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1972年，西欧中国学家们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轮流在欧洲各个城市举行，发表论文交流学术信息。这一会议最初由西欧学者主办，后来扩展到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学全球共同体。1955-1956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先后有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学者参加。他们不仅在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还组织了新中国考古成就展，吸引了广大中国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有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是1956年巴黎会议上发生的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者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适逢欧洲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者包括当时欧美地区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史华慈、傅吾康、白乐日、齐赫文斯基等，甚至连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也注意到这次大论战，可谓20世纪学术史上中国史学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国际大讨论。这样的大论战不仅是学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冷战初期欧美知识界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这次大论战的出现受到冷战初期全球政治、思想、学术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西欧中国学家会议/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历史分期/翦伯赞/周一良/布罗代尔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全球从未像今天一样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交往变得日益广泛而密切，这种联系和交往速度亦前所未有。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长期有数十万学者和学生在海外讲学、游学、访学、留学，而外国学生在华学习已成常态。每到假期，不少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考察、开会，参与学术合作。与此同时，大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已在世界各地陆续取得教学和研究职位并在当地立足，为所在地教学和科研发展扮演重要角色，并长期在世界各地进行稳定和频繁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参与世界学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当今世界学术之贡献，早已远远超过20世纪。将来的学者如果要书写这个时代的学术史、思想史和史学史，将面临海量的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录像等资料，要想清理出一个清晰图景，将更为不易。而这种中外学术交往的程度在半个世纪以前不可想象。
冷战时期的中外学术交往远不如现在密切，六七十年代大约是最令人扼腕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因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原因使中国与居于对立阵营的欧美学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另一方面，随着1960年中苏交恶而不再有密切的中苏科技和学术交往。在中国内部，尽管不乏重要成果出现，但总体而言，学术发展较为缓慢。回顾历史，实际上在1958年以前中外学术交流相对活跃，其中尤以1956年最为活跃。根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在这一年中，中国有七十六位科学家分别出席了在荷兰、巴西、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十三个国家举行的十六个国际科学会议。除了在巴黎举行的青年汉学家会议以外，其他十五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国都是第一次参加。此外，中国科学家还出席了一国举行的三十多个科学会议。去年，中国科学家只参加了四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和一国举行的二十一个科学会议。”①在1950年代，只有美国学者因为受朝鲜战争影响访华较为困难，欧洲学者则常常来访，中国学者也偶尔去西欧参加学术会议或以文化代表团名义出国交流。有一些学术交往随着近年各种资料的陆续披露，图景越来越清晰，比如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TheConferencesofJuniorSinologues)，便是一例。
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受当时条件限制，与会者仅限于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等历史学者，但西欧青年中国学会议参与者发表的论文并不限于中国史学，也涉及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等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书写“二战”后的国际史学史，不能忽视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中国学者虽然都是历史学者，他们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表现以及影响，并不仅仅是史学史论题，同时也是思想史、学术史议题，甚至可以说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史。“二战”后涉及中国学术的世界学术史至少可以有两种写法：一是以地区为单元，以中国为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写成中国当代对外学术交流史；二是以政治为基准，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为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将中国学术纳入共产主义阵营。这两种写法，都会忽视广大第三世界各国的学术，比如拉美、非洲、南亚、东南亚和西亚地区，实际上当时郭沫若、郑振铎、夏鼐、季羡林、周一良等学者多次出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些交流也是当代世界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始末。这里所说的中国学者，不仅包括中国大陆学者，也包括港台学者，以及旅居海外的学者。所谓海外中国学，从来不是单纯由海外学者创造的，它一直是国际中国学界的集体产物。无论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还是中国大陆、港台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海外中国学的创造和发展。中国大陆、港台学者对海外中国学提出的挑战，实际上反过来促进了海外中国学的反思和发展。本文将重点讨论大陆学者在会议上提出何种论题，有何表现，又在何种程度上引起欧美学者的兴趣，有何影响。并对这些论题出现的国际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背景进行梳理。其次要讨论的问题是，欧美中国学家如何理解并认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学者参加会议持何种态度。欧美中国学家虽然所持的政治立场不同，对海外中国学者、大陆港台学者与会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态度背后的政治和学术因素都值得仔细讨论。再次，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与欧美学者如何理解和适应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不断扩大，其中又是如何形成各种误会和斗争，冷战时期各地区学者又如何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引起争执。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历史，尽管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但在学界并没有出现全面系统的研究。早在1958年，方豪即提出，一个会议如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便值得写一篇小史。他在1958年参加第11届会议时向会议早期发起人荷兰学者龙彼得(PietvanderLoon)提出修史建议，以免史料散佚。他在会上也问了不少学者关于这个会议的历史，注意到几乎无人每届都参与，大家所知都一鳞半爪。龙彼得却认为会议要等举办三十年时再写历史，而他自己已注意搜集史料，已积两尺高。这个会议从1948年办到1972年，终究没有达到龙先生期待的三十年。本文当然也无意写成一篇该会小史。方先生简单介绍了这个会议与中国的关系，指出Sinology是指有关中国的研究，也是西方学者对东方国家研究即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不少东方地区曾是西方的殖民地，西方学者对这些地区的研究有其方便，亦有其优越感。他指出：
以汉学来说，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应该成为汉学，而是“国学”。我们对于研究自己本身的事，无论语言文字，当然较外人为便利；但学术为天下公器，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亦不必闭关自守，只要其目的不是为文化侵略，我们都欢迎；只要其研究成果实有可取，我们亦衷心接受。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亦和国际间贸易相同，必须知道国际行情，愈详愈好，愈新愈好。所以对于这一会议，我国绝不能置之不理。(12)
当然他这里所谓“我国”指的是当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接着他便追溯了中国人参加历次会议的历史，但却不仅仅限于当时台湾学者。他提到的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大陆学者、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等等，不过以和台湾关系较近的学者为主。他提及1949年以后因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没有财力参与这一会议。但因为一部分汉学家的太太是中国人，加上一些中国学者旅居欧洲，他们很早就参加了这一会议，只不过台湾所知不多。方先生说得不错，实际上1950年在伦敦亚非学院召开第3次会议时，已有多位当时在英国的中国学者如傅乐焕、刘殿爵等人参加。
两岸学者正式同时参加会议是1955年莱顿会议，大陆派出翦伯赞和周一良，当时台湾大学历史系讲师陈荆和在巴黎进修，请示了台大文学院，在院长沈刚伯指示下就近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则参与的中国学者甚多。大陆除了上次与会代表翦伯赞、周一良继续参加之外，加派了夏鼐、张芝联。香港大学派出罗香林、饶宗颐两位，其他海外中国学者则有旅居伦敦的郑德坤、旅居马来西亚的贺光中等。台湾派出正式代表团参加了1957年德国马堡会议，成员包括李济、方豪、张致远三位，大陆代表则缺席这次会议。参加马堡会议的中国学者还包括港大罗香林、饶宗颐、刘若愚，新亚书院牟润孙，以及旅居香港的柳存仁。旅居海外的一些中国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如新加坡潘重规、华盛顿杨觉勇、汉堡赵荣琅、剑桥王铃、伦敦陈志让等人。还有一些是欧美学者的华人亲属，如傅吾康夫人胡隽吟参加了1953年9月7-12日在罗马召开的第7次会议(13)。
