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基本问题产生于有关梁思成、林徽因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两个疑惑。
第一个疑惑，涉及学界关于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两个针锋相对、自相矛盾的判断和命题——一方面是“现代主义”或“结构理性主义”，另一方面是“古典主义”或“折中主义”；问题在于：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性质究竟为何？是古典主义？抑或现代主义？
这样一来，关于梁思成早期思想的阐释就介乎相互矛盾的二择之间：是折中主义，还是结构理性主义？抑或二者都是？
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
如果说，第一个疑惑围绕着关于梁思成思想的不同看法产生，那么，第二个疑惑则围绕着一个令人不解的事实展开。
1932年3月，在梁思成开始其第一次中国古建调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之旅——的一个月之前，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建筑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篇被后来的建筑史家誉为“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奠基”之作的论文，提出了“后来贯穿于她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三个重要思想”：
“第一，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框架结构，这一点与西方的哥特式建筑和现代西方建筑非常相似；第二，中国建筑之美在于它对于结构的忠实表现，即使外人看来最奇特的外观造型部分（如屋顶）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则进行解释；第三，结构表现的忠实与否是一个标准，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从初始到成熟，继而衰落的发展演变。”
人们会想当然地认定，作为中国建筑考古的先驱和中国建筑史的奠基人，梁、林的建筑理论和建筑史观，一定是从他们大量的实地调查、测绘和研究古建的经验中，归纳形成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真正调查中国古建筑之前，其主要建筑史观即已成立。
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很难解释的现象。
梁、林早期建筑设计风格辨析
从上述列表可知，梁、林的早期建筑生涯可以分成建筑设计与建筑史、建筑理论研究两部分。早期的建筑设计主要包括梁、林1929年2月为梁启超香山墓地所作的墓碑和墓亭；1930年，梁思成与陈植，童雋、蔡方荫共同设计的吉林大学（现东北电力大学）礼堂和教学楼；1932年梁思成为北京仁立公司所作的铺面改造；然后是1935年，梁、林为当时的北京大学所设计的女生宿舍。一个事实是，这一阶段的设计创作相当集中，其数量约占据梁思成全部建筑设计中的一半强，说明在这一早期阶段，梁思成的专业身份介乎建筑设计师和建筑史学者之间；而为其在后世博得盛名的建筑史家身份，在这一时期，尚未得以突显。
我们先考察一下1929年的北京香山梁启超墓碑和墓亭设计（图1，图2）。
图1香山植物园梁启超墓墓碑正面（梁思成、林徽因设计，1929年）
图2香山植物园梁启超墓墓碑反面（梁思成、林徽因设计，1929年）
首先我们看墓碑。墓碑非常肃穆、简洁；其主体是一个矩形的方碑，碑石上刻有“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两排碑文；两侧有犹如环臂般展开的两翼；方碑后面是死者的合葬墓。全部墓碑均由大小不等的矩形条石垒砌而成，造成墓碑整体上直线、直角的形式组合。仅凭第一印象我们即可判断，除了它保持了传统墓碑坐南朝北的方位之外，其他方面均与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式墓碑有很大的差异，其整体布局尤为传统墓碑所不见。
但全部墓碑仅有的两处装饰，却明显使用了中国传统的装饰语汇。第一处装饰位于紧贴主体方碑两侧安置的条石上端，在三条平行素地饰带之上，各有四个内旋涡卷纹（南北各一，东或西各二）；另一处则位于墓碑两翼面南的条石上，是两个彼此相向的浅浮雕人物。
图3石作抱鼓石纹（梁思成，1934年）
图4吉林大学教学楼鸱吻细部（梁思成等，1930年）
