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乡土中国在过去十年加速变迁，城乡关系迅速变革农民从农村向城镇流动成为主要的方向，乡村“空心化”明显。
2024年春节，微博、新浪新闻联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等单位，开展了家乡问卷调查。其中一项是关于村庄空心化程度的。有30%的调查对象反映所在自然村为高度空心化的状态，44%的调查对象反应所在自然村为中度空心化的态势，高度空心化和中度空心化的村庄占比高达73.8%，而低度空心化和非空心化的村庄占比只有27%左右。
村庄空心化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需要辩证认识。和一些社会舆论的观点不同，我们这里所说的“空心化”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本身并不是社会问题。空心化并不是说，村庄已出现了无人种田、无人居住的普遍现象，政策更不能依据这种错误的事实制定。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城镇化是近20多年的事情，农村全面迈入小康社会才几年。目前乡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约35%，也就是说，还有4亿多人常住乡村。其中约有一半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收入并不多，却十分重要。
留守人口的结构是“老弱病残+中坚农民”：多数是在农村养老的老人、进不了城的留守儿童、照料老小的妇女、身体病残的弱势人群，这些人口占村庄留守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有少数青壮年人口，一般也是中年人，五十岁到六十岁居多，他们抓住了农村有限就业机会，利用村庄农业、工商业资源获得一定的收入机会，这些是农村的“中坚农民”群体。
因此，乡村依然很重要，乡村仍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从政策上看，当地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坚持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大稳定”，坚持土地掌握在农民手中，保持土地流转的可逆性。在政策上，要警惕“无人种田”等话语流行造成的政策误区，警惕借此推动工商资本下乡、经营乡村，挤压普通农户的生计。
一、人口加速城镇化，教育是加速器
打工经济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不断加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农林牧渔业35岁以下就业人口占比为13.6%。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十分明显，粮食生产中的劳动力老龄化更为严重，达到了接近60岁。
在中部地区村庄调查，一些土地资源不丰富的村庄多数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占比降低到10%及以上，农业成为了“糊口农业”。
进城购房成为这10年来中西部农村青年的重要的投入方向。部分中部县域的人口城镇化率1年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大量涌入县城购房。
2014年时，湖北沙洋县村庄农民购房比例就已有了40%左右，居住城镇化呈加速之势。2024年，笔者调查时，发现村庄进城购房的农户比例已经达70%以上。剩下的未进城购房的农户，要么是在等待子女在哪里落脚，要么确实经济困难，比例在30%以下。沙洋农村代际支持力度大，而且子女少，家庭资源集中支持，进城购房速度很快。
农村青年进城购房，主要是两个因素驱动的，一个是结婚需要，另一个是孩子教育需要。在本问卷中，有79.24%的受访者表示家乡年轻人结婚需要在城里买房。我们长期在全国调查，已经很少发现结婚只需要在村庄建新房。在县城有房，就意味着能在县城学校读书。八零后九零后接受了现代教育观念，愿意把孩子送到城里接受教育，摆脱父辈劣势的学历。教育是更普遍的因素。
由于农村孩子进城上学，年轻劳动力难以兼顾，农村老人不得不进城“陪读”，成为“老漂”。这些都加剧了村庄的空心化。有回乡观察写道，“孙子/孙女的出生和老伴的去世，是我们这小小村庄里扎根的大多数老人们口中前往城市的重要缘故。”老人们说，“孩子们出息了是好事儿，就是在大城市呀，有点不习惯，但没办法，他们工作忙，孩子需要我们照应”。
农二代进城购房、农村儿童教育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价值有巨大的影响。有回乡观察指出，对于部分2010年后成长起来的农村小孩而言，他们童年记忆中的家乡已然不同于他们80后、90后的父母辈了。这与上海乡村90年代的故事相似，故乡不再有乡愁意义了。
他们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农业生产和完整的村庄生活，他们在县城接受教育。很多孩子基本上不会使用方言，常常是在人情酒席、传统节日祭祖、春节返乡时跟随家人回一趟老家，家乡似乎成了一个仪式性的存在。
与进城购房同时发生是汽车在乡村的快速普及。这几年，乡村农民家庭重要的变化是打工青年开车回乡。在附近县市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工、留守在村庄的青年人、中年人也有部分开车。汽车在乡村接近普及。相对于进城购房，汽车普及速度更快。
