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域外汉籍东亚汉文小说东亚汉诗中、日、韩民族戏剧拟效汉籍东传、域外访书
域外汉籍研究——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
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如果以首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为代表的话，至今已有20年。这个会议是由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发起组织，自1986年至1995年共举办了十届；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在首届会议论文集的《编者弁言》中，大致归纳了会议论文的若干主题，它们集中在：(1)域外汉籍的流传、出版与版本；(2)域外汉籍的现存情形与研究概况；(3)域外汉籍的史料价值以及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编者特别指出：“这些学术论著多是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一方面是域外汉籍本身所固有的重大价值，另一方面是许多学者对这一学术资源的缺乏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状况至今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转变。
何谓域外汉籍？在我看来，就是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文(主要是古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具体地说，可以包括三个方面，即：(1)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2)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献、《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其他各类典籍。关于域外汉籍的范围，学界尚有一些分歧，比如日本学者往往将上述第一类典籍称作“准汉籍”，第二类为“和刻本汉籍”，第三类才叫做“汉籍”。我觉得不妨统称为“域外汉籍”，其主体则是第一类文献，即域外人士用古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典籍。那么，这样的典籍能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呢？
关于研究方法，在现阶段的域外汉籍研究中，我以为可以提出以下两条原则，即实证性和综合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法。略举一例，我曾以清代诗话之东传为主题写过一文，这关涉到如何处理书籍的传播和影响，其操作方法和使用文献的范围大致为：(1)据书目以考；(2)据史书以考；(3)据日记以考；(4)据文集以考；(5)据诗话以考；(6)据笔记以考；(7)据序跋以考；(8)据书信以考；(9)据丛书以考；(10)据印章以考。基本上能够体现实证性和综合性的原则。在这里，综合性是要见其大局，实证性是要不忘细节。结合在一起，就是既由大见小，又由小见大。所谓“综合性”，是因为不仅各国汉籍有其自身的系统，而且与中国的汉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应力避就事论事，画地为牢。域外汉籍的主体是由域外知识人所撰写的汉文文献，尽管使用的是汉文，但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其中有些是与中国的著述相一致，有些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对他们的历史和时代有所了解。总之，我觉得要以问题为核心，以文献为基础，以逻辑为导引，以现实为证验。
诚然，域外汉籍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今天的研究，应该超越传统史家局限于文化一体的视野。“中心—边缘”的二元化区隔，只会限制域外汉籍的研究意义。域外汉籍的价值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东亚汉文小说研究：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
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在东亚汉文学中，汉文小说是重要的一块。这里，首先要区分流传到东亚地区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所说“东亚汉文小说”的区别。从理论上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是比较容易的：前者是属于中国古代小说，只是它在以前流传到了东亚某个国家；后者则是当地国作家用汉字书写的小说作品，它的属性为当地国文学的一部分。但由于后者也是用汉字书写，其人物故事的背景也往往发生在中国，小说作者往往又不知真实姓名，故而有时辨认其属性也会发生困惑。如一个时期，一部名《九云梦》的小说究竟是中国小说还是韩国汉文小说就发生过争论。好在这方面很多当地国学者作了不少工作，再加上有许多可供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要把它们区分开来不致有太大的问题。
其次，要把东亚汉文小说和其他汉文作品区别开来。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远比现代的小说观念来得驳杂纷繁，特别是小说与笔记之间，有很多难分甚至不可分的因素。东亚国家的汉文小说，受我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也有着文体驳杂的特点，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类也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只能大体取一种最为广义的小说观念，否则，很难避免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包括汉文小说自身的分类，也只能取尽量宽泛和兼顾中国与当地国不同分类习惯的做法。
东亚汉文小说就其国家属性来说，首先是当地国文学的一部分：韩国汉文小说是韩国文学的一部分，越南汉文小说是越南文学的一部分，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如同我国古代小说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一样，东亚汉文小说是东亚有关国家的文化遗产，是他们的国文系专家教授研究的对象。其中相当部分还是当地国屈指可数的文学经典，如韩国的《九云梦》、《六美堂记》，越南的《传记漫录》、《岭南摭怪》，日本的《谭海》等，因而研究外国文学视域中的东亚各国文学，理应把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而不能只是想到后来这些国家用本国文字书写的作品。抛开了这些国家历史上存在的汉文小说，我们的韩国文学、越南文学和日本文学研究就不能说是完备的。