图5香山植物园梁启超墓墓碑装饰细部
图6梁思成画云冈石窟建筑装饰
图7图8香山植物园梁启超墓墓碑装饰细部
图9图10云冈石窟第七窟供养天
图11香山梁启超墓墓亭（1929年）
图14云冈石窟第9窟盝形龛
图15香山梁启超墓墓亭藻井
图16龙门石窟莲花洞藻井
首先，恰如墓碑一样，墓亭在营建上采取了西方建筑中最常见的砌石制：其整体均由按规制切割的石块垒砌而成；即使亭身造型最具中国特色的一斗三升式转角铺作，它们也没有像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那样起单独承重的作用，而是与抹角部分的砌石一起，形成厚实的承重墙面。
其次，墓亭的单层八边形空间形式（四个长边加上四个抹角的短边）亦为中国传统建筑所罕见。它们与其说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形制，毋宁——与其砌石法相一致——更属于某种西方古典建筑的样式；借用梁思成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可译论”表述，其实质是设计者就西方古典样式所作的一次“西译中”的实践。
图12弗兰德斯战场礼拜堂
图13雅典风塔（公元前2世纪）
我们发现，尽管从形式上不易发现二者的联系，但梁、林的墓亭却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克列礼拜堂的方法。他们保留了礼拜堂作为墓地建筑的主要功能和不等边八角形的形式，但也做了一些适应性改造。如果说克列取消了雅典风塔的浮雕饰带，把它作为视觉焦点的功能挪至门上的额枋部（上面施加铭文），那么梁、林则进一步取消了上部空间的存在，通过替换一个中式屋顶，使之转化为一个似乎颇为典型的单层中式凉亭；如果说克列引用了雅典风塔的古典原型，梁、林则借助了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引用了大量以前并不被人了解的北朝及汉代建筑的元素。通过引用这些元素，梁、林表述了一种区别于西方的另外一种古典主义，一种“中国古典主义”——但究其实质，它不外乎是西方古典主义的一种中式“翻译”。
我们再来看一下梁思成这一时期的第二件作品——1930年与陈植、童雋、蔡方荫共同设计的原吉林大学（现东北电力大学）礼堂和教学楼（图17—图19）。从平面来看，这组建筑（有前后楼的主楼加上东西配楼）组成的关系与前述梁启超香山墓碑极其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如是香山墓碑的一个放大了的建筑版。这组建筑也完全是由条石垒成的，采取了文艺复兴以来古典主义建筑中的“粗琢法”（rustication），以至于今天，东北电力大学的同学都亲切地称之为“石头楼”；其布局则同样遵循了古典主义最常见的对称、轴线、比例和主次关系的原则。此外，建筑所大量使用的矩形和直线等几何关系，恰如前述，正是保罗·克列式的惯用手法。
图18吉林大学礼堂
图19吉林大学教学楼东楼
但是，从其东楼的檐部来看，映入我们眼帘的却是非常中国化的传统元素：其建筑装饰再次采取了北朝建筑中的一斗三升加人字斗栱（按《营造法式》的专业术语叫“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的形式。这种形式最初为日本人所感兴趣，因为在他们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法隆寺（7世纪后期）金堂里，就有同样的铺作组合；而寻找包括这种组合在内的日本建筑的大陆根源，就成为伊东忠太、关野贞这样的日本建筑史家从事建筑考古的初始动机。当关野贞在1921年他偶然发现的天龙山石窟中，看到与日本法隆寺一模一样的一斗三升与人字斗栱组合时，才是人们第一次以确凿的证据证实，法隆寺和日本建筑的真正根源在中国而非别处（譬如印度）。而在中国，或许是日本学者的上述建筑史意识施加的影响，一斗三升加人字斗栱的组合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梁、林的早期建筑设计中：除了香山梁启超墓亭之外，它们再次出现在吉林大学的教学楼（1930年）；同年又出现在梁思成与规划师张锐合作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之中——其中梁思成设计的市立美术馆使用了标准的一斗三升与人字斗栱组合；市立图书馆（图20）则使用了连续的一斗三升图案。
图20海光寺公园市立图书馆设计草图1930年
图21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公共图书馆（1914—1917年）
“现代古典主义”与“适应性建筑”辨
究竟应该如何把握梁思成及其老师保罗·克列的建筑设计方法？
整幢建筑无论是形式还是精神上都渗透了希腊精神。当然，它同样还是一件彻头彻尾的现代作品，正如我从权威专家那里听到的那样，整个平面得以高度精妙的组合，完美地适应了其使用功能。
