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迟从中国北宋时期开始，对《周易》的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取向，学者突破了以文字为主体的传统注《易》方式，跳出汉代象数易学的家法师法的局限，另辟新途，采用文字与图像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周易》，开创了新的象数易学范式，成为《周易》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人们习惯上称它为“图学”、“易图学”或“图书易学”。自清代学者指责它的荒诞，揶揄它是来自道教或佛家的传承，讥刺它是“《易》外别传”之后，“图学”便给人们以较多的负面形象，被排斥在传统象数易学之外，并且在汉学思潮的挤压下，一度声势颇为壮观的“图学”迅速消解，长期处于易学的边缘地位。①事实上，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清代的“图学”作为古代传统象数易学中的重要一翼，并没有受到训诂和考据学风的影响，也同样没有失去探讨“图学”哲学问题的兴趣，它仍占据清代易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并引发了中国古代《周易》诠释学传统的转向，而且导致“图学”批评的一系列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周易》古经文本的丰富内涵，对发展传统的象数哲学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本文拟从清代“图学”的多元态势、“图学”的转向经典、“图学”的易学意义等三个方面作一番新的理解和评估，以求方家指正。
邵雍《皇极经世》中的“先天卦气图”
一、清代“图学”的多元态势
1.传承与维护宋人“图学”的研究，汇集各家易图，阐明易图义理。例如，胡世安的《大易则通》、包仪的《易原就正》、德沛的《易图解》、杨方达的《易学图说会通》等，重点是传承和维护宋、元、明的易图与解说。其中也包括虽然笃信“图学”，但是不信陈搏(871-989)、邵雍之学，认为所谓的“九图”是由孔子(前551—前479)亲定，而非出自宋儒。例如，张沐的《周易疏略》就明确表示：“(九图)圣人因之，以明吉凶，着于《易》之首，系至重也。后世仍与《河图》同论，义不切也。”⑦沈起元的《周易孔义集说》前列三图，一为《八卦方位图》，一为《乾坤生六子图》，一为《因重图》，皆据《系辞》、《说卦》之文，认为《河图》、《洛书》、《先天》、《后天》、《方圆》诸图非孔子所本有，主张陈搏、邵雍之《易》一概从删。此外，虽然阐发陈搏、邵雍图学不遣余力，但是往往已出“图学”藩篱。如孙宗彝的《易宗集注》取《河图》、《洛书》五皆居中之义，认为中即五象之宗，并且以《河图》、《洛书》之五位以为用中之本，故《四库全书总目》有“横生枝节，附会经义”的批评。
事实上，纵然他们抨击宋人“图学”的非儒学性质，也不意味着他们的易学研究一定没汲取宋人“图学”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例如，学宗汉学的戴震(1724-1777)对“图学”的看法与惠栋、钱大昕、江藩等汉学家不同，有所保留。他认为，对“图学”产生怀疑，虽然在北宋欧阳修(1007-1072)等人的批评中已见端倪，但是《顾命》、《系辞》、《论语》等书都有明确记载，所以“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者，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⑨戴震还认同朱熹《易学本义》首冠以九图及其所说的“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其中所谓的“天地自然之易”，即指《河图》、《洛书》。这显然与清初黄宗羲(1610-1695)、毛奇龄(1623-1716)、胡渭(1633-1714)乃至干嘉时期惠栋、钱大昕等汉学家对《河图》、《洛书》的质疑与批评是背道而驰的，呈现出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当然，这并不表示戴震放弃了对宋人经学理学化的批判。恰恰相反，他是清代干嘉之际汉学家中批评宋儒“经以明理”最为激烈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弟子段玉裁(1735-1815)说他“乃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耳”⑩。
二、清代“图学”的转向经典
江永《河洛精蕴·洛书》中的“句股图”
焦循《易图略》中的“旁通图”
三、清代“图学”的易学意义
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人们每每借助《易传》提供的庖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话来论证八卦与六十四卦卦象起源与产生，然而对其由来则语焉不详。于是，通过画图结合爻辞内容进行观察总结，再加上个人的比附发挥，虽然带有明显的牵强附会的痕迹，但终究提升了人们探索易学象征宇宙自然在阴阳化育沟通中生生不息的古代宇宙图式演化的思维，“图学”的“以图书意”与传统的“立象取意”具有相同的思维模式与易学价值。这不仅意味着是历史的，同时也意味着是现在和将来的——清代“图学”的易学意义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