从全国来看，农村地区的汽车驾驶人增长也很迅猛，也进入了汽车社会。截至2022年11月底，农村地区机动车驾驶人年均增量超过1300万人，已达2.89亿人，占全国驾驶人数量的57.8%。这其中有很多是外出农民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中部地区某村的汽车教练夏某说，本地农村的汽车普及率达到了60%以上。主流价位是七八万到十几万元的汽车，有少量富裕户购买豪车。超过七成的多数八零后、九零后农民工都考了驾照。和城市一样，高中毕业之后，考驾照成为农村大学生的必选项。在汽车社会的影响下，城乡日益融合，缺乏之前的距离感。步行时代，农民在周边村庄生活，乡村是一个亲密而又熟悉的社会，是熟人社会，进一趟城真是很难啊；摩托车时代，农民到乡镇购物是经常的，去县市则要靠公共交通，要“等车”，并不那么方便，县城仍然是遥远的。汽车社会来临后，农民去县市就很容易，城乡已经没有距离，说走就走。这几年，城乡公共交通已基本无市场，成为需要政府补贴才能正常运行的准公共品了。
二、农二代是“伪中产”，打工挣钱靠加班
当前一个农民家庭有两种生活方式，年轻的农二代有车有房，“农二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中产化了、城镇化了。年老的农一代，无论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或者退守农村的老人，则保持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
农二代的消费主义是伴随城镇化而兴起的。上文说，比较典型的大宗消费是城镇商品房、小汽车和城镇化的教育。仅仅依靠年轻农民工的就业是难以支撑这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的。
就是说，农民家庭的城镇化并没有因进城就业、购房、购车而完成。县城的城镇化是“未完成的”是“半城镇化”，农二代是进城一代，他们是“新市民”阶层，却并不是典型的城镇社会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应该是正规就业、有社会保障、收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则不是，他们从事非正规就业，没有城镇的社会保障，收入也不高。2024年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有43.08%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外出就业的村民普遍反映工作比较难找，只有9.34%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外出就业的村民找工作比较顺利。农民工就业明显受到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
农民工要想获得高一点的收入，要么能吃苦，要么有技术，要么善经营，要么有文凭。对普通农民工而言，最普遍的提高收入的方式是“吃苦”。其次是掌握一门技术，如木匠、泥水匠、钢筋匠等，这种技术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再次是经商创业，或接受更高的教育。前两者是较为普遍的，后两者则并不普遍。经商创业是少数人的冒险，接受更高的教育对于农民工而言更是奢侈的。因此对于农民工来说，吃苦耐劳成为最重要的品质。
农民在县城购房，并不意味着选择长期居住。县城房屋的空置率高企。问卷数据分析发现，在县城买房的农民中只有1/3左右的农民长期居住，剩余的2/3的农民要么是偶尔去居住，还有8.85%的农民购房后，房屋长期空置。这根源于县城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一个回乡观察的作者写到，在皖北村庄，“（农民）在城市买了房，与其说农民进了城，圆了城市梦，不如说象征性地进了城，象征性地圆了城市梦。”在赣北的村庄，农民大量进城购房，但“一只脚踏进了县城，但仍未立足县城”。在中西部地区的普通县城，工业发展能力薄弱，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有限，难以吸纳农民工在本地就业。
不正规就业的农民工收入不稳定，进城农民家庭是脆弱的。一篇回乡观察提及到一个中部的出租车司机的例子。
为了更好地满足在县城的生活需要，农民家庭的应对策略是“一家三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继续前往大城市务工，而陪读妈妈或奶奶、姥姥在本地县乡就业，留守村庄的老人则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形成“大城市务工+县城陪读就业+农村老人农业”的新型家计模式。这是一种最有利于家庭资源积累的家庭分工模式。
三、老一代农民工还在打工，既为自己，也为家庭
在中部一个丘陵地区的村庄，村庄耕地资源很少，人均不足1亩，而且耕作机械化程度不高。外出的大龄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即便最近2年，建筑工人的收入降低，但是大龄农民工并未返回村庄。对于大龄农民工而言，外出务工，即便收入降低了，但是还有收入。留在农村，则只能依靠农业糊口，缺乏大额现金收入。
60多岁的低龄老人还需要不少收入，才能维持生计。在代际责任重的农村，进城购房、支付彩礼等是父辈的责任，结婚时所欠下的债务需要他们延长务工年限。年轻子女进城生活、培养小孩，收入不高、生活压力却很大，老年人不愿意给他们增加负担，希望延长务工年限自养。湖北荆门一个60岁的农民说道，要存够20万元应对养老。