方豪所提到的1956年会议中国学者参与情况，也可以在饶宗颐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饶先生回顾自己与日本和欧洲中国学家的交往时说，他第一次去日本是1954年去京都大学见吉川幸次郎，而第一次去欧洲则是1956年去巴黎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会上见到了周一良、翦伯赞、夏鼐等人(14)。他后来也参加了马堡和帕多瓦举行的中国学家会议。当时虽然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对立状态，但两岸三地学者仍有机会借助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得以在莱顿、巴黎等地碰面，一起参加学术讨论，这也算是冷战时期难得的现象，当然也值得我们今天来回顾和反思。
一、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之由来与早期发展
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动议是在1947年夏季。当时英国的一些青年中国学家到莱顿访问同行，双方意识到各自均处于独学而无友状态，遂讨论了举办中国学家会议的计划。1948年1月6-12日，来自欧洲六所大学的青年中国学家们首次聚集在剑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六所大学包括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伦敦、剑桥、牛津。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学者，但资深学者起了很大支持作用。在这次剑桥会议上，与会者很殷切地希望最终能出现一个密切合作的欧洲中国学派(SchoolofEuropeanSinology)，促进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人员互访，这些信息包括课程讲义和图书设备等等。会议也拟定了未来交流计划。(15)可见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主要由英国和荷兰青年中国学家发起(16)，目的是促进欧洲内部中国学学术交流，并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所谓一体化欧洲中国学派。傅吾康在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书中也简要回顾了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创办经过：
这是欧洲中国学家留下的较为详尽介绍早期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文字，特别标出了龙彼得在开创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提示了会议最初作为青年联谊会的组织性质。
1950年6月第三次会议由伦敦亚非学院蒲立本组织，参与学校和人数又有增加，共有六十余人参加，来自西欧英、法、荷、德、瑞典的九所大学。西德除了上次傅海波继续参加之外，又增加了汉堡福克司(WalterFuchs)、美因茨温特菲尔德(ViktoriavonWinterfeldt-Contag)夫妇。剑桥青年唐史学者杜希德(DenisTwitchett)也首次参加。法国则来了吴德明(YvesHervouet)、苏远鸣(MichelSoymié)等人。白乐日(EtienneBalazs)接受了与会邀请，但未出席，只提交了论文。伦敦亚非学院作为东道主，自然参加的人最多，除了组织者蒲立本之外，还有后来成为知名中国艺术史家的苏利文(MichaelSullivan)、中国哲学史专家葛瑞汉(A.C.Graham)、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秦瑞(J.Chinnery)。当时在该校留学的一些中国学者，如傅乐焕、黄锡凌、刘殿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20)。傅乐焕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会议结束后回到中国大陆(21)。黄锡凌1949年才进入伦敦大学，1950年接受了中国香港大学讲师一职，也在会议结束后去了香港。刘殿爵当时刚被任命为远东部中国哲学讲师(22)，后来还参加过几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1956年巴黎会议上见到了中国大陆代表夏鼐等人(23)。
1951年第四次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傅吾康夫妇参加了会议，住在学生宿舍区。傅吾康晚年回忆录留下了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美好回忆。当时傅吾康的一些法国学界朋友比如于儒伯、康德谟夫妇和李嘉乐还在北京。他们夫妇见到了白乐日，并与戴密微共进晚餐。他们遇到了一些熟人如宾格尔、林圣观、龙彼得、傅海波等人。这次会议是法国中国学展示其雄厚力量的一次机会。
1953年9月7-12日，第六次会议在罗马中远东研究院举行。傅吾康说，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何四维。第六次会议组委会包括伯戴克(LucianoPetech)、布萨利(MarioBussagli)、白佐良(GiulianoBertuccioli)、郎乔蒂等四人。当时有来自十二国的代表参加，包括有来自土耳其、瑞士、奥地利的代表。与会西欧中国学代表之中，除了上述傅吾康、何四维之外，还有福克司、谢和耐、白乐日、叶理夫、杜希德、鲍吾刚等学者。这次会议甚至吸引了一些知名佛教学家出席，如日本铃木大拙(27)、法国巴罗(AndréBareau)等等，以及当时在巴黎利用敦煌汉文和回鹘文文献写作博士论文的哈密屯(JamesHamilton)，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中远东研究院院长是佛学家、藏学家图齐的缘故。在这次会议上，傅吾康夫人胡隽咏提交了中文论文《中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28)。当时在牛津任教的中国学者吴世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简单而言，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规模的扩大，组织会议的城市从西欧扩展到东欧和苏联，与会学者也来自世界各地，这使得会议看上去更像是世界中国学大会(36)，而参与会议的学者能在会上会下交换各种意见，似乎一个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也在形成和发展之中。无论是欧美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当时都很期待参与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学者仅有两次机会通过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交换意见，参与这一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二、欧美中国学界热盼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随着冷战序幕拉开，欧美知识界也出现急剧分化。总体而言，思想界、知识界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导。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政权在东欧、亚洲广大地区的急速成长，亚非拉各国纷纷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缚，引起当时欧美知识界的广泛欢呼。欧美学界的亲苏、亲共倾向不仅体现在思想上、学术上，在人事上也对当时世界局势有很大影响，比如当时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受到法国左翼知识界的影响，在蒋介石政权败退到台湾之后很快就驱逐了该组织内部的“民国政府”代表，一些职员如张歆海、程其保等人纷纷出走美国(37)。尽管当时欧美知识界有少数人如海耶克、波普尔、雷蒙阿隆对亲苏、亲共倾向持批判态度，但总体上欧美知识界仍然极为左倾，这股知识界、思想界的左倾，到6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发展而达到高潮(38)。
当时欧美中国学者大致可按照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费正清这类学者，“二战”期间或者战后参与过美国在华政治活动，曾服务美国联邦政府，担任政府或军队秘密职务，有政府雇员经历和背景，也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在学术上有一定表现；还有一类是比较偏重学术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二战”期间为盟军进行破译密码等技术性、事务性工作，但与政治比较疏离，如牟复礼、蒲立本(42)。而从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来说，当时欧美中国学者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亲苏亲华左翼学者，一类是政治立场非左翼中立学者。前者有些是共产党员，如英共秦瑞、法共谢诺，也有非共产党员身份亲共学者，如意大利图齐。非亲共政治中立学者如白乐日、牟复礼等人。但他们对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一起交流学术都非常期待。
1955年翦伯赞、周一良参加莱顿会议时，与秦瑞、谢诺开始认识，得到秦瑞和谢诺的帮助，双方结下了友谊。1956年巴黎会议时，谢诺作为东道主，不仅亲自去机场迎接中国大陆代表团一行四人，更在会议期间对大陆代表团照顾有加，导览巴黎风景。谢诺同时表示出大陆代表团来法可以合作从事政治宣传的愿望。据夏鼐讲，1956年9月17日，谢诺总结这次会议，认为颇为成功，要给组织上打报告。据牟复礼回忆，1955年他在莱顿很期待和中国学者见面。他是周一良太太早年在哈佛陆军特训班的中文学生，1940年代就认识周一良夫妇。当时他博士刚毕业，来到莱顿，原本打算投奔戴闻达，因戴闻达去世，遂应何四维邀请到莱顿访学，并参加中国学会议。牟复礼会议全程也都陪着翦老为其翻译。他在回忆录里并提及秦瑞、谢诺很想结识翦老。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很期待与中国学者见面。据周一良的会议记录，白乐日也很希望中国学者来西欧开会交流，在莱顿会议上就支持中国学者参加第九次大会。翦老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中则提及，在周一良与罗香林的翻译贺光中发生冲突时，白乐日代表会议主席团发言，请中国代表周一良先生继续发言，“希望中国的朋友尽量发言”(43)。
三、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
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华人学者，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一是当时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如刘殿爵、傅乐焕、郑德坤、胡隽咏、吴其昱、吴世昌、刘茂才、王铃等人，二是港、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学者，三是中国大陆地区学者。正如前文简短提示的，旅居欧洲的一些华人学者很早即就近参加了一些会议，大陆学者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学者则参加较晚。这些学者之间，以大陆学者和旅欧学者之间交换意见较多，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之间则有一些冲突。
1958年8月3-9日第十一次会议在意大利帕多瓦举行，中国大陆学者没有参加，也未发信或发电报祝贺。其实原本打算参加，因故至7月下旬才决定不参加(52)。东德派人参加也发电报祝贺，罗马尼亚和新加坡没有参加，但也发电报祝贺。这次会议引发了会议组织者之一意大利学者图齐和台湾学者方豪之间的论争，值得注意。1959年9月7-12日第十二次年会在剑桥举行，中国原拟派出以侯外庐为首的代表团，但因为签证延误，未能与会。据当时《历史研究》的报道，“会议组织者邀请了中国以侯外庐教授为首的代表团，但是由于签证过迟，以致未能参加会议。英国当局的这一粗暴无理的行动引起各位代表的极大不满，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缺席给会议的科学内容带来了严重损失。普列布累克(即蒲立本)教授代表与会者对中国学者之缺席深表憾意；在大会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并就此事一致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53)。最后一天，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普实克、谢诺、韩南等人提出动议，对中国学者因意外原因未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进入6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大陆学者参与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机会越来越少。
