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架分类字母为什么没有LMWY？揭秘图书馆发展史(上)

109年前的今天，京师图书馆在北京广化寺正式开馆接待读者，它就是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汇聚了古今无数智者思想的书页空间里，似乎蕴藏着世间古往今来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只为少数人所知，因为图书馆的存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触手可及。

伴随着书籍形态的变迁，曾经以庙宇、楼阁、超大建筑存在的图书馆实体，也可以幻化成数字图书馆——即便如此，图书馆的故事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藏书楼少数人的智库

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图书馆就是进步阶梯搭建的殿堂。图书馆的萌芽起源于何时？这恐怕要回到书籍最开始的模样去寻觅。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尚书·多士》里的一句话，阐明殷商的先人已经有了册典。册典就是简书，更确切地说，是以甲骨文形式保存的书籍。殷商的甲骨文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字体系（迄今已发现4000多个单字），甲骨典籍的留存数量也相当丰富，因此有观点认为，我国图书馆的起源应追溯至殷商时代。安阳殷墟是我国最大的甲骨文发现地，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的窖穴里，共计出土甲骨约15万片。甲骨片上篆刻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商代社会祭祀、狩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方方面面，完全能担当起图书馆的雏形。

而在殷商时代结束后的三百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也建立起了一个图书馆。亚述帝国的亚述巴尼拔二世曾广泛搜集几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语言的古代文献——亚述语、苏美尔语、古阿卡德语、乌嘎利特语和阿拉米语，汇聚到首都尼尼微的一栋建筑里。不同于殷商的甲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书是泥板书，或者称陶土书。各种印在泥板上的著作被分类捆扎得整整齐齐，有标签提示其上的内容，另有分类目录记录每个著作的标题以及泥板数量。亚历山大图书馆莎草纸在火中俱焚，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泥板书却有相当部分都被完整保存了下来，迄今仍有两万块泥板书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书籍，承载着历史、知识与思想，拥有数量众多的藏书，也是一种垄断。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我国西周时起，就有专司管理古籍，以及专存古籍的建筑如“故府”和“盟府”；秦统一六国后，特设“柱下史”的职位专管藏书，专门的藏书地点安置在咸阳阿房宫的“秘书阁”；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时代，皇家图书馆已经扩充为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按照《隋志》的说法，到了汉成帝时，藏书数量已达“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

汉代发明的纸张，意味着纸质书籍的保存相较于之前的甲骨、简牍、金石或缣帛，更节省储存空间，而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则大大提高了书籍的数量——唐太宗的“弘文殿”里，藏书已达二十余万卷，负责管理的“秘书监”执掌重权。此外，无论是宋代“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崇文院”，还是明代“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的“文渊阁”，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编纂完成时，专门修建的“四库七阁”（七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都是皇家的藏书机构。

除了官府的“文阁”，藏书机构还散落于寺观、书院以及私人空间。公元550年，四百二十万字的佛经收藏出现在湖南房山的石柱和洞窟墙壁上，类似这样的“石刻图书馆”或者说“石林”，可以系统地收藏和保存经典的石刻文本。而私人图书馆，则散见于明代“天一阁”“汲古阁”与“澹生堂”等私人藏书楼，以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和“嵩阳书院”等四大书院里。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藏书楼，一个“藏”字，都说明这些书大多被藏之于楼，束之高阁，只有少数人能够触碰、阅读。鉴于书籍宝贵，即使私人藏书也吝于示人。明代藏书家叶盛所写的《书橱铭》就有：“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了，惟学斅（音xiào），借非其人亦不孝。”

在西方，图书馆大部分时候同样成为上层阶级知识垄断的智库。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时曾作为博物馆、翻译所，以及各国学者的工作室。学者研究期间的开销由托勒密官方负担，相应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要留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为了巩固图书馆的王室控制，托勒密王室指示所有到访这座城市的人们所携带的书籍，都要先送交图书馆复制，他甚至还命令禁止出口莎草纸。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藏书曾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圣经旧约》的希腊文本，《伊利亚特》的手稿……无论东西，图书馆所藏有的知识都曾是一种少数人孜孜以求和尽力储藏的智慧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