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路遥的《人生》一经发表即轰动全国。
《人生》剧照。小说讲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历程。
然而，1986年12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正式出版，却遭遇了文坛的冷遇。
备受打击、孤立无援的路遥没有放弃写作，终于，在1988年5月，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全部创作。
四十年后的我们已经知道，《平凡的世界》最终成功了，它所蕴含的能量远远超出了路遥的成名作，也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大多数作家的文学作品。那么，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哪里呢？广播。
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被《小说连播》的编辑看重，送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中。1988年的中国电视尚未如今天这样普及，广播仍然是人们收集咨询、娱乐放松的重要渠道。就这样，《平凡的世界》在电波里同时被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所知晓和喜爱。
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矛盾文学奖。
数次的广播和图书脱销证明着《平凡的世界》在当时的成功，而接下来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和数据则证明着它跨越时代而存在的强大影响力和生命力。
“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对1978年以来中国公众的读书生活及历史变迁进行的调查研究。该调查中有一项是关于“二十年内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最后的统计结果是：
在1985—1989年期间，《平凡的世界》是“新时期”唯一入选的小说作品。在1990—1992年期间，《平凡的世界》是入榜的五部“新时期”小说之一。在1993—1998年期间，《平凡的世界》的位置上升到了第七位。
研究室在此基础上，评选出了“到现在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前三位分别是《红楼梦》《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排在第六位，而在调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没有其他“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小说入选。
如果换算为我们今天衡量流行的标尺，《平凡的世界》在三十多年之后仍然保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豆瓣9.0，这是基于70000+的豆瓣读者所给出的评分。在历年的畅销书榜单中，《平凡的世界》都榜上有名。在各大高校每年的借阅排行榜上，《平凡的世界》经常排名前三。到目前为止，《平凡的世界》总销量已突破2000万册，且仍在以每年300万册的销量递增。
所以，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以大量笔墨描写农村故事的长篇小说，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以大量笔墨描写上个世纪80年代长达十年的农村故事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何以能脱颖而出并且长盛不衰呢？
在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老师看来，这里面象征资本的影响、特殊年代的现实因素、路遥个人的特殊坚持、小说里的“光明内核”等诸多原因。
遭受当代文坛冷遇
像《平凡的世界》这样一部数十年来在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常销书有可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用布迪厄的说法，所谓“经典”就是“长久的畅销书”。
但“长久畅销”并不意味着经典，一部作品能不能迈入经典之列不在于它是否能得到“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可，而在于它是否能得到握有颁发“象征资本”权力的权威机构的认可。
这些机构包括评奖机构、批评研究机构、教育机构等。特别是教育机构的认可尤为重要，因为唯有教育机构才可以为一部“被认可了的作品”长期提供“经教育转化了的公众”，从而形成“广大和持久的市场”。
从“主流”的角度上看，《平凡的世界》获得了最高规格的“象征资本”。它以榜首的位置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在全书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全文广播；2000年又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权威的现实主义批评家秦兆阳、朱寨、曾镇南都曾给予路遥很高的评价和切实的鼓励、支持。
以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为主要理论资源的“文学精英集团”所进行的文学形式变革是以挑战现实主义文学原则为基本出发点的，它挑战的既是一向在当代文艺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审美霸权”，也是普通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审美习惯。正是以“背对公众”为立场，以“输者为赢”为逻辑，先锋性的文学实验才得以进行。
应该说，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较迅速地实现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重心转移，较顺利地确立“文学回归自身”的“自主”原则，与“文学精英集团”所依据的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在当时中国的整体文艺环境中处于强势地位有直接关系。但“双刃剑”的另一面是，西方理论的强势话语也使“文学精英集团”的“话语权力”在一个时期内过度膨胀，以致令许多不那么“新潮”的文学作品在刚刚摆脱了“工具”“喉舌”地位后，又受到新的“精英霸权”的压抑。
这样的压抑在《平凡的世界》的出版、传播过程中有着典型性的体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细节”就是被称为“支撑了中国当代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半壁江山”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这部“现实主义力作”失之交臂。
路遥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最初是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看稿的。但是，人文社派去看稿的年轻编辑在只看过一部分书稿后就轻率做出退稿决定。
这件事表面看来是一次“个人失误”，但一位年轻的编辑居然如此自信，以致违反操作常规，轻率对待路遥这样一位与人文社素有渊源的著名作家以宗教般的虔诚惨淡经营数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正说明他背后所依恃的那套审美价值体系此时是何其的强势和傲慢。
对此，何启治先生的分析是：“路遥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正是新潮人物纷纷拥到前台的时候。现在看来已显盲目的追新求异风一时成为主流，赢得阵阵喝彩，像是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一个编辑在这种形式下没有足够的定力，很容易随波逐流，甚至成为新潮的忘情歌者。”
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如果说《平凡的世界》因恪守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而受到“文学精英”的忽视贬抑的话，它也因同样的原因得到普通读者的深切喜爱。在《平凡的世界》流行的过程中，读者间的相互推荐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朋友推荐给朋友，老师推荐给学生，父母推荐给孩子，哥哥姐姐推荐给弟弟妹妹……这种令人感动的“口耳相传”与“学院派”的淡漠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
经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期影响，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力“打造”，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它正是过去教育体制长期教育的结果，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资源。而自从文学发生“向内转”、进行形式变革起，当代文学就开始了对西方各种现代派文学浪潮进行高速率、高密度追赶的旅程。
《平凡的世界》的畅销并不是孤立的个案，与它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穆斯林的葬礼》也一直在读者中广受欢迎，它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也远远大于在文学界的影响力。《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一刚一柔，一土一洋，在纯文学曲高和寡的时代，满足着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当然，“茅盾文学奖”也为这两部作品的畅销提供了“象征资本”，但比较一下其他获奖但未畅销的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受读者偏爱主要是凭借自身的魅力。
这样的畅销作品实际上为“茅盾文学奖”增添了含金量，以致在其屡屡受到来自“文学精英集团”的批评时，成为有关组织者反驳的有力论据之一。正是在现实主义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原则与市场原则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契合点。
