感觉有点被削弱了，现在关于电影的非常实际的操作性的东西会成为主流。
但是我觉得一个良性的高校电影教育环境，应该是基于面向市场、培养一些应用性人才的基础之上，能够再有一些前瞻性的、开创性的研究……
田博则认为，电影学院如果能独立于教育系统，而且院长有这种认识的话，才有可能做出改变：“如果他的政绩不是靠电影圈或者观众来认可，而是靠教育系统，你种了几棵树、铺了几块砖、修了什么建筑，那自然就是KPI考核么得到什么，他就没有这个大的结构性的思维，（无法推进真正的改革）。”
针对高中生还未对影视行业有所理解就匆匆分系入学的现象，陈凯歌导演作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院长在今年“两会”提出：“希望在上海电影学院尝试不预先分系，前两年以大课为主，对电影进行全知教育，后两年再逐渐进行分系教育。”
对此，洪帆老师表示，其实在欧美电影制作专业，大部分走的都是这个路数，电影学院很多老师大概也提了十多年了。
刘燚霏则认为，这种方式一方面也许能刺激学生的主动性，去发现自己；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学生大多被动，这么一来可能更混乱更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德国的一个工人和他的CEO工资可能是差不多的。这样才能让你整个阶梯的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做到最专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当导演，去当CEO，那中间这些环节自然不行，那个导演领出来干的班子也不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