图22福格莎士比亚图书馆正立面外景
图23福格莎士比亚图书馆内景
这种内外的不统一同样亦可见于梁思成的早期设计。1932年梁思成为北平仁立地毯公司改造了一个三层的铺面，其内部功能完全是现代的，甚至带有某些新艺术（ArtNouveau）的痕迹，但它的外观同样使用了我们已非常熟悉的北朝装饰（一斗三升加人字斗栱的交替），同样呈现出内与外的不一致。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同时代语境中其他因素对于梁思成的影响。关于理想的中国建筑形态，梁思成在1930年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作了如下的理论表述：
势必有一种最满意的样式，一方面可以保留中国固有建筑的美，同时又可以适用于现代生活环境。这种合并中西美术的新式的中国建筑近年已经风行，最初是由少数外国专家带来了，后来本国留学欧美的诸专家亦尽心研究，力求中国建筑之实现。
古老中国的建筑当属世界上伟大的建筑风格之一。既然事实证明，古典和哥特式建筑可以适应现代科学规划和构造的需要，那么，我认为没有理由去否认，中国建筑也可以适应这些需要。
在茂飞眼中，这种致力于把古代风格与现代技术条件相结合的“适应性建筑”，其实与保罗·克列的所谓“现代古典主义”，并无本质的差别。茂飞在另文作过一个更形象的比喻：
“新瓶装旧酒”是一个巧妙的说法，可以用它非常清晰地说明我们在燕京大学所做的工作之一方面，即把新的钢筋混凝土构造技术用于旧的中式建筑风格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工作称为“旧瓶装新酒”，这是因为，我很乐于把我们所改造的中式建筑形式理解成，这是为诸如燕京大学那样的机构向中国提供的新式教育提供一种旧的背景……
无独有偶，恰恰同样是在燕京大学校园内，茂飞还为他那关于“瓶”与“酒”的文学比喻，提供了一种巨大的物化形态的表述：一座于1924年矗立在日后极为著名的未名湖畔、外观上惟妙惟肖地模仿了某座辽代风格的佛塔，而实际上却是钢筋水泥铸就的功能性建筑——一座水塔（图24）。据茂飞研究学者郭伟杰(JeffreyW.Cody)的考察，这座仿古水塔的理念有一个前身，源自茂飞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州洛雷托(loretto)地界为一座乡村别墅所设计的水塔：采取了一座中世纪城堡塔楼的形状。这座功能与形式极端分裂，但同时又与周围的湖光山色极度和谐的仿古水泥塔，恰足以成为茂飞本人以及“适应性建筑”成功地本土化的一座宏大的纪念碑；这座塔同时又像是一个有魔力的巨大旗幡或者伞盖，召唤着众多（往往留学于欧美）的中国新一代建筑师麇集于麾下，把“适应性建筑”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广。而梁思成，正是其麾下众多身影之一。
图24燕京大学体育馆与博雅塔
故而，当梁思成在“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里面强调，“市行政中心的建筑要采取新派中国式”之际，他其实并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所谓“新派中国式”，即内部结构之“新”（“现代”），与外部形式之“旧”（“古典”）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本质上是“折中主义”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亨利·茂飞的“适应式建筑”抑或保罗·克列的“现代古典主义”，尽管表述不同，究其实质都是“折中主义”——我们尽可以把茂飞的主张称作“现代古典主义”，或把克列的诉求称作“适应性建筑”，而并不改变问题的本质；而梁思成则从以上两方面继承了“折中主义”。具体而言，梁思成从克列那里继承了西方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的设计方法，从茂飞那里，则获得了如何在中国语境中实践这些方法的具体案例。
总之，截止到1930年，梁思成的建筑设计及其理论表述均显示，它们是折中主义-古典主义性质的。（未完待续）
作者：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军.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M]//王贵祥，贺从容.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5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383-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