同时，由于这些作品都是用汉文写成的，故而它们又理所当然是汉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国外特别是当地国的中文系或东亚系的专家学者，凡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无不将其视野投至该领域；而海峡两岸的古代小说研究者，更是这一领域的主力军。如法国的陈庆浩教授，韩国的丁奎福教授、崔溶澈教授，我国台湾地区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王国良教授、郑阿财教授等，都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忽略了东亚汉文小说的存在，也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不仅如此，这些汉文小说又有很多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直接影响下创作的，所以它们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明代初年14世纪瞿佑的《剪灯新话》，于15世纪被朝鲜朝初期的金时习改写成《金鳌新话》；后《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又传到了日本，于17世纪产生了浅井了意的《伽婢子》，18世纪产生了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到了20世纪，赫思又根据《雨月物语》中的《浅茅が宿》(《林间小屋》)改写成名为《和解》的英文小说，受到欧美人士的喜爱。(参见丁奎福《〈剪灯新话〉的激荡》)这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达六个世纪之久。同样，《剪灯新话》也传到了越南，于16世纪产生了阮懙的《传记漫录》，然后从《传记漫录》又衍生出《传记新谱》、《传闻新录》、《新传奇录》等，诸如此类，可见东亚汉文小说在东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相互影响中，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研究比较文学，这些都是非常有实证意义的内容。
以上我们简述了东亚汉文小说不仅是所在国文学，而且是汉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一部分，对于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片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因此，有关资料和文本的整理出版是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否则，一切便无从谈起。有感于此，由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发起，联合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并和我国台湾地区成功大学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台北大学的王国良教授等联手，中国内地则主要有上海师范大学参加，大家共同合作编纂《东亚汉文小说丛刊》，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总字数估约一千余万字，其中韩国部分可能最先出版，然后再汇入越南和日本部分，使其成为一套完整的集成性的资料书。与此同时，再分别撰写出版《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等三本专著。可以预料，东亚汉文小说的整理与出版，将为国际学术界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而这一项目的启动和最终告竣，也将为两岸和国际学术界的合作留下一段佳话。
责无旁贷乎时不我待也
——东亚汉诗研究的前景展望
严明
中国古代诗歌(汉诗)曾在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流行达千年以上。对这些国家地区的诗人而言，汉诗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样式，同时也属于诗人所在国的本民族文学，这种用非母语进行诗歌创作并保持长期兴盛的东亚汉诗文化现象，堪称蔚为大观，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是极为突出的。
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五百年间，是中国古典诗学全面繁盛的总结期，又是东亚汉诗创作全面发展的黄金期，其中包括中国的明初(永乐元年)到清末(1403—1911)，朝鲜的李朝(1392—1910)，日本的五山、江户(1603—1867)时代，越南的后黎朝、阮朝(1427-1884)。对这一时期的东亚各国汉诗创作而言，从《诗经》到唐宋诗已经形成共同的经典传统，而创作时空环境及语言因素的变迁，又促使东亚各国汉诗人对经典诗学传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和选择，因此便出现了流派纷呈、各具特色的东亚汉诗。
对东亚汉诗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古代东亚各国对汉诗的论述主要围绕着如何接受和消化中国诗歌为中心而展开，其研究内容基本上局限在接受影响方面。东亚各国中的有识之士早就提出把中国诗文进行本民族化改造的主张，使得五百年间朝鲜、日本、越南都出现过一大批独具特色的汉语诗话和极为兴盛的汉诗创作。如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赖山阳，他的诗歌理论以及汉诗创作实践，都堪称日本汉诗中的佼佼者，将其诗论及诗作与同时代的中国清朝、朝鲜李朝以及越南后黎朝的诗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的诗论和诗作既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延续，更是一种变异和发展，可以从许多方面充实和拓展对中国诗学以及诗作实践的研究。这样的对比无论对中国诗歌还是对东亚汉诗研究来说都是饶有兴致和富有创意的，可惜汉诗学者中进行这样研究的还不多。