1956年巴黎会议，中国代表团一行四人于8月29日抵达巴黎，9月18日离开巴黎，经苏联于9月23日返回中国。参加完第九次会议之后，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都写了会议报告发表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汇报》，对会议的方方面面做了详细报道，留下很多珍贵信息。翦伯赞不仅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对会议讨论过程做了详尽介绍，还为《人民日报》撰文《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倡导中法友谊。这让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当时参加会议一方面是为了和世界上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传播唯物史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中法两国之间的友谊。周一良指出会议主要为了让各国汉学家交换研究成绩和互相学习，并促进文化交流和增进彼此了解。张芝联则主要介绍了参加会议代表发表论文的情况(54)。
周一良在1956年10月12日的《文汇报》发表了《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一文(58)。周一良指出，所谓汉学包括中国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研究。在巴黎召开的第十次会议有近二百人参加，使得会议由最初的西欧组织逐渐带有更广泛的国际性质，“前年开始有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参加，去年有我们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学者参加，今年又来了捷克的汉学家们”。除了着重介绍大会集中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周一良还提及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法国研究汉学的学术机构并与一些汉学家会晤。这些汉学机构包括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国民图书馆写本部、赛奴奇东方博物馆。而会晤的汉学家主要包括戴密微、李嘉乐、白乐日、于儒伯、谢和耐、叶理夫、谢诺等。他特别提到谢和耐的新著《五世纪到十世纪中国佛教经济史》材料充实，值得注意。除了汉学家之外，代表团也见到了法国全国博物馆管理处处长萨尔、中亚考古学家格尔什曼等。
除了上述公开出版的文献之外，夏鼐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与翦伯赞、周一良、张芝联等一起参加巴黎会议的全过程(59)。早在1956年3月23日，夏鼐就在日记里提到了参加巴黎会议的事。当日上午文物局送来已经由陈梦家选择过的出国展览照片，夏鼐再审查一过。当日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来谈下半年结合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组织考古学展览事。7月23日夏鼐还在乌鲁木齐考古训练班上课时，即接到中国科学院请中共新疆党委宣传部并文物局转发的加急来电，告知有紧急出国任务，请他8月5日前返京。7月31日下午夏鼐接到王明来信，得知是派他去巴黎参加青年汉学家会议(60)。8月7日翦伯赞请夏鼐到文化俱乐部与胡愈之、韦悫一起进餐，听刚从巴黎回来的胡先生介绍巴黎文化界情况，胡先生指出外国人尤其汉学家很注意中国文字改革一事。
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发表论文，参加讨论，与其他与会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老朋友欢聚，认识新朋友，参观了莱顿和巴黎学术研究机构，并举办了中国大陆考古成果展览，但也进行了意识形态斗争。参加学术交流方面，莱顿会议期间，翦伯赞做了两场报告，分别是《新中国历史、考古、语言学研究工作概况》、《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62)，周一良的报告是《新中国关于亚洲国家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在1956年的巴黎会议上，翦伯赞原本准备讲《就新近考古发现来看汉代的经济》，但在会上主要讲《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指出应以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来理解中国社会性质，张芝联报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进展》，周一良报告中国大陆方面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情况，夏鼐报告《新中国的近年来考古发掘》，并组织了有150张照片的出土文物展览。
参加莱顿和巴黎会议期间，中国学者也与欧洲中国学家们进行学术交流，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如1956年9月5日，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去白乐日家用茶点，获赠白乐日出版的《隋书食货志考译》。夏鼐等人与旅欧华人学者也进行了接触，并有学术交流活动。比如夏鼐在郑德坤请求下，帮其审阅《中国史简史》稿本(64)。9月12日下午，中国留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铃、吴其昱、刘殿爵等五人来找中国代表团谈话。夏先生注意到刘是香港人，不想回国，先告辞(65)。实际上当时刘殿爵已经担任伦敦亚非学院中国哲学讲师。骆惠敏在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王铃在剑桥与李约瑟合作进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和写作。左景权和吴其昱当时都在巴黎留学，毕业后也都留在法国从事学术工作。
在这里，我想提到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法国的汉学家对待我们是友好的，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忘记把我们当作是法国学者们最尊贵的客人。在开幕的致词中，在闭幕的宴会中，在巴黎市长的招待酒会中，我们都能体会到我们法国朋友的这种友谊。这些法国的教授，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这就是恢复北京和巴黎的政治和文化的正常关系。还应该提到的是我所接触到的法国青年，特别是研究汉学的青年，他们对新中国是向往的、友好的。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希望通过我们把他们的友谊带给中国的青年。此外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杜布伊先生也向我们表示希望在科学研究方面和我国合作；法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贝尔热先生、副司长巴叶先生在他为我们举行的酒会中也向我们表示，希望和我国交换学生和教授。作为中国的一个教授，我们欢迎法国学者们的这种友谊，并且珍重这种友谊。我们希望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友好合作，在新的历史基础上恢复中法两国的正常关系。
翦老的愿望是很好的，憧憬也很美好，甚至1957年初中国学者也几乎要去参加在联邦德国马堡举行的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了。可惜随着反右运动的兴起，翦老终究没有机会重返欧洲，其他学者此后也没有机会再去欧洲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直到“文革”后才恢复交往。
对于这次巴黎会议，周一良也指出：“欧美的学者们想要研究中国学问，当然要和中国大陆学者发展友谊；而中国大陆学者也愿意把中国大陆的学术成果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们。”(67)他指出代表团不仅在巴黎受到教授们的礼遇，也受到青年学生的热情欢迎，好多学生自愿来当中国代表团的向导和翻译，陪同参观档案馆、卢浮宫、凡尔赛等地，体现了中法友谊。他甚至认为在中法两国人民共同愿望的推动下，中法邦交正常化也将是不久的事。
四、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中国学会议对国际学界之影响
中国大陆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可谓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历史学者第一次以集体形象登上世界学术舞台，以平等身份参与世界学术讨论。虽然有一些西欧学者在50年代初也访问过中国大陆，但相当一部分学者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大陆学者，更不易了解大陆学者的学术取向和成就，而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学术中的影响，也多半是通过各种间接渠道了解。中国大陆学者虽仅参与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但所造成的影响较为广泛和深远。一是宣讲唯物史观和介绍中国大陆的历史分期讨论，引起了西欧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和讨论；二是介绍中国在1949年以后取得的考古成就，让西欧中国学家对中国的考古发现非常感兴趣；三是介绍中国大陆当时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也在海外引起中国学家们的浓厚兴趣，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史在海外的发展。但也失去了一些对话和参与的机会，比如缺席白乐日主持的国际宋史计划便是一例。总而言之，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邀请美国和苏联学者参加，使得它由一个区域性组织变成世界性组织；而邀请日本、中国、澳洲等地学者，又使得它由世界性组织变成全球性组织。
中国大陆学者两次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不仅进行了学术交流，也将两次会议视为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阵地。出国宣传唯物史观是当时翦伯赞为首的中国代表的一个重要目的，周一良也说：“我们也根据我们的理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按社会形态划分历史时期的正确性。”(68)翦老则指出谈历史分期不等于宣传共产主义，历史分期问题是哲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周一良认为这种“软中带硬”的语言非常生动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态度，如果有欧美学者对中国大陆学者进行不友好的中伤，则必须加以驳斥。这种态度在当时冷战下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也是正常的。
当时中国大陆史学界的领导人如郭沫若、翦伯赞、刘大年等人都特别强调科学的历史观。中国当时不仅在政治上“一边倒”，学术上也接受了苏联历史学的影响，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一个鲜明的例子是1951年苏联科学院派人来中国谈历史学合作问题，主要是当时苏联学者在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编写十卷本《世界通史》，其中中国史部分决定交给中国学者编写。这个项目当时由中宣部指示范文澜、翦伯赞、向达、邵循正等人领导，1953年定稿。但苏联科学院未接受这一稿件，中方决定自行出版，即《中国历史概要》(69)。这是第一本全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作的权威普及本中国通史。虽然此稿未被苏联接受，但由编写过程可以看出，此书正是当时中苏史学合作的产物。
当时中国史学界一再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力图使历史学变成真正的历史科学，在中国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统地位(70)。郭沫若在1954年1月2日给《历史研究》所写的发刊词强调：“汉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解释。”(71)当时各地举行的历史学会议都称为“历史科学大会”，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将历史学“科学化”的努力。总之，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致力于将历史学进行科学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刘大年就指出：马列科学历史观的确立，才将史学变成科学(72)。