由于与普通读者的接受水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文学精英集团”颁发的“象征资本”的权威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和质疑，成为某种程度的“自说自话”。“市场化”转型后，“市场原则”日益对“文学场”的“内部等级秩序”产生影响。“市场原则”的过度膨胀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很多危害，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它使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受到尊重，为争夺“审美领导权”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因素。
路遥的坚定选择
特别值得注意的时，对于文坛的“冷遇”，甚至对于发表和出版的艰难，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就有着清醒的意识。对于他来说，运用一种“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结构这部长篇巨著不是出于一种文学观念上的无知或文学技巧上的无奈，而是一种“清醒状态”之下的坚定选择，是“个人对群体的挑战”。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还没有达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的高度，以致作家必须重新寻找新的路径。事实上，现实主义文学无论在表现当代社会生活还是在表现五千年历史上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
另一方面，路遥认为，检验一种文学手法是否过时，“目光应投向读者大众”。以目前中国读者的接受状态来看，只有“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这是任何一种“新潮”文学手法都做不到的。
显而易见，路遥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精神和创作态度，而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为代表、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做出抽象概括的“经典现实主义”原则。由于经典现实主义原则（强调客观的真实性和理性法则，以及“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在1950—1970年代文学，尤其是“文革文学”中发生极度变异，“新时期”文学的起步是从向经典现实主义原则回归开始的——回归就意味着发展。
但回归的路并没有走多远，就被汹涌而来的现代派浪潮所打断。路遥十分不满于当时理论界“一窝蜂”地“趋新”的风潮，他虽承认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借鉴和实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严厉指责文艺理论界对这类作品创作实绩的过分夸大，乃至贬低、排斥其他文学表现形式，甚至认为这种“病态现象”会造成与“‘四人帮’的文艺”殊途同归的“新的萧瑟”。
可以说，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是路遥深怀于心的“未了情结”。这个“未了情结”其实也深怀在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心中。但在当时“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的情况下，支持路遥的唯一力量是读者，“你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一部只面对“读者上帝”创作也深受“读者上帝”喜爱的作品必然包含了中国当代读者认同机制中最普遍、最恒定的要素，通过挖掘这些要素可以探究出“现实主义长销书”的基本模式，对当下的文学生产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受欢迎的文学原因
从读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深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如孙少安、孙少平）艰难奋进的个人经历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那些如梦魇般的生活经历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勾起有相似经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
尤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创作中始终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不是像“民粹派”“启蒙者”那样“到民众中去”，而是“从民众中来”，他不是为民众“代言”，而是为他们“立言”，他自身的形象经常是与笔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浑身沾满黄土但志向高远的“能人”“精人”合二为一。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当代英雄”，这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以扎实可信的细节创造逼真的现实感，这本就是现实主义作品最基本的魅力所在。路遥与其前辈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书写的不是集体的记忆，而是个人的记忆。无论是孙少安办砖场还是孙少平求学打工，都不再像“梁生宝买稻种”那样是肩负集体的使命，而只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活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个人记忆”一直受到“集体记忆”的压抑，而正是这些被压抑、被扭曲的“个人记忆”实际上构成了一些“流行革命经典”的流行因素，但它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自由充分地书写。
在《平凡的世界》之前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中，主人公所负载的仍主要是“集体记忆”，只不过支撑这些“集体记忆”的意识形态系统有所变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立意创作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政治斗争一直是这部作品的大背景和情节主线，但路遥有意让他的主人公远离政治旋涡的中心，孙少安、孙少平的成长历程基本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于连那样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个人奋斗。
这种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努力使“典型人物”从“高大全”中解放出来，成为既扎根于黄土地、又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的“民间原型”，也使“批判现实主义”批判、抗争的对象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转移到更广义、抽象的生活、命运。同时，也使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环境中获得了更广泛的适应性：既以朴实、真实深得读者信赖，又在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的过程中比《白鹿原》等作品顺利。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能创造出逼真的现实感，还能成功地创造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非常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安排都是基于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
路遥是一位真诚而敏感的作家，他在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改革的负面效应，如孩子们不再上学，农民掠夺性地使用土地，农民的欲望被刺激起来，“共产主义时代”的温情关系解体……但后来生存境遇越来越恶化的农民不堪重负被迫出外打工、社会腐败和不公现象益发严重的情况此时还没有出现。
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的生活基础，奠定了这套朴素信仰的“光明内核”：社会虽然有无数的不公正，但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能获得成功和幸福。这套信仰是民间土生土长的，又合资本主义个人奋斗的精神，它提倡以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方式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正是政府倡导、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
如果路遥没有在1992年英年早逝，他的创作生命一直延续至今，面对着众多当代作家所面对的不那么“明朗”的现实，以路遥的敏感和真诚，他的作品里还能有如此坚定的“黄金信仰”吗？抽掉了这样的“黄金信仰”，现实主义作品还能保持长销书的魅力吗？答案是不容乐观的。
虽说一部作品主要凭借自身的魅力在一两代人之间“默默流传”，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和伟大，但不借助文学史的力量，这样的光荣与伟大很可能会被历史长河淹没得不留痕迹。尽管当代受众的接受程度不能作为评判一部作品文学价值的主要标准，但所谓文学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它本身会随着“审美领导权”的变化不断调整。当然，调整也不是自动发生的。及时发现、认真审视那些被忽略了的重要的文学现象，以使之不成为文学史永久的“盲点”，这也正是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