老年农民工一般从事脏累活，做年轻农民工不愿意干的活。占第一位是建筑业。建筑业是吸收大龄农民工最多的一个行业。按照《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超过50岁的大龄农民工的比例接近30%，而在2018年，50岁以上农民工比例才22.4%，建筑业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一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例大，建筑业需要较强的体力，对技术要求不高。目前建筑业中一线工人中年轻农民工占比很少。老一代建筑业农民工说，“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当学徒（学习建筑业）了”。建筑业的主力还是一代农民工，是50岁往上走的。建筑工地需要这一批农民工。
回乡调查发现中部一个乡镇的煤炭加工厂，50岁以上大龄农民工占25%，从事最苦最累的工作。据工人说，“工厂所有岗位中条件差的、技能要求不高的、年轻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差不多也就是25%”。大龄农民工说：“现在这个年龄去其他地方都不要了，这里虽然污染大一些、干的活累一些，甚至有时候被小几十岁的老板劈头盖脸骂得多一些，但是这里最起码还要我们，还能挣个高工资，所以脏点累点、挨点骂没关系，只要能把钱挣上就行了。”
中部一个村庄一个65岁的农民工，前2年还在上海一个工厂务工，主要任务是看管、操作机械，工作任务比较简单。工资是一个月4000元，同样的岗位如果雇佣年轻劳动力，则需8000元。工厂希望继续雇佣这名农民工。但上海严格执行超龄农民工“清退令”，工厂无法继续提供岗位。他不得不回到村庄，在附近打零工，一年收入1万多元。
四、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空间有限、竞争激烈
相对于分散的小农经营，乡村创业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从创业主体来看，乡村创业包括本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学生下乡创业、工商资本下乡创业、政府支持的农村集体创业。
从宏观来看，乡村农业GDP占我国GDP的比例越来越小，乡村创业空间越来越小。在一些城郊地区，也可以说是“半市场中心”地区，乡村创业或许一定的机会。在这些地区，土地流转比例较高，为农业创业提供空间，而且二三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空间。而在普通乡村，乡村创业的机会很少，主要的产业是农业经营，二三产业发展缺乏空间。由于留守在村庄的劳动力众多，而且主要是老人，这样村庄能分配到创业者的资源很少。
乡村二三产业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低端创业的特征，决定了一个创业项目一旦赚钱，就很快就后续跟进的模仿者，降低了创业利润，最终导致创业失败。对于普通的农民工家庭而言，每一个创业项目意味着投入几十万元，创业投入很快，而回本及盈利却很有风险。
一篇报告提到某京郊农村“网红咖啡馆”的创业经历。麦石是95年生人，2019年年底回到了自己老家的村庄，开始谋划发展自己的咖啡馆。2020年，兄弟俩决定回村开咖啡馆创业。麦石觉得回到村最大的变化，一是生活节奏变慢了，二是生活压力减轻了，三是生活方式变简单了。目前创业的风险是其他创业者模仿，降低了创业者的平均利润。2023年，邻村同样开了一个“网红咖啡馆”，麦石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多。“在本地，经济实力更强劲的资本也开始逐渐进入了村庄，他们在装修、推广和营销上的投入更高，隔壁村5月份开始投入运营的一家咖啡馆便抢了本店近70%的客流，麦石坦言，去年本店做了50万的业绩，今年可能到不了一半。”
在普通的农业型村庄，能留住年轻人的主要就业机会是基层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体制性岗位。后发地区乡村的工业化缺乏条件，那么这里乡村的主要创业机会就集中于农业、生活服务业等。
在湖北阳新县排市的农村，经验规模最大的某种田大户流转了1500亩土地，父女俩人在家里种田，并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建立了粮食加工厂。另一个种田大户流转了1000亩土地，一个中年农民在种田。一个乡镇可能就几个大户，集中了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便于连片耕种的土地。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在现代化，青年无人机手职业正在形成。学习无人机操作的人群以有高中、大专有时候学历的年轻人为主。但这样的机会也很少。据调查，一台大型无人机一年植保作业面积2万亩，一个乡镇就养活几个飞手而已。
在普通农业，创业者和普通的农户进行竞争，这是没有前途的。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农业劳动力还有很多，流转出来的土地不多，从事农业规模经营的机会并不多。
湖北省沙洋县的农村土地资源丰富，2023年春节，政府搞了一个活动：迎你回家，留您在沙。政府统计回乡农民工，摸底农民工留乡意愿。从政策上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但是当地基层干部说，农村没有什么创业空间，农村也不能办企业，都是基本农田。沙洋农村的种田农民普遍在60岁左右，年轻劳动力回来是没有土地可种的。
电商发展影响了乡村商业生态。乡村快递业是这几年农村创业的重要领域。但也面临激烈竞争，利润下降。一篇回乡观察到基层快递小店的经营困境。“作为末端网点，摊子虽越做越大，快递件越来越多，全年无休没日没夜地的干，赚的却还是那点钱，辛苦投入与最终回报却越来越不成正比。其一是派费在减少。其二是不明原因的派费压榨和回扣。”
五、经营村庄、资本下乡是政策误区