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理论讨论主题出现了所谓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王学典认为：这五朵金花的出现产生于一种“战时史学”体系，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多重内容构成，深受当时国内一波接一波的阶级斗争政治风气以及国际上冷战局势影响(73)。王先生特别仔细地分析了当时产生“五朵金花”的国内史学发展背景，指出唯物史观派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具有社会史和学术史的意义。这一判断，如果结合当时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学思潮来看，是相当准确的。当时世界史学潮流正是经济史、社会史的兴盛。这也正是国际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感兴趣的学理性背景。
政治上、思想上，欧美知识人的左倾对于他们看待中国学术、看待中国学者当然也有很大影响。在学术上，当时欧美也存在一个向左转的倾向，不仅社会学、人类学转向研究下层阶级、阶层和群体，历史学也深受左翼思想影响(84)，这导致了经济史、社会史的繁荣局面(85)。一些新兴研究领域也应运而生，如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等，其中尤其以文化研究最令人瞩目(86)。尽管欧美左翼学者在政治上并不接受共产主义政权，也不接受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理论，但他们对经济史、社会史、劳工史的重视是非同寻常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仅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即有经济社会史黄金一代的出现，白乐日、谢和耐、杜希德均投身于中古经济史研究(87)，而许理和研究佛教也是社会史取向(88)。
当时欧美中国学者也注重将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看。1956年巴黎会议上，组委会主席白乐日甚至安排了一个小组讨论，请年鉴学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和一些社会史学家参加。据夏鼐在日记中说，1956年9月6日晚餐后，大会讨论世界通史和汉学之关系，由巴黎大学布罗代尔教授作报告。接着拉铁摩尔、叶理绥等发言，白乐日为主席，张芝联来参加。周一良陪翦老进城了(89)。而根据翦伯赞的会议纪要，法国方面有巴黎大学西洋近代史教授拉布鲁斯(社会党)(90)、布鲁阿(共产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拉铁摩尔、哈佛大学叶理绥参加，剑桥大学蒲立本、布拉格大学普实克先后发言。“大意是世界通史中必须注意中国的历史，而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具有世界通史的眼光，始能全面观察。”(91)翦伯赞更注意参加会议发言者的政治身份，还特意标明了两位法国学者的党派身份。
这次会议上有关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文包括蒲立本的“上古、中古、近古”、傅海波的“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无意义”、何四维的“略谈中国史的分期”、张芝联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郭瓦列夫的“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傅吾康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罗香林的“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史华慈的“中国史分期的公式化”、芮沃寿的“中国史上佛教史的分期”、梁佩真的“中国诗及其分期”等等。但芮沃寿和梁佩真的论文并不涉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的讨论。这一点已经在1956年9月8日巴黎会议期间的总结会议上经拉铁摩尔指出，拉氏认为文学和美术分期，与社会史的分期不同，社会史的分期，中国和西洋也不需要相同，他也认为中国史的分期不能只看社会经济结构。这当然是针对当时翦伯赞等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阐释。
还有一类是提出自己的分期，以对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分期。如罗香林提出四阶段论，一为氏族社会时代(约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四百年)；二为封建时代(公元前1400-211)，即盘庚迁殷至秦统一天下，做官靠贵族出身；三为选举社会，即隋至清末，以科举取士；四为清末科举制度废除进入新时期。这一看法遭到周一良的反驳，周先生认为：“罗的说法，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在秦始皇时废止，实即胡适的说法。我们新中国的史学家的意见以为一个社会是否系封建社会，不是决定于什么选举或科举，而是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首先决定于土地为谁所有。如果土地为地主阶级所有，而这种土地所有者又以封建办法剥削农民，那便是封建社会。”(95)
苏联学者则从苏联史出发，讨论了中国史的分期。在1956年9月4日的讨论中，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郭瓦烈夫报告“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指出当时苏联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应该以苏联十月革命为界线(96)。但英国学者范登龙随即就此提问：这一有关中国现代史起点的说法是否在苏联已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全体苏联史学家的一致意见或仅是东方学研究所同人的意见，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取得一致意见。郭瓦烈夫的分期论，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典型的苏联中心主义、学术霸权主义的体现，将中国历史的转折置于苏联历史的转折基础之上，显然是有问题的。汉堡大学教授傅吾康讨论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问题，强调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性，这一革命使得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共和制度，而且“二千余年的儒家相传的君主一统的政治思想也一扫而空”。傅吾康也指出革命有一个长期过程，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在同时进行。
翦伯赞对历史分期的意义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发言分五点：“一、应不应该分期的问题，在这里驳斥了分期无意义和分期有政治目的的谬论。二、分期的标准问题，在这里驳斥了唯心论、多元论，宣传了唯物论。三、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这里驳斥了那些说中国学术研究不自由的污蔑，宣传了我国新近开展的‘百家争鸣’的学风。四、翦自己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张，在这里反对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法，驳斥了罗香林的什么选举社会、科举社会等胡说。五、结论，欢迎各国汉学家参加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并指出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并不妨碍对同一问题的讨论，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史料，只要大家是追求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我们是会逐渐接近的。”(97)这些发言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的一般立场。
蒲立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自1925年以来在西方、俄国、中国和日本都变得炙手可热。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俄国学者马德亚尔(Madyar)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认为它指东方的特殊社会结构形态，其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缺乏、与灌溉有关的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村庄公社、专制主义。这种看法很快被德国学者魏特夫接受并将其加以发展，后来魏特夫又将这种看法介绍到美国。但这种看法在远东地区并不流行，因为这种看法使得远东史看起来死水一潭、缺乏进步，而当地不断发展的革命政治拒绝这一看法。1927年中共中央便声称他在与亚细亚社会作战。1928年中共中央将亚细亚社会改称为封建社会。郭沫若最初称之为原始社会，此即马恩所谓亚细亚社会，后来他改变主意，认为中国史发展也存在马恩所谓五个阶段。尽管关于亚细亚社会的争论很多，但一般最为人接受的看法是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奴隶社会。而东方专制主义，则逐渐成为与这一社会形态剥离开的政治统治形式。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声称它在为反封建社会战斗，因为一般中共学者均认为封建主义在不同政治形态下作为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延续(99)。
蒲立本引1953年出版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百科全书》为例，认为在苏联学界一般同意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是公元三、四世纪，而封建主义一直被囚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下。郭沫若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五百年时进入封建社会，当时政治封建主义开始瓦解。日本学者前田直典则将中日韩越视为同一整体的东亚文化，试图提供一套理论解释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接受内藤理论中唐宋分际的看法，不过他认为公元一千年是古代和中古的分水岭，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水岭。而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终结于鸦片战争，这之后直到中共取得胜利之前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对中国史分期的理论讨论，在蒲立本看来，均可称为卡尔·波普所说的历史主义理论。波普批判了这种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理论简单地假设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有机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人类社会整体上乃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蒲立本赞成波普的看法，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存在多样性，不同意任何单一历史主义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他提出只有两种办法可以将中国史和世界史联系在一起。一是分析复杂历史情境中的一些断片并进行中外比较，二是展示中外之间的历史联系。他个人的学术研究重点无疑是后者。对于前者，他特别引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为例，指出尽管韦伯的中国宗教研究完全基于1920年前欧洲中国学界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非常有启发，比如中、欧城市的比较，以及士人的绅士理想与专业官僚统治的理性利益之间的冲突等等。第二点则主要讨论了中国所谓四大发明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之中，考古所是最早成立的一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科院也随即在11月成立，取代逃亡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成为中国大陆科技和学术发展最高领导机构。考古所则是当时中科院下属研究所中较早成立的一个，1950年5月开始筹办，人员主要来自留在中研院北平研究院历史所和未离开的中研院史语所人员，8月1日正式成立。相比之下，历史所则迟至1954年才成立。主要原因也许是当年中研院历史组不少人因为政权更替而离开，比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委会一共五人，傅斯年(当时由夏鼐代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董作宾，分别是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各部门负责人，其中只有陈寅恪留在大陆，傅斯年、李济之、董作宾到台湾，赵元任留在美国。因此，考古所成立早，也直接导致考古学工作能够保持延续性，梁思永、夏鼐等人领导考古所一开始即能保持正常的考古工作。1955年翦伯赞、周一良去莱顿参加第八次会议，即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一些考古新发现，引发与会者的浓厚兴趣，随即要求交换资料，进行合作。