中国对朝鲜、日本、越南汉诗的记载及研究也开展得比较早。比如《汉书》中就有对新罗汉诗的记载。到了明清时期，东亚各国汉诗人的交流愈加广泛。清末光绪年间，俞樾编撰《东瀛诗选》，把日本江户时代的汉诗佳作几乎囊括殆尽，在中、日两国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成为东亚汉诗交流史上的佳话。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朝的衰败和西方列强势力在东亚的扩张，东亚汉诗创作和研究趋向萧条，不仅日、韩、越的文学研究者中出现了低估汉诗价值的观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对朝鲜、日本、越南的汉诗也不够重视。
这一现象在近20年来逐步得到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东亚汉诗除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色之外，还具有各国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和价值。中日韩三国学者中有人已经开始超越本国汉诗的研究视野，重视从东亚文化交流与接受的角度拓展汉诗研究。日本较早就成立了“和汉比较文学会”和“中国学研究会”，韩国也早有“东方汉文学会”。中国学者对域外汉诗的研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成果，如北京大学、天津师大、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都组织召开过东亚汉文学的学术研讨会，编撰出版书目资料和论文集。港台地区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如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就开展“韩国历代诗话中论述中国诗歌有关资料的辑录和整理”的大型课题研究。聚集中韩日三国学者的“东方诗话学会”于1996年成立后，已召开三届国际学术发表会，并出版了《诗话学》论文集。
对东亚汉诗的研究将离不开对现在通行的中国古典诗学和比较文学中的诗歌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因为在现行的诗歌理论框架内难以给东亚汉诗做出准确的诗学定位。譬如怎样看待从《诗经》到唐宋诗的汉诗传统，不同国度的汉诗人在诗歌形式与抒情内容方面对这一传统都有着明显不同的选择、解读甚至误读。还比如不同的母语因素对各国汉诗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日本的伊滕仁斋、荻生徂徕等大学者的汉诗中，可以看出受到日本汉文训读法的影响；又如朝鲜李朝汉诗人的作品深受朝鲜语谚文的影响；又如越南黎末阮初著名女诗人胡春香的字喃诗与汉诗创作之间的关系等等。细致辨析这些影响和差异，对重新评估中国古典诗学的价值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汉诗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也是东亚各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代表。东亚汉诗虽然有着相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规范，但是从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东亚诗人，写出来的汉诗却往往有着形同神异的妙处。正是这些丰富的同中之异，表现出了东亚诗歌艺术精神的独特魅力。
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文化交流和民族戏剧面貌
翁敏华
中、日、韩三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往。在古代，这三个国家政治上是一种“朝贡”关系。朝贡关系的本质是从属国向宗主国称臣，而且交纳贡物，宗主国对此也给予相应的报答，但不干涉内政，也没有直接支配的欲望，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互相务实的。总体来说，中国属强势文化，韩国日本属弱势文化。文化的影响总是由强势区域向弱势区域流动。用同样的文字，过同样的节日，有几乎同样的礼仪形式，就是中国文化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结果。这是主流。但也存在有“反作用”的现象，是为补充。中国隋唐时代宫廷乐舞中长期用有“高丽乐”，有时也用“日本乐”。“高丽乐”的地位还很显著。这是政治“朝贡”带来的精神文化上的副产品。不可否认高丽乐等融入中华乐舞所给予的丰富滋养。
文化是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戏剧文化表现的，是与民族民众至为贴近的生活文化的历史。学术研究的根本责任在于认识、在于“追寻”。中、日、韩三国戏剧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异同，使人们不得不注意到它们随人群迁徙而实现的流传和发展，注意到发生在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渊源关系和相互影响关系。文化传播原是不以国界为限的，“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文化学研究领域，都首先是文化地域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以此三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和环太平洋地区，自古就是文化互动的区域。中日韩戏剧文化的授受，主要是随着三个渠道进行的：(1)朝贡，(2)移民，(3)贸易。朝贡是官方的，移民是民间的，贸易是半官方半民间的；朝贡和贸易是和平时代的，移民多发生于战争、动乱年代。
德不孤，必有邻
——谈谈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
曹虹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
创作上为什么会产生拟效的心理需要？简括言之，约有三端：一是因技法、文风层面的倾慕赞赏而带来模仿比试的激励，如曹植《七启序》谈道：“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駰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者，遂作《七启》。”这有利于某些艺术手法或体式的辨识、演练与传播。二是因人格、心志方面的沟通共鸣而产生比附祖述的动力。《文选》所录诗体中有“杂拟”类，刘良注曰：“拟，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六臣注文选》)三是因文学传承系谱意识的作用，主动表现个人与既往典范的呼应关系。如王逸《九思序》曰：“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逸与屈原同土共国，伤掉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楚辞章句》卷十七)王逸实即把刘向、王褒等人拟骚作《九叹》、《九怀》之举视为值得重视的风范，关键在于这样可以“列于谱录，世世传诵”。后来晚唐皮日休作《九讽》时，仍寄望于可以使自我进入楚骚文学史的流程。那么，综合地看，拟效既是一种创作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批评与传播活动。
