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大概是国民认可度以及名句引用度最高的作家之一了。
丰富灵动的文字，对人性敏锐的洞察，以及细腻深刻的情感成为她留给后世最显著的几个标签。一直以来，文学界对张爱玲的研究与讨论也从未间断。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在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受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托朋友从香港买来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是多么惊讶！张爱玲才二十几岁，却对人性有那样细致的体会，她兴致勃勃地描绘都市里的生活，可你仔细品味这些生动的描绘，分明又浸润着难以明言的悲哀。
一面是精致而略显稚气的文字，一面却是阅尽人世般的悲凉的情怀，这两者构成那么奇特的对比，真称得上是让人耳目一新。
事实上，对张爱玲作品的这种惊讶的感觉，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也就从八十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埋没的作家相继被“开发”出来（沈从文曾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先是郁达夫，接着是沈从文、徐志摩和周作人，再接着就是张爱玲了。
一九八四年，上海的《收获》杂志重新发表张爱玲的《金锁记》，出版社也开始重印她的小说。到八十年代晚期，张爱玲的名字在各种文学选本中频繁出现；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而四本张爱玲的传记也在这时候相继问世，把对张爱玲的“开发”推到了一个高潮。
这样的情形当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八十年代中期铁凝发表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人们在称赞其对人性的深入刻画的同时，就明显感觉到了《金锁记》的影响。
而当一代在大学时期已经熟读过张爱玲的青年人逐渐进入文坛之后，张爱玲的影响就更广泛了。不但一些年轻的小说家——往往也是女性——有意无意地摹仿她，更有许多散文作者，甚至在遣词造句的格式上也摹仿她。虽然还没有人像有些台湾读者那样公开宣称自己是“张迷”，但自张爱玲的作品问世以来，她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中国的官方传媒会为她的逝世专门播发消息，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吧。
张爱玲为什么会在今日中国有这样大的影响？我想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它成就了张爱玲今天的广泛声誉。
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敏感的文化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以救世为宗旨，深具乐观色彩的思想话语。到二十年代中期，这套话语明显地占据了社会流行思潮的主导地位，开始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文化。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新文化一面被不断地简化（常常是恶性简化），一面也日益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它依然笼罩着绝大多数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不用说，它也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促成了白话新文学的诞生，从《新青年》上发起的那一场“文学革命”运动，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它不但规划着作家的视野，铸造着他的创作冲动，也不但影响他对素材的取舍和主题的构建，它还一直深入到作家的潜意识里，制约着他的感觉和想象方式，他的叙述和文字风格。
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能够突破这套想象的限制，鲁迅的《孤独者》，沈从文的《边城》，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但在总体上，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却正是这套想象日益弥漫的历史，是它不断地排斥和压抑异己，将越来越多的作家牵引入同一条窄道的历史，也是它不断地影响读者和研究界，从接受的一面强化这种排斥和牵引的历史。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面目彼此酷似的文学史著作，就触目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沈从文和张爱玲们的“复出”会获得那么热烈欢迎的原因。特定的政治使现代文化的那一套文学想象的某些方面恶性膨胀，这种膨胀已经将社会的文学创造力窒息得奄奄一息，在这样的时候发掘出《边城》和《传奇》这样充满生气的作品，人们当然要觉得兴奋了。读者的口味越是被《金光大道》之类的作品败坏无遗，沈从文和张爱玲就越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喜爱。
不仅如此，与其他的“出士文物”相比，张爱玲似乎是与那一套主流文学想象距离最远的一个。
张爱玲就不同了，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她就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与沈从文相比，她的写作显然更富于个人性，她没有沈从文那么多的牵挂，她可以全神贯注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细致感受，她的表情是那么平常，在这一点上，连萧红都比她不上。
而今天，整个社会正处于价值空虚日益深重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化所提供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想象，已经招致越来越广泛的怀疑。人们普遍对历史、社会、道德、进步、革命之类的大事情失去了兴趣，而愈益珍重自己个人的具体的生活。
在这样一派消沉的精神氛围里，张爱玲自然会特别引起广泛的共鸣，书贩们将她的文集与形形色色的休闲书刊并列在一起，正凸现了这份共鸣的病态的一面。她更为置身于这种氛围的年轻的作家们，提供了背向历史的写作榜样，也就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摹仿者了。
这些摹仿者未必能领会她作品中的无以名状的悲凉，但可以学用她那样的兴致盎然的笔调来咀嚼日常的生活，这样的咀嚼或许可以使作家和读者都感到心安，在经历过信念破灭的大惶惑之后，他们感觉自己重新踏着了坚硬的地面。
张爱玲笔下的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正为人们坚守这个感觉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倘就艺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但是，我们置身的这个“文化偏至”（鲁迅语）的时代，偏偏格外要成全她。这自然是她的幸运，但却未必是她那些摹仿者的幸运。
在《倾城之恋》的结尾，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倘我也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世事，那或许就可以说，这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