1956年9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会议时，即请夏鼐随团参加，介绍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当时夏鼐的身份是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他所做的报道是关于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进展，并且还在会议期间举行了考古成就图片展。1956年夏鼐还在意大利《东方与西方》杂志发文《我们的新石器祖先》(100)，介绍新成果。当时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院长图齐对中国十分友好，和夏鼐一直保持交往。意大利中国学家郎乔蒂等人访问中国时，也会见了夏鼐(101)。
六、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看世界中国学界的矛盾
尽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为建立一个松散的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当时冷战造成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欧美学者内部政治与思想立场的差距，使得各种矛盾在会议内外也显得较为突出。会议反映出国际中国学界充满各种内部和外部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包括欧美资本主义阵营与苏东、中国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如苏联与西欧、东德与西徳之间、中国大陆与港台之间；也包括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左右翼学者之间的矛盾，如英共学者秦瑞、法共学者谢诺等左翼学者与其他西欧学者之间；同时还有欧美资产阶级学者及其亚洲政治盟友港台地区资产阶级学者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图齐与方豪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美国学者对台湾学者态度也很微妙；甚至也有中国与苏联学者之间因为政治分歧引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中苏政治争吵导致中国学者缺席莫斯科青年中国学者会议以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最后是中国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之间的矛盾，如翦伯赞、周一良与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之间的矛盾，等等。
但是有一类矛盾，在会议上没有展示，这便是中国和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历史学家之间的矛盾，因为来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中苏两国学者基本上都是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学者，中苏两国国内被视为持资产阶级史学立场的学者无缘参加这些国际会议，当时翦伯赞所说的北大历史系胡适旧部、清华历史系蒋廷黻旧部、燕京历史系洪业旧部，就很难有机会出国到西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其实，在五六十年代，欧美学者已经注意到中苏内部两类阶级立场不同学者之间的矛盾，比如卫徳明便撰文批评中、苏内部无产阶级学者带着政治目的歪曲了历史(105)。
当时中国公开发表的文件表明，面对学术问题，中苏学者常常出于同样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在同一战壕作战。中国学者常常赞扬苏联学者，批判西欧学者。而苏联学者也在中国学者缺席的情况下，帮助中国批判西欧资产阶级学者(106)。苏联编译的中文《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称，苏联学者指出英国学者帕尔塞关于义和团起义的报告提出了错误解释，因为没有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新材料；而剑桥大学郑德坤关于中国陶器的报告也没有利用新中国的考古发掘与收藏。该文总结说：“西欧某些学者的报告有许多普遍性的缺点。例如：第一，有些报告人不设法说明所研究的局部现象中应占有的地位；第二，报告往往没有明确的结论，因此，报告人的观点表现不清楚；第三，很少利用中国解放后出版的科学著作。”而苏联学者的情况与此相反，“苏联代表们的报告则竭力设法把局部问题同问题的较广泛提法联系起来，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作者们的观点明显地表现在结论中”(107)。
当时台湾学界也对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持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目的。方豪指出，“国民政府”刚迁台不久，政策是“匪我不两立”，后来决定“改变消极策略，不让大陆政府在国际会议上信口雌黄，而是要对其谬说加以驳正”。张其昀1954-1958年担任“教育部长”期间，非常在意提高台湾在国际学界的地位，不愿大陆“在各地招摇，混淆耳目，因此竭力协助各专家教授以及学术团体，尽量参加所有学术性国际会议”(109)。张其昀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前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系“国民政府”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得力干将，所以在当上“教育部长”之后致力于在学术上强化意识形态斗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学界在1957年派出以李济为首的代表团到马堡参加会议。在这之前，也有一些政治倾向上不支持大陆政府的海外华人学者参加，如前文提到的马来亚学者贺光中。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退守台湾之后，同时退到台湾的学者并未忘记在国际上宣扬中国学术和文化。方豪虽然政治上处于资本主义阵营，宗教身份是天主教神父，但又极力推广中国文化，文化和学术上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普遍性和民族性的对立统一，在他身上表现极为明显。方豪的学术爱国主义精神在意大利中国学会议上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他了解到外国学者发起和组织宋史计划之后，特意召集组织了非正式的宋史研究会，并将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付印之后赠送各国与会学者，以表彰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贡献。另一方面是请昌彼得复刻中央图书馆所藏宋版书，赠送各国学者，以展现辉煌的宋代文化遗产。他也提示，早在1954年杜伦会议上便有人提议编一部宋史提要(111)，不久便在巴黎成立了宋史提要计划处，由白乐日主持，计划十年完成，参加人员来自世界各国。
但是台湾学者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也使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公开化，这主要体现在欧洲左翼学者图齐与台湾学者方豪之间的争执。1958年8月31日方豪在《大陆杂志》撰文报告参加1957年8月3日至9日在帕多瓦和威尼斯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议情况。1958年9月18日方豪在《教育与文化》发表《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114)。指出参加这次会议较出名的中国学家有德国傅海波、荷兰何四维、波兰赫迈莱夫斯基、英国葛瑞汉、美国拉铁摩尔、法国谢诺、意大利郎乔蒂、苏联齐赫文斯基等。而与会的中国代表也各有千秋，“赵国钧的锋芒毕露，刘若愚的才气横溢，杨觉勇的侃侃而谈，饶宗颐的老成持重，都为中国人增光不少”。他还特意提到了图齐作为亲共学者对台湾方面的刁难，主要表现在“中央”图书馆原计划赠予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一批书籍，借这次汉学会议展出，郎乔蒂表示欢迎并表示谢意，但图齐“素为一亲共学者，竟加拒绝”。“中央”图书馆最后只得将这批书籍赠送给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报告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外国汉学家亲共问题”(115)。方豪指出，外国汉学家虽然不是都很亲共，但亲共的汉学家很多；而“铁幕内国家的代表当然都是共党人士，但像东德来的人就不一定是亲共的，只是他们不敢多说话”。他认为这次意大利中国学家会议被亲共中国学家操纵了。1957年中国科学院曾致函慕尼黑中国学家会议，对于不能参加表示歉意，而慕尼黑中国学家会议也在会议上正式提出回信并进行表决，台湾代表李济、张致远、方豪投了弃权票。1958年意大利中国学会议，中国大陆方面完全没有表示，可是方豪报告说，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议由大会致函中国科学院，表示没有中共代表参加很遗憾，在亲共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提议获得通过。台湾代表再次投了弃权票。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早期发展有一个过程，随着规模扩大，逐渐从只有西欧六所大学学者参加的地区性学术会议走向邀请美苏知名学者参加的世界性国际会议，又扩展到邀请日本、中国学者参加的全球性会议，曾经在1955-1956年间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学会议，也出现了构建中国学研究全球社区(globalcommunityofChinesestudies)的迹象。这在当时国际关系中政治上两大阵营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是一个异数。很可惜，随着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出现，这样一个美好的局面未能延续和获得稳定发展。这些国际事件主要包括中苏交恶，使得中国学者意外缺席1960年莫斯科东方学家会议以及直接导致莫斯科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取消。因为两大阵营的对立，也出现了苏联以及其一些东欧盟友抵制汉堡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而中国国内发生的反右运动也妨碍了中国学者参加1957年以后的几届会议。
但值得留意的是，当时欧美思想界、学术界的左倾局面也使得西欧中国学界急切盼望邀请苏联和中国学者参加会议。随着斯大林去世，苏联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国际学术交往，使得苏联学者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成为可能。而中国在1950年代初仍然对西欧学者持友好态度，尤其在1956年曾有对外学术交往的黄金时代，使得中国学者得以参加1955年莱顿、1956年巴黎两届年会。
