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建设的意义:救活旧农村，创造新文化
关于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在其1936年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一书中，明确地给予了总结。他说:“乡村建设究竟是由何而来的呢关于这个意思，要详细地讲明白，须用很多的话，现在我先总括地回答这么一句'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22]也就是说，“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所以，“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23]
二、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自己。乡村建设就是救济乡村，“但是谁能救得了乡村呢除了乡下人起来自救之外，谁也救不了乡村;”虽然外在的帮助对于救济乡村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乡村以外的人是救不了乡村的。必须乡下人自己起来想办法，才能把乡村救得好;并且这个好才能保得长久”。因为，靠着外来的人力财力表面上可以把乡村救好，但是这个好不能持久，一旦没有了外来人力财力的供给，所有的好也就消失了。而且，外来的力量毕竟不如农民自己了解乡村，所以有些时候还可能好心办坏事，没有救济到乡村反而祸害了乡村。“例如政府所办各种新政，哪一项不是原想造福于人民，而结果竟害了人民呢”[30]因此，乡村建设必须靠农民自己来完成，“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31]而要使农民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就必须启发农民的自觉。
三、乡村建设的基本条件:乡村组织
梁漱溟不仅强调了建立乡村组织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了建立乡村组织的具体方案。
(一)关于建立乡村组织的原则:必须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
梁漱溟之所以把乡村组织作为乡村建设的头等大事，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由于没有团体而在与西方国家沟通的过程中处处失败，他列举了在经济上因缺乏团队组织而失败的例子，由此提出中国必须团结起来，形成组织。而组织的建立，必须从乡村做起，并且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其理由进行了阐述:“一点就经济上说，在今日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散漫的中国人，非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不能自立自保。譬如生产，零散的生产就不行;必须生产者联合组织起来，采用进步的技术，运用团体的力量才行。但是中国的生产者就是乡下农民(因工人太少)，所以说组织就要从乡村起了。又如消费多用外国货，则中国工业便起不来，中国必亡;但非消费者联合组织起来，则人人各顾自家，没法不买外国货。说到消费者又是乡下人(城里人消费虽大，但人数仍不如乡下多)，所以组织又要从乡村起。一点就政治上说，不外国家施政行政的一面和人民参与为政作主的一面，都必须靠地方组织来发挥运用;那在中国社会的基层就是乡村了。譬如行政不达到乡村，即空浮等于没有;要想达到乡村，即必须乡村有组织。又如政权的运用(按照孙先生政权治权的分法)，民意的发挥，更非乡村有组织是不行的。”[39]
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组织的建立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同时吸收西方的长处，即“我们的新组织一面与我们固有精神完全相合不冲突，而同时对于西洋近代团体组织的长处也完全容纳没有一点缺漏”。[41]
在这样一个总体原则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五条具体的组织原则[42]:
一是“应该求进步的团体组织”。所谓进步组织，即是团体中多数分子应该是有主动作用的。
二是“应该从小范围做起”。小范围，在中国即是乡村。
三是“应从切近生活的事实来促进组织”。也就是“使农民从组织的力量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借着解决问题而成功组织”。
四是“要从伦理本位来求组织”。
五是“发挥人生向上之精神来组织团体”。
(二)关于乡村组织的具体设计:乡约与乡农学校
四、乡村经济建设的路向:由农业引发工业
接着，梁漱溟阐述了发展农业、建设工业的具体措施。他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有四大障碍:一是治安问题;二是运输问题;三是农民负担问题;四是灾害问题。因此，经济建设的第一步就是扫除妨碍农业发展的障碍。第二步就是积极把握好能促使农业进步的三大要点，即土地、人才和资本。如何把握呢一是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机关，引入科学技术;二是建立乡治讲习所，培训指导经营合作的人才;三是开办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本转输于农村。第三步就是由农业到工业。梁漱溟是一个重农派，但是他并不反对工业化。他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中国的兴亡系于能否实现工业化，认为“农业是我们图翻身的一种凭借;要翻到工业上，才算是翻起身来”。[49]同时，梁漱溟认为，如果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业必然会跟着开发出来。他说:“因为农业进步则农民富裕，其消费自然增多;且农民购买力一大，已是现成的市场，不必另外去求，故工业即可随之而兴，如农具之制造，农产品之装制等，大家有了需要后，即由合作社联合会设工厂，以应此需要。”[50]
目前，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农业发展水平与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水平严重脱节，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工业与农业二元对立的局面。这一切都不适应加入WTO后的实际要求，不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有碍于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可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高度重视农业地位、科教兴农等观点仍然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五、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述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及其实验仍然是中国建设农村的一份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农村建设中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梁漱溟强调文化建设的思想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割断传统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传统文化在人们身上的烙印是磨灭不掉的。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新农村的建设。但是，他夸大了文化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试图通过创造新文化来救济旧农村，通过教育来解决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他甚至认为农民参加乡村建设也不应该是为自身的物质利益考虑，应该是一种超物质的、道德的考虑。可是，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极度贫困的，农民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生计问题，如果不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如果农民分不到土地，他们就不会去关心并支持这场建设运动。同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开展的，他代表了国民政府的利益，而未能代表广大农民的要求，从而形成了乡村建设“运而不动”的局面。
(二)中国农村建设中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梁漱溟强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地位，这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以农立国”、“以工立国”的讨论。前者认为只有发达农业之后才能来引发工业，后者则认为只有发达工业之后才能来发展农业。梁漱溟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论争，但是其“由农业引发工业”的经济发展路向表明了他“以农立国”的立场。由此可见，梁漱溟也只是片面地理解了农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而没有正确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他们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农业与工业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直到今日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中国农村建设与教育的关系
梁漱溟视教育为乡村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他说:“乡村建设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51]尽管梁漱溟期望用教育的方法来建设乡村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强调教育在改造旧农村、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作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同时，他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时，必然地就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梁漱溟看来，士、农、工、商，士为上，即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要求知识分子到乡间去，向农民传授新知识、新技术，并与农民相结合共同建设乡村，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