域外文学家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固然包含水准不均的文字体式上的学习取法，但从中国文学典范绵延广远的传播链的意义上看，这些拟效现象实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
其次，拟效行为既是一种审美评价，也是一种文化评价。东晋梅陶《鵩鸟赋序》谈到写作缘起是“感贾谊《鵩鸟》，依而作焉”(《全晋文》卷一二八)，如此自觉的以他人作品为范本时，不啻是寻到了一位心灵或人格上的良师益友，借以消除某种孤独感。域外汉文学家对中国原作发生跨时空心仪时，那种理解与认同的程度，或许是更为强烈而动人的。如宋儒邵雍的“康节体”、朱熹的《感春赋》等作品备受朝鲜理学家的追慕，盛况似乎有逾中国本土，这与朝鲜儒学与中国的接轨有关，也与朱子等人在朝鲜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有关。宋时烈在朝鲜儒学史上被尊称为宋子，他一生以朱子为最高楷模，带着这种感情，对朱子《感春赋》加以次韵(《宋子大全》卷一)，并带动他的两位后学李翔与李箕洪也写了同题之赋(《打愚遗稿》卷一、《直斋集》卷一)。朱子原赋结尾曰：“乐吾之乐兮，诚不可以终极；忧子之忧兮，孰知吾心之永伤。”句末的“极”与“伤”不押韵。与宋时烈同时的尹鐫也写了步韵之作，将原作中的“极”字处理为可押韵的“穷”字，但后来接受宋时烈的意见，再赋一篇时未敢改韵(《白湖集》卷一)。宋时烈坚持在用韵上的刻意步趋，令人感到这里不无文体之外的某种精神上的需要。
再者，拟作与原作之间“求同存异”的理论关系，可以得到更丰富的文献取证。拟作与原作毕竟是出自两个不同的个体，无论拟作的过程存在着怎样的认同自觉，“求同”仍然会带来“存异”，何况作为文学活动，审美的创造性机能总会顽强表现。如高丽末期元天锡所写的《节归去来辞》，即依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大意，咏成一首七律：“归去来兮适所求，琴书之乐实消忧。倚窗寄傲论非是，扶树盘桓任去留。或事耘耔而植杖，还将赋咏亦乘舟。乐天知命奚疑虑，千古遗风敻绝俦。”(《耘谷行录》卷四)这种转换体裁的“节”的方式，手法就很别致；再如李廷馣作有《效渊明归去辞咏词中云鸟松菊四绝》，即效法陶渊明《归去来辞》的风调，写成分咏云、鸟、松、菊的一组五言绝句(《四留斋集》)，这里的“效”也是有一定创意的。
德不孤，必有邻。凝聚着中华人文魅力的若干文学典范，在历史上汉字文化圈区域内曾引发出不少的“神交”之缘。从域外文人对中国典范的诸多拟效，正可以在更深广的视野下，有利于透显古代东亚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轨迹，并更完整地诠释中国典范的文学史地位。
注释：
①参见松浦友久《上代日本汉文学中的赋的系列——以〈经国集〉〈本朝文粹〉为中心》，《国语与国文学》1963年10月号。
关于汉籍东传的研究
巩本栋
在中国历史上，汉籍曾大量地流传至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许多国家，并对其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研究汉籍流传域外的情况，不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之一，而且是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通史、文化交流史和东亚、东南亚历史及思想文化等所不可缺少的。
至于书目中亦不载的汉籍，我们还可通过现存的高丽、朝鲜时代以来的众多的文集和其他文献进行考察。例如宋释惠洪的《筠溪集》、《甘露集》和《冷斋夜话》，朝鲜时代的各种书目都未著录，我们却可以从高丽李仁老的《破闲集》中寻到是书传入东国的痕迹。其书卷上曾论及惠洪，有“近有以《筠溪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著录为十卷)示之者”云云，因知此书至迟在高丽高宗七年(1220年)前已传入东国。又高丽陈澕有诗云：“碧砌落花深一寸，东风吹去又吹来。”朝鲜徐居正《东人诗话》谈到陈氏此诗，并谓：“近得《甘露集》(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著录惠洪《甘露集》九卷)，乃宋僧诗也。其诗云：‘绿杨深院春昼永，碧砌落花深一寸。’”所谓宋僧即指惠洪。而《冷斋夜话》，不但李仁老在《破闲集》中曾论及，金昌协《农岩集》卷三十四《杂识》外篇也谈到过，不用说也是高丽朝传入东国的。
总之，对汉籍之东传的研究，不但在文献学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而且也为进一步认识、拓展和深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提供着新的视角，无疑这将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期待的学术领域。
百年中国学人域外访书琐谈
金程宇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江苏南京210093)
中国古代文明自问世以来，不独存于中土，还以各种方式流传、保存、移植于“域外”，特别是东亚各国。毋庸赘言，域外汉籍可补充中国文献之不足，对于拓展新的学术空间，丰富、深化人们对于汉文化的认识，皆具重要之价值。一百多年来，近现代学者以及当代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访求、刊布、研究从未停止过，对前辈学人域外访书过程的描述，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
近代学者的域外访书是从东邻日本开始的。一些学者如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姚文栋、陈榘、傅云龙、杨守敬等，以公务之便赴日，期间大力收集、记录、刊布国内久佚的珍稀文献。黎刻本《古逸丛书》收古籍26种、傅刻本《籑喜庐丛书》收古籍四种，这可视为域外汉籍刊刻的先驱性工作。杨守敬先生不仅在刊刻《古逸丛书》方面用力甚多，且收集了大量品质一流的古抄本和宋元刊本，将之舶载以归，可说是域外汉籍在近代以来最大一次回传。杨氏的《日本访书志》，至今仍为目录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了解日藏汉籍的重要目录之一。杨守敬的日本访书，使中国学者系统了解了日藏汉籍的丰富矿藏，掀起了新一轮的访书高潮，在域外汉籍研究史上意义重大。