1956年巴黎年会甚至以中国国内讨论最为热烈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这种兴趣既体现了欧美学界思想左倾，学术上重视经济、社会史的趋势，也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的选题、思路与方法，曾经对国际中国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引起了持续的讨论。国际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涉及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学者，可以称之为一次“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从学者参与规模、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远远超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分期大论战也可以看作是冷战时期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学术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冷战后中苏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垄断地位造成的结果，也有当时欧美、日本地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引发史学界进行中国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的国际背景，可以说，这次大论战是受到全球化时代政治、思想、学术因素之合力推动而出现的产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论战，使得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曙光。这道曙光尽管昙花一现，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学术合作的先声。
注释：
①《中外科学家接触频繁，今年有二十七国同我国进行学术性往来》，《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0日。
②有关1955年莱顿会议，见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有关1956年巴黎会议，见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翦伯赞：《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人民日报》1956年10月31日；张芝联：《“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巴黎：记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光明日报》1956年10月30日；《二十一国汉学家在巴黎开会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9月8日；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文汇报》1956年10月12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66-172页。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对翦老参加莱顿和巴黎会议也有详细的记录(第296-301页)。另可参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2015年第1期。
④JohnKingFairbank,Chinabound:AFifty-YearMemoir(NewYork:HarperandRow,1982)，中译本[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章克生校，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新译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熊文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傅吾康回忆录WolfgangFranke,ImBanneChinas.AutobiographieeinesSinologen1912-1950(Bochum:Projektverlag,1995);ImBanneChinas.AutobiographieeinesSinologen1950-1998(Bochum:Projektverlag,1999)，《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欧阳甦译，李雪涛、苏伟妮校，[德]傅復生审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牟复礼回忆录FrederickW.Mote,ChinaandtheVocationofHistoryintheTwentiethCentury:APersonalMemoir(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另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夏鼐：《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⑤AkiraIriye,GlobalandTransnationalHistory:ThePast,Present,andFuture(Basingstokeand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2),15.入江昭还以1972年赫尔辛基举行的UN支持的自然环境会议为例，说明研究国际会议的重要性，认为这一会议乃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一个小脚注。
⑥当代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很多成果，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讨论，而在西文学界也出现了不少论著，如SusanneWeigelin-Schwiedrzik,“OnShiandLun:TowardaTypologyofHistoriographyinthePRC,”HistoryandTheoryvol.35,no.4,ThemeIssue35:ChineseHistoriographyinComparativePerspective(December,1996),74-95;ArifDirlik,“SocialFormationsinRepresentationsofthePast:TheCaseof‘Feudalism’inTwentieth-CenturyChineseHistoriography,”Review(FernandBraudelCenter)vol.19,no.3,“SocialScienceConcepts”(Summer,1996),227-267;Q.EdwardWang,“EncounteringtheWorld:ChinaandItsOther(s)inHistoricalNarratives,1949-89,”JournalofWorldHistoryvol.14,no.3(September,2003),327-358;HuaiyinLi,ReinventingModernChina:ImaginationandAuthenticityinChineseHistoricalWriting(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13),chapter3:TheMakingofaNewOrthodoxy:MarxistHistoriographyinthe1950s.
⑦VladimirFedorenko,CentralAsia:FromEthnictoCivicNationalism(Washington,DC:TheRethinkInstitute,2012).
⑧Gi-WookShin,DanielC.Sneidereds.,HistoryTextbooksandtheWarinAsia:DividedMemories(London:Routledge,2011),44-45；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谈朝鲜战争。
⑨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有关翦先生和周先生参加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参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2015年第1期。
⑩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原载《文汇报》1956年10月12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166-172页。
(11)《第12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作者署名夏杨，根据苏联《东方学问题》1959年第6期摘译。
(12)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2624页。
(13)VIConferenzaSinologiJuniores,Roma:IstitutoItalianoperilMedioedEstremoOriente,1953,26-28.她提交了论文“中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用中文发表。这次会议主要实际组织者包括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的LucianoPetech,MarioBussagli,LionelloLanciotti(郎乔蒂)等三人，但会议得到了院长图齐和副院长AlbertoGiuganino的大力支持。图齐是一位亲共学者，而Giuganino在1957年曾与郎乔蒂一起访问中国大陆。
(14)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光明日报》2000年4月6日。
(15)“IntroductoryNote,”Notesona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heldatCambridge,London,andOxford,January6th-12th,1948。这份会议程序册封面最下方印着“私人和保密”(privateandconfidential)字样，最初似乎仅流通于与会者内部。
(16)方豪在《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中也说：“一九四八年，一些在当时自认为青年的欧洲汉学家，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起见，发起了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性的所谓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的发起人是荷兰的龙彼得先生(PietvanderLoon)，其余发起人分隶于英、法、德、荷、义五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3-2625页)此处他主要以国家列出最初的发起人，但实际上第一届会议参与者有来自瑞典斯德歌尔摩的学者而无意大利学者。
(17)[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下部第七章“学术会议与大会”，第284-288页。作者在该回忆录中简要回顾了他参加的历次会议的情况。
(18)有关他的事迹，参见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与剑桥汉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3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1-310页。
(19)这些报告包括W.DenBoer,“TheStruggleAgainsttheSupremacyofthePhilologicalMethodinClassicalStudies,”J.G.Locher,“OntheMethodsofTextualCriticismintheFieldofHistory,”J.deZwaan,“OntheMethodofTextualCriticisminNewTestamentStudies,”Proceedingsofthe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heldatLeiden(April8-14,1949),2-7.
(20)TheThirdConferenceoftheJuniorSinologues(London,1950),16.
(21)傅乐焕在JohnPratt爵士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NatpatandOrdo:AStudyoftheWayofLifeandMilitaryOrganizationoftheKhitanEmperorsandTheirPeople)。
(22)何志华：《研思精微、学术典范：刘殿爵教授生平概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1卷(2010年)，第8页。
(23)《夏鼐日记》卷五记，1956年9月12日周三，“下午中国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铨(应是王铃)、吴其昱、刘殿爵五人来谈话”(第257页)。
(24)V.JuniorSinologuesConference,Wahn/Kln,8-14September,1952.