各级政府很重视振兴村庄，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重要任务，推动经营村庄、扶持土地大规模流转成为重要的路径。
工商资本下乡的空间并不大，尤其是进入种植业，因为这意味着工商资本要和亿万小农户竞争。工商资本下乡是没有优势的。和农户相比，工商资本经营增加了土地租金（连片的水稻地的亩租金是500元）、雇工成本（按照两个小工计算，亩雇工成本200元），这两者加起来有700元以上。由于水肥、植保等管理不到位，大规模农场的粮食产量降低，降低了总收入。这还不计算工商资本投资的利息成本。
在中部水稻种植区调查，我们发现农民种1亩田，亩纯收入能达到1000元左右。而工商资本的大规模农场，亩纯收入一般是300元。如果遇到自然灾害，还要亏本。因此，工商资本不得不有求于政府各类补贴，或者通过其他项目来弥补农场的亏损。在一个县调查，发现超过300亩的水稻种植农场寥寥无几。几个规模大的农场均和政府项目有关，经营者要么是农业龙头企业，要么是大型农机合作社，他们并非通过农业经营获利，而是完成示范创建任务。
但从工商资本下乡需求出发，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改变农村土地制度，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其后果是政府扶持工商资本下乡打败普通农户，导致农民失去了退路。
当前农村不是无人种地，而是无地可种。从全国来看，目前农村常住人口还有4亿多人，土地承包户中，耕种10亩以下的农户，还有19443.8万户，占全部土地承包户是71.3%，农村在乡农民主要是老弱病残群体和少数“中坚农民”群体。
接近3亿的农民工中，平均收入也仅4000多元，大多数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些人中的中老年人，未来5年、10年、20年，可能还要回到村庄养老，依靠土地获得自养的基本条件。即使农二代进城了、他们的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了，他们也未必能完全融入城镇，能完全离开乡村。在10年、20年之后，农二代也有可能难以在城镇养老，选择回到家乡的村庄。城镇生活成本高，房屋面积小，二代人挤在一块会引起很大的社会矛盾，而且在城镇养老的情感体验也比不上农村养老的情感体验，源于村庄有耕地与老屋、有熟人社会、有历史记忆、有庭院经济。
目前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中，有一项就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各级政府把集体经济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要求集体经济达标。各地都在总结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
《农民日报》2024年3月1日刊出《乡村经营十大新变》，指向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与发展机制问题。结合浙江省的经验，作者特别指出了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超越村庄的“组团式经营”，规范化“强村公司”，培育乡村职业经理人（CEO）的重要性。
组团式经营的本质是联合各个村庄（的强村公司），把分散资源、资本整合起来，聘请专门的经理人规划产业项目。组团式经营很难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难题。当前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源于农村经济本就缺乏空间，这正是农村劳动力与人口大规模流出的原因。工商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是把资源投入哪里，哪里就能发展起来。目前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靠的是集体发包的机动地、四荒地资源，已经很少有村集体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办企业搞经营了。
从调查来看，目前各地集体组团式经营，均是政府兜底的、安全的投资项目，组团并没有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难题。比如政府把村集体经济收入（包括项目注资）集中到工业园区建立厂房，获得出租收益；或者建立销售性的合作联社，把农村土特产品卖给政府制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政府一旦不给优惠政策，村集体投资就没有收益了。
十多年前，苏南的政府为了平衡辖区内各村集体经济的规模，建立了乡镇集体经济股份合作联社，满足村集体最低年收入200万元的目标。各个村集体向合作联社注入资本，比例大致差不多，富裕的村庄由村集体自行注入资本，贫穷的村庄由政府财政帮扶注资。合作联社经营的项目是政府特批的。比如农办支持的“一村两楼宇”，操作方式是地方政府批给联社一块地，可以造厂房、商场地出租，获得收入。
对于更多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能力为村庄提供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也没有安全的投资项目。中西部地区工业园区本身就有大量厂房租不出去，如果盲目学习东部地区，把集体经济投入到园区建工厂，那么就极有可能面临亏损问题。组团的集体经济规模越大，亏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