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到一年的全国两会时刻。我们采访了一些年轻人，问问他们有哪些现实问题，希望代表委员们看到；我们也请教了一些专业人士，回答年轻人提问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同时就这些问题，给两会以建言。期待即将召开的2023年全国两会，能够更好凝聚民心，汇聚民意，回应民生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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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就业公平
李晓鹏（高校教师）：
人才供需双方确实存在结构性矛盾，市场上在喊缺人，毕业生在喊找不到工作。从需求侧来说，有的用人单位不愿意做培养人的工作，人才与岗位要达到比较丝滑的匹配度，需要投入的成本比较大。从供给侧来说，有的大学生除了缺少工作经验和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就业观不清晰，对社会现实认知模糊，找工作带有盲目性。
学校要解决教学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在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中增加实践环节，还要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分流，考研、考公、考编、出国、创业，等等，都是出路，要精准施策，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建议。教师可以尝试利用自身影响力主动对接用人单位，收集用人信息，定向推荐学生。我认为，高校教师有责任把学生推向市场，并且根据市场反馈来决定如何教学。
政府部门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资源对接，消除信息不对称。鉴于有的企业不太愿意承担育人成本，可以采取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录用多少毕业生，就给予多少税收减免。另外如果考公考编能够带头降低学历门槛的话，或者可以缓解考研热，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就业。
林心（人力资源专员）：
企业确实有难言之隐。拿招聘女性员工来说，目前，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8天的产假，回到岗位后有一年的哺乳假。在孩子3岁以前，还有育儿假。对此，一方面，企业要尽力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有必要给企业“减负”，提供更多政策支持。比如，针对产后女性的税收、保险等成本，给予一定程度减免。
对“学历鄙视链”而言，负责招聘的HR每天面对的简历量动辄上千份，有时不得不用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初筛，看第一学历就成了常见的衡量标准。我认为，企业要尝试建立更为合理的简历评估体系，避免让真正有实力、有潜力的应聘者成为“遗珠”。例如，在报名系统中，让应聘者的实习经历、研究成果等得到更多展现，而不仅是学历、成绩等量化指标。
赵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在维权时，劳动者要注意证据的留存，如对不合理的招聘信息进行拍照、截图并予以公证，在面试环节录音录像，取得其他应聘者的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还需要注重证据的收集，如多与用人单位沟通，获得更明确的招聘条件信息。
一方面，可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和投诉窗口，畅通投诉渠道，切实严查就业歧视类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加大对检察院公益诉讼制度的探索，《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就曾在就业性别歧视领域，赋予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从而减轻劳动者自身诉累。
刘昌松（律师）：
如何降低就业歧视发生率？我认为，根本出路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做好政策引导。拿招收残障员工为例，若每招收一名残障员工都有补贴，且补贴额还比较可观，招收残障员工比不招收残障员工更划算，则对残障人的就业歧视自然烟消云散，招收女性员工等也一样。否则，只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招收特定员工的不利后果都由企业承担，企业就会找各种借口继续歧视。
至于在求职或履职中的就业歧视情形，例如直接写明歧视条款，或者女工怀孕即要求离职等，求职者维权相对来说并不难。我的建议是，首选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而不是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前者处理快且不收费，后者则程序繁琐，且维权成本很高。
乡村振兴如何聚拢人才
王虎成（山西吕梁汾阳市古浮图村村支书）：
农村要想吸引人才、凝聚人气，必须有产业作支撑。只有先着力构建起以产引才的体系，才能实现以才促产的工作格局。
除此之外，人才支持规划也很重要。多措并举、梯次鲜明，有效建立人才回流工作体系，深入实施“大学生到村任职就职”“大学生乡村医生”等专项计划和青年人才开发行动，支持培养乡村急需紧缺人才，组织各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发挥其在成果转化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都有利于乡村人才梯队的建成。
配套激励机制要跟上。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创业落户或住房保障等方面，乡村地区可以对优秀青年人才予以适当倾斜。对有突出贡献的乡土人才，应当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并优先纳入村干部或后备干部人才库，优先承包农村资源，优先获得农村开发项目、技术资料等支持，使农村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的同时，乡村地区更要努力创造珍惜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革新人才理念，培养全民爱才尊才意识，尽力创造留住人才的硬件和软件，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局面提供人才支撑。
武祝琴（返乡创业者，山西晋中榆次区牛村“清清苹果”创始人）：
乡村在“引才、用才、聚才、留才”上，不能单纯靠政府政策支持和有限的政策资金支持。作为一名乡村创业者，在我的观察中，培育区域“链主企业”，由链主企业搭建平台，政府和链主企业共同为“下乡青年”提供创业机会、生活保障、资源配置等创业需求，是一种成效不错的模式。