(25)毕汉思实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的弟子，1952年才去堪培拉任教，1961年回美。
(26)V.JuniorSinologuesConference,Wahn/Kln,8-14.September,1952.会议主要组织者是W.Speiser和傅海波(HerbertFranke)。傅吾康说，这次会议第一次有了来自亚洲的代表，即日本东京的山本达郎。尽管山本在中国学界以研究敦煌文献知名，但他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讨论1922-1927年的中国反基督教运动。其实这次会议上还有来自雅加达的代表曾祖森。
(27)“TheV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EastandWestvol.4,no.3(1953),181.
(28)VIConferenzaSinologiJuniores,7-12settembre,1953,26-32.
(29)这次会议是紧接着剑桥举行的第2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之后召开的，所以很多与会者接着就来参加杜伦大学中国学会议。见RaymondDawson,“Preface,”VI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Aug.28-Sept.2,1954,SchoolofOrientalStudies,Durham,iii.此次会议由斯伯丁基金会(SpaldingTrust)、伦敦中国协会、牛津大学东方学董事会赞助。西德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参加杜伦会议，但东德没有学者参加。
(30)慕丹、李俊升编译：《俄罗斯著名中国学家齐赫文斯基访谈录》，《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齐赫文斯基回忆说这次会上认识了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实际拉铁摩尔和费正清未参加这次会议，齐氏是在1955年莱顿会议上认识这两位美国学者的。
(31)VI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Aug.28-Sept.2,1954,SchoolofOrientalStudies,Durham.
(32)周一良1985年重访日本，回国后写了《扶桑四周》一文，写到自己曾在莱顿会议上首次见到山本达郎；见《周一良集》第四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3页。
(33)[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286页。
(34)《第12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见第85页注⑥。
(35)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284-288页。
(37)张歆海、程其保都是早年清华学校送往美国的留学生，他们离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到美国长岛大学投奔早年在清华做交换教授时教过他们的老师沃尔科特(GregoryH.Walcott)。见拙撰《沃尔科特与清华》，待刊。
(38)有关欧洲知识界与冷战的研究，见NancyJachec,Europe’sIntellectualsandtheColdWar:TheEuropeanSocietyofCulture,Post-WarPolitic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andNewYork:I.B.Tauris&Co.,2015);BenjaminTromly,MakingtheSovietIntelligentsia:UniversitiesandIntellectualLifeunderStalinandKhrushchev(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4);LuciaBonfreschiandMarziaMaccaferri,BetweenEmpireandEurope:IntellectualsandtheNationinBritainandFranceduringtheColdWar(London:Routledge,2015);HiltonKramer,TheTwilightoftheIntellectuals:CultureandPoliticsintheEraoftheColdWar(Chicago:IvanR.DeePublisher,1999).
(39)AlbertFried,McCarthyism,TheGreatAmericanRedScare:ADocumentaryHisto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RichardM.Fried,NightmareinRed:TheMcCarthyErainPerspectiv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MarySperlingMcAuliff,CrisisontheLeft:ColdWarPoliticsandAmericanLiberals,1947-1954(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78);RobertM.Lichtman,TheSupremeCourtandMcCarthy-EraRepression:OneHundredDecisions(Urbana,IL: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12).
(40)FrancesStonorSuanders,TheCulturalColdWar:TheCIAandtheWorldofArtsandLetters(LondonandNewYork:TheNewPress,1999);HughWilford,TheCIA,theBritishLeftandtheColdWar:CallingtheTune(London:FrankCassPublishers,2003).
(41)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8月31日星期五，第251页。
(42)蒲立本1951年由西门华德指导，在伦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53年即被剑桥聘为汉学讲座教授，1955年出版了《安禄山叛乱之背景》一书。所以1950年代后半期青年汉学家会议召开时，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已是剑桥汉学教授的身份。
(43)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44)RoderickMacFarquhar,“The25thInternationalCongressofOrientalists,”TheChinaQuarterlyno.4(1960),114-118.
(45)据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24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秘书长是德国学者傅海波。傅氏参加了1956年巴黎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当场邀请了与会中国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1957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东方学家会议，“送给每人一张请柬”。可惜代表团最后未能成行，也未参加这一年9月在马堡举行的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
(46)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研究，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宣传的研究，参见MichaelKemper,“PropagandafortheEast,ScholarshipfortheWest:SovietStrategiesatthe1960InternationalCongressofOrientalistsinMoscow,”inMichaelKemperandArtemyM.Kalinovskyeds.,ReassessingOrientalismInterlockingOrientologiesduringtheColdWar(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15),170-210.
(48)“ActivitiesoftheIsMEO,”EastandWestvol.17,no.1(April1956),114.
(49)夏鼐当时并不是党员，他1959年3月才入党。但因为业务能力突出，也积极学习俄文和历史唯物主义，组织上信得过他，也请他出席巴黎会议。《夏鼐日记》卷五经常有夏鼐记录自己学习俄文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动。
(50)张芝联：《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52)据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他1958年7月17日晚抵达罗马，听在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任教的杨凤岐说大陆方面原定派三人参加，其中一人为周一良，但7月25日之后，又听说大陆学者不出席会议。此文原刊《中国一周》1958年第437期，后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3-2632页。
(53)《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
(54)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2005年张芝联在“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趋势”研讨会上回顾了1956年参加巴黎汉学会议的情况，指出当时汉学研究充斥着意识形态之争，五十年后不再可能重现当年那样的情形。见吴原元：《“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趋势”研讨会综述》，《汉学研究》第10辑(2007年)，第381页；王晴佳：《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55)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87页。
(56)LionelloLanciotti,“IX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EastandWestvol.7,no.3(October1956),262.翦伯赞说是巴黎大学教授德密微和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主任戴乐都分别致辞。郎乔蒂列出的香港代表主要包括香港大学讲师罗香林、饶宗颐。翦伯赞报告里说罗香林和饶宗颐赶来开会，因剑桥大学王铃去参加国际科技史会议，巴黎会议组织者便把罗香林的论文“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取代王铃的位置。罗用汉语发表，马来亚大学讲师贺光中口译为英文。翦伯赞提到贺光中“唐宋民间音乐研究的新途径”、罗香林“蒲寿庚考”、饶宗颐“殷代卜辞中的杂占”三篇论文送交太晚，没有列入发表议程，用油印本分发。翦伯赞还暗示这三人“似系台湾出资遣送来参加会议的”。见《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89页。台湾未派代表参加，所以台湾地区汉学研究近况由贺光中介绍。据翦伯赞说，贺光中“口口声声说中国如何。我们因为台湾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并未起来拦阻他”。当时周一良介绍大陆的研究，贺光中介绍了香港的汉学研究，饶宗颐介绍香港的甲骨文研究。
(57)叶理夫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之子，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后师从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1941-1982年在巴黎Cernuschi博物馆任职，一开始主要协助格鲁塞工作，后来接替格鲁塞担任馆长；抗战期间曾在法国驻重庆公使馆任职，1945-1946年任戴高乐政府驻华首席代表；晚年任集美博物馆馆长。其学术生平见BobotMarie-Thérèse,“InMemoriam:VadimeElisseeff(1918-2002),”Artsasiatiquestome57(2002),229-231.