民国以来学者的域外访书，则更具私人倾向。一些学者因时局问题而东渡，在域外汉籍的收集、刊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罗振玉旅日八年，系统传刻、校勘了大量珍稀古籍，直接促成了后来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年影印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主要是以这套丛书为基础的。在《雪堂校勘群书叙录》等书中，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以及同志社大学德富文库所存十三通罗氏书信中，我们都可看到罗振玉在日期间的种种努力。董康自1926年起四次东游，著有《书舶庸谈》九卷，记录了他在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处访书的见闻。对古抄本、宋元本特别是一些戏曲小说都有许多重要的记载。其每观一书，均详记其版式、款识，体式虽为日记，实可作为一部日藏汉籍目录学著作来读。董康在日本访书特别是在小说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对后来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32)、王古鲁的《稗海一勺录》(1948)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郑振铎等人欧洲访书的直接诱因。
还有一些出版家、目录学家、史学家的赴日则多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如张元济1928年赴日访书，其间借照孤本秘籍46种携归。傅增湘1929年赴日，有访书日记，另成《藏园东游别录》之《日本帝室图书寮观书记》、《内阁文库观书记》二长文，其访书所记，亦载于《藏园群书经眼录》。金毓黻1935年、1936年两次赴日，学术收获亦很大，见《金毓黻日记》卷八三、八九至九一，其中的一些记载，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在拓展域外汉籍的访求范围方面，现代小说研究者具有突出贡献。郑振铎1927年发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戏曲与小说》，他的这次访书，虽然仅限于戏曲和小说，但在开启学者们将视野扩大到日本以外的欧美等国方面，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此后向达的《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国书》(1935)、刘修业的《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的《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均做了大量工作。朱士嘉40年代所编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至今仍是学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建国后的30年，域外访书显得有些岑寂。柳存仁1957年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访书，后结集为《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虽名为“提要”，但实际上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可视为风气转移之标志，中国学者的域外访书自此开始向从容和纵深转变。
医籍方面的进展也很大。马继兴等先生选辑的《日本现存中国稀觏古医籍丛书》(1999)、郑金生先生主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2002)，使大量善本珍籍回归故土。方志方面，出版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990—199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200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海外珍藏善本丛书”(1993—2000)，北京图书馆影印了《日本藏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1998)。此外，罗国威先生整理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2001)，张伯伟先生整理了《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2002)，收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宽文版《天厨禁脔》、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皆为重要之域外文献。
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越南。1998年，张伯伟、王小盾、张寅彭三位先生同赴河内，收集汉籍资料。以此为契机，王小盾先生与台湾学者刘春银先生、越南陈义先生共同主编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2002)，使国内学者系统了解到越南汉籍文献的情况。后来刘春银、林庆彰、陈义三先生又主编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2005)，越藏汉籍的情况大体为世所知。
欧美所藏汉籍方面，一些学者利用为国外图书馆编目的机会，分别有所介绍，如沈津先生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99)，田涛先生主编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2002)，李国庆先生编写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2003)，陈先行先生主编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2005)。广西师大影印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汇刊》(2003)，是迄今为止域外藏本刊布最集中的丛刊。
敦煌文献和《永乐大典》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可视作域外汉籍寻访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清末至现在，学人们在域外访书方面留下了许多值得称颂的业绩，我们不仅从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觉得“吾道不孤”，更可通过他们的著述，获得进一步追踪的线索，做出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