在创业机会上，链主企业通过产业链的健全完善、创新拓展，可以不断为“下乡青年”提供对口机会，让青年不用“单打独斗”，可以有方向、有目标、有支撑地去创业。这既保障了当地主导实业的持续创新发展，也保障了人才平衡化发展。政府集中支持，集中帮扶，搭建“政府+创业人”平台，也能让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实现了集群式发展。
建议各地通过配置课题，让研究生等高素质人才进驻乡村，一方面完成课题，就地成果转化；一方面为乡村就地培养人才，全面提升乡村人才素质。还可以通过邀请在外的成功创业人才，在家乡成立链主企业，带动当地企业发展的同时，为家乡引进人才、培育人才。
张照新（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依然有待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意味着扭转农村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确需要人才，尤其是需要高素质的年轻人，因此，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建设人才队伍，而不是简单地说“乡村留人”。
在建设人才队伍方面，有关部门应重点从三方面发力：
二是构建各类专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机制。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完善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激励机制，对长期服务乡村的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引导城市专业技术人员入乡兼职兼薪和离岗创业。
三是为城市各类人才到乡村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在大力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应深化农村的土地和集体产权制度，构建更为稳定的产权环境，打造开放型的农村社区，让进入乡村的城市人能够真正融入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采访整理：杨鑫宇胡志中）
年轻人想要的安居乐业是什么
要想在大城市找到一个租金相对合理、环境友好、能够稳定续租的房子还是比较难。另外，通勤距离过长、长租公寓“爆雷”风险等，也为租房生活带来一些烦恼。国家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住房保障政策，让大城市的年轻人安居乐业？
盘和林（财经学者）：
国家基本政策是尽量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包括预期稳定、供需稳定、保交楼，保障刚需住房和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
具体到各地房价，北上广深杭会保持稳定，但其他地区房价会有下跌可能。由于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导致的人口数量下滑，再加上房价在比较高的位置，我认为下跌是大概率，但稳楼市政策会让房价落地更稳一点。
提前还贷并非年轻人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进入退休年龄，其借贷意愿下降，所以热衷于提前还贷，减轻未来负担，求稳。年轻人还有奋斗空间，对于刚需住房，比如婚房，该买还要买，买不起就先结婚，不要让房子成为前进道路的障碍。
涂格（房产问题专家）：
租售同权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中国人房屋居住观念的转变。过去几十年，由于房产上捆绑了落户、子女教育等太多东西，逼着所有人不管有条件没条件都得努力买房。结果既影响消费增长，又造成了房屋和土地资源的浪费。
在国内，租房的主要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前者没有子女学等方面的问题，后者则大多选择将子女留在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至于稍微有点经济实力的人，一旦成家，即使自己不想买房，丈母娘也会催着你买。
要想改变国人这种对于自有住房的执念，关键要让房产本与公共服务剥离。租售同权无疑是个不错的思路，不仅可以让市民平等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资源，也能够提高空置房利用率，促进租赁市场发育。
需要指出的是，落实租售同权最大阻力并非来自业主，而是公共资源管理部门。一二线城市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导致学位等本就非常紧张的公共资源更加紧张。要将好事办成，关键还得补齐公共资源短板，让公共服务得跟上人口流动的脚步。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大中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年轻人往往负担不起购房成本，或者沦为“房奴”。不少年轻人选择在远郊区居住，但是职住分离却导致“蚁族”现象。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同住房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有很大关系。
住房供需矛盾需要重点从供给侧着力解决，而不应一味压抑合理的住房需求。要从年轻人的成长历程和生命周期出发，进行阶梯式住房政策规划，使年轻人可以从租房走向购房，从合租走向独立住房，逐步解决不同阶段的需求。政府要扩大公共住房供给，包括集体宿舍、公共公寓、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不同产权结构和形式的住房供给，使年轻人有更多选择权。
房不在大，而在于位置和服务。应尽可能在核心功能区布局公共住房，避免职住分离给年轻人带来太大的生活压力。要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运营管理，加强公共住房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保障，使年轻人可以轻松办理，实现“拎包入住”。与此同时，公共住房要打造富有特色和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为年轻人的交友、学习、娱乐等提供便利，营造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和文化氛围。
适应年轻人对“诗和远方”的期待，还可以发展青年旅社、创客空间等居住业态。这将使年轻人可以在城市之间周游、短居，降低选择职业的试错成本，结交朋友，碰撞火花，找到创新创业的灵感。
考研高考化，高等教育如何“上岸”
陈志文（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大家经常批评高校专业设置存在问题，但在我看来，与专业设置相比，更关键的是培养模式的转变。