(58)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166-172页。
(59)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8月29日星期三至1956年9月18日星期二，第250-260页。
(60)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7月23日星期一、7月31日星期二，第240、242页。
(63)翦伯赞：《在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5月27日发言，刊于《拼音》1957年第7期，收入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续编》，《翦伯赞全集》卷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44-446页。
(64)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9月2日星期日，第252页。
(65)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6年9月12日星期三，第257页。原文王铃作王铨，有误。
(66)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89页。
(67)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166页。
(68)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167-168页。
(69)张传玺：《翦伯赞传》，第276-277页。
(71)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73)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良史的命运》，第265-279页。王先生此文回顾了“五朵金花”大讨论的来龙去脉，指出了这些讨论所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权力中枢对史学的兴趣，二是领袖人物对某些观点的好恶造成的影响。但他也特别指出了马列史学中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不过是披着红色外衣的东方主义，而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仍然是一种欧洲中心论思维模式。
(74)有关苏联史学讨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评述，见RudolfSchlesinger,“RecentDiscussionsonthePeriodizationofHistory,”SovietStudiesvol.4,no.2(October1952),152-169；有关农民战争问题的评述，参见LeoYaresh,“ThePeasantWarsinSovietHistoriography,”AmericanSlavicandEastEuropeanReviewvol.16,no.3(October1957),241-259。
(76)张传玺：《翦伯赞传》，第286-287页。
(77)MeribethE.Cameron,“ThePeriodizationofChineseHistory,”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5,no.2(June1946),171-177.
(78)但是沃勒斯坦用世界系统理论批评资本主义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歧视，并非真正具有普遍性。见ImmanuelWallerstein,“TheIdeologicalTensionsofCapitalism:UniversalismversusRacismandSexism,”inRace,Nation,Class:AmbiguousIdentities,byEtienneBalibarandImmanuelWallerstein,translationofEtienneBalibarbyChrisTurner(LondonandNewYork,Verso,1991),29-36;JohnF.Sitton,RecentMarxianTheory:ClassFormationandSocialConflictinContemporaryCapitalism(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226-229.其他对资本主义普遍主义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代表性反思和批判，见SamirAmin,Eurocentrism:Modernity,Religion,andDemocracy.ACritiqueofEurocentrismandCulturalism,translatedbyRussellMooreandJamesMembrez(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2009).
(79)作为一位中国经济社会史学者，白乐日当时其实对中共土地改革运动饶有兴趣，并感到中共农村改革是吸引大量追随者战胜腐败、无能、官僚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的因素之一，见EtienneBalazs,“TraditionetrevolutionenChine,”Politiqueetrangereno.3(1954),291-308.
(81)DonaldClarkHodges,“TheDualCharacterofMarxianSocial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vol.29,no.4(October1962),333-349.该文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84)Q.EdwardWangandGeorgG.Iggerseds.,MarxistHistoriographies:AGlobal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2015.
(85)见MarkMazower,“ChangingTrendsintheHistoriographyofPostwarEurope,EastandWest,”InternationalLaborandWorking-ClassHistoryno.58,WartimeEconomiesandtheMobilizationofLabor(Fall2000),275-282；以及戴维斯的回顾，NatalieZemonDavis,“DecenteringHistory:LocalStoriesandCulturalCrossingsinaGlobalWorld,”HistoryandTheoryvol.50,no.2(2011),188-202.其实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的左转并不限于欧美，日本史学界在二战后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局面，见CurtisAndersonGayle,MarxistHistoryandPostwarJapaneseNationalis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
(86)DennisL.Dworkin,CulturalMarxisminPostwarBritain:History,theNewLeft,andtheOriginsofCulturalStudies(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1997).
(87)对于白乐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提示，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0-84页。
(88)20世纪50年代是欧美学者研究中国中古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黄金时代，一大批重要论著均在这一时期出现，蒲立本出版《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赖世和出版了《圆仁入唐求法行记》英译本，白乐日出版了《隋书·食货志》法文译注和研究；当时许理和是青年博士生，正在撰写《佛教征服中国》；谢和耐也是博士生，正在写《五至十世纪中国寺院经济》；杜希德也致力于唐代财政史研究；翟林奈则陆续整理发表了一些敦煌社会经济文书。
(89)《夏鼐日记》卷五第254页，提到由巴黎大学Brandel教授作报告，日记整理人后面注为布朗代尔，有误，应是Braudel，即布罗代尔。他是白乐日的支持者，白乐日则是这次巴黎会议组织者，故白乐日将布罗代尔请来参加这次会议并作报告。有关布罗代尔与白乐日的关系，参见MauriceAymard,“étienneBalazsetFernandBraudel,”Actualitéd’étienneBalazs(1905-1963).Témoignagesetréflexionspouruncentenaire,TextesréunisparPierre-étienneWilletIsabelleAng(Bibliothèquedel’InstitutdesHautesétudesChinoises.VolumeXXXV);Paris:CollègedeFrance,InstitutdesHautesétudesChinoises,2010),37-65.
(90)1956年9月14日星期五，夏鼐等人去参加社会党历史学家Lahrousse(拉鲁斯)教授家举行的酒会。夏鼐先进去，少顷翦老等亦来。见夏鼐：《夏鼐日记》卷五，第258页。
(91)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92页。
(92)另据翦伯赞报告，他在论文中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家，说某些代表受其本国社会制度关系的约束而不得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否则回国后将遇困难。这一说法引起东德学者赖切奈夫斯基(莱比锡大学)的回击。
(93)何四维专业为中国秦汉史，但也留意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见A.F.P.Hulsewé,“ChineseCommunistTreatmentoftheOriginsandtheFoundationoftheChineseEmpire,”TheChinaQuarterlyvol.23(1965),78-105.
(95)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89页。
(96)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介绍他的主张和一般中国史学家的分期法没有很大出入，只是他将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提前到1917年。这话说得比较客气，没有批评郭瓦烈夫用苏联十月革命来套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97)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90页。
(98)EdwinG.Pulleyblank,“ChineseHistoryandWorldHistory,”初刊SarawakMuseumJournal(1956)，收入其文集EssaysonTangandPre-TangChina,VariorumCollectedStudiesSeries(Aldershot,Hampshire,GreatBritain;Burlington,Vt.:Ashgate,2001),1-20.
(99)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研究，见ArifDirlik,RevolutionandHistory:TheOriginsofMarxistHistoriographyin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
(100)HsiaNai,“OurNeolithicAncestors,”EastandWestvol.17,no.2(July1956),162-167.
(102)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页。
(103)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17页。
(104)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22-35页。
(105)HellmutWilhelm,“TheReappraisalofNeo-Confucianism,”TheChinaQuarterlyno.23(1965),122-139.
(106)翦伯赞也感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比较友好，英共秦瑞、法共谢诺、荷共学者以及一些进步学者对中国代表友好；见张传玺：《翦伯赞传》，第283页。
(107)《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原文根据苏联《东方学问题》1959年第4期摘译，但内容实际有所改写。
(108)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一些异常情况，在西欧引发反响。张芝联曾回忆到，他1956年参加巴黎会议时结识了一大批中青年汉学家，也接触了若干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研究巴黎公社史的布吕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谢诺等，这些学者“顶住了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退党逆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见《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109)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4页。
(110)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7页。
(111)白乐日在杜伦大学召开的第7届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介绍了宋史提要计划，“ProjectProvisoired’unManueldel’HistoriodesSong,”VI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August28-September2,1954),SchoolofOrientalStudies,Durham,12-15.
(112)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策划下，从德国流亡到法国的匈牙利裔中国白乐日和美国知名印度史专家桑纳被聘到巴黎参与他的东西方经济社会史计划。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第74-75页。
(113)白乐日在1957年撰文简要介绍了这一计划，见EtienneBalazs,“UnecartedescentrescommerciauxdelaChinealafinduXIesiecle,”in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12eannee,N.4(1957),587-593.这个名单确实将大陆和台湾学者排除在外了，难免引起方豪的反弹。
(114)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3-2632页。
(115)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29-2631页。
(116)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30页。
(118)GiuseppeTucci,“àproposofthelastJuniorSinologuesConference,”EastandWestvol.9,no.4(December1958),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