如今即便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也需要丰富的实习经历。目前广泛存在于大企业的“管培生”模式给了我们启发。管培生的盛行，从需求端说明了这种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目前它只是民间行为，我们能否把这种培养模式制度化？
与德国的双元制职教模式相比，“学习与实习”结合的模式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将事实上已经普遍存在的“管培生”模式制度化，或许能让毕业生在就业之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范星盛（北京大学青年教师）：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学工作要更注重因材施教，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制度支持。跨专业背景的学生，在研究生课程选择上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些本专业的理论和实践课程，以完备专业知识框架。在原专业读研的学生，或许更需要交叉性、跨学科的专业课程。因此，教学管理机构应当在培养计划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化培养需求，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给予师生一定自主空间，助力前沿创新人才培养。
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某种意义上来说，校园“学生工”也是一种劳动形式，学生跟学校和导师之间事实上发生着某种劳动关系。其中的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是劳动环境的问题。校园实验室是导师“雇佣”“学生工”最主要的场所。校园实验室在很多时候都没有严格的环保措施。第二，是劳动安全的问题。有的导师对学生进行安全培训时并不系统和严格，甚至可能只是把实验室安全当作学生天然应该知道的东西，不予重视。有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安全操作手册，也没有规范的操作流程。第三，是劳动报酬的问题。有的“学生工”没日没夜地给导师干活，却得不到任何报酬，或者报酬极低。由于在与导师关系结构中，学生一般都处于弱势，所以对导师的无偿或低偿“盘剥”，只能忍气吞声。第四，是劳动保障的问题。校园“学生工”应该被看成是属于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如此一来，就必须有基本的劳动保障。
基层医疗怎样才能强起来
大家有就医需求时，常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去综合医院就诊，就要面临挂号难、排队久等难题。可是到社区医疗机构就诊，心里也不免会犯嘀咕：医生够专业吗，会不会耽误病情？这次疫情期间，更是切身感受到了大力发展基层医疗的重要性。未来，如何让基层医疗强起来，使人们就医更便利、放心？
岱青（某三甲医院主治医师）：
疫情的冲击不仅是对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考验，也暴露出了一些此前未被充分留意的问题和短板。
医疗系统人力资源相对不足，是我感受最直观的一点。去年年底的疫情高峰到来前，医院的工作已经十分忙碌，感染高峰到来后，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医护人员“带病上阵”现象。最艰难的时候，病房里共两个医生、4个护士“连轴转”，还有部分研究生、规培生冲在一线。有的放矢，对确有需求的一线医疗机构加大资源投入，可以有效缓解此类现象。
3年防疫历程，也让医院积攒了一些之前不具备的经验。这次疫情高峰到来前，医院提前准备了较多的呼吸机和药物，医疗秩序得到基本维持。如何总结疫情经验，优化未来的医疗工作，需要在政策层面加以研究。
陈应军（社区医生）：
理想的社区医疗服务，应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解决日常的健康问题，这离不开一系列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举措。
现实中，要减轻人们的就医心理负担，社区医院可以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式，在居民和医生之间建立起长期固定的“朋友式”伙伴关系。如此一来，一旦居民遇到健康问题，就能随时与家庭医生进行沟通。家庭医生朋友的主动关心，也能帮助居民及时排除健康隐患。
此外，社区医疗机构可以依托信息化服务手段，优化就医流程，改善辖区居民的就医体验。我所在的马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推出了“掌上服务”，签约居民可以与家庭医生在线交流、线上复诊、预约挂号等。通过“互联网+”打通医院、医保和药品配送企业等各方系统，实现了“药品上线、配送上门、服务上位”，居民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都大大提升。
与上级医院联动，完善科室设置，根据社区自身特点打造特色服务项目，能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就医需求。比如，针对失能、半失能等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可以提供送医送药上门、安宁疗护等服务项目。针对腰腿疼痛等老年人常见病，也可以打造中医药特色服务诊区，通过中医推拿按摩、针灸等方式，减轻患者病痛。
郑山海（医生）：
要做强基层医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首先，基层医疗是健康的“守门员”，应该承担普通门诊的首诊任务。患者感到身体不适，应该首选在附近社区医疗机构就诊，由社区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初步的鉴别诊断和病情分析，然后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或治疗,或转诊到相应的上级医疗机构。这样既能把综合医院从繁琐的门诊工作中解放出来，也能在源头上保证社区医疗机构发挥应有作用。
其次，社区卫生机构要吸引患者，必须具有将患者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的能力。否则，若是社区看完了，需要转诊，可是后续的工作完全需要患者自己去“蹚道”，社区初诊就变为“多此一举”。
第三，建立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间的医生合理流动机制。不同医生有着不同的特长，有的喜欢埋头看病、有的理论功底很强，但临床应用能力较差。建立不同层级间医生的上下流动机制，对于做强基层医疗机构大有益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改革社区医生的考核机制。当社区医生的待遇提升了，才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基层，医疗“强基层”才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