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迪（AndrewH.Plaks）,著名汉学家，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学、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等。代表著作有《<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叙事学》（本书用中文撰写）、《<红楼梦>批语偏全》等。如今他在希伯来大学一方面致力于将犹太经典《塔木德》转译为汉语，另一方面则将中国古代典籍如《红楼梦》转译为希伯来语，为中犹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作者：曾子芊
提起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这位曾经被钱钟书称作是美国明清文学的研究者“公推为同辈中最卓越的学者”，有的读者或许会感到陌生。也有的读者比较熟悉，读过他的那本《中国叙事学》——该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并进一步阐明了它与世界其他各国叙事文学的关联。
虽然《中国叙事学》中也有小部分章节提及了《红楼梦》，但浦安迪的成名之作早就是一部红学研究著作，即他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197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风靡一时，影响颇大，一举奠定了浦安迪在海外红学界的地位。周汝昌对它给予了首肯，钱钟书也曾向国内学者引介过此书，认为它的研究角度新颖独特，相当有学术价值，而且“它表示中国文学研究已不复是闭关自守的‘汉学’，而是和美国对世界文学的普遍研究通了气，发生了联系，中国文学作品也不仅是专家的研究对象，而逐渐可以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品成为一般人的文化修养了”。只不过，在四十多年间，该书的中译本一直没有问世，令不少读者引以为憾。
近日，《<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中译本首次出版，填补了这一长久的缺憾。虽然这本书成书于四十多年前，但浦安迪从未间断过对《红楼梦》的研究，随便拎出一个章节或者一句对话，他甚至都还能说出其所在章回，如今更开始致力于《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并称翻译《红楼梦》令他觉得“非常快乐”——若不是十分的钟爱，也许难至如斯境界。
尽管已是一位博通中国文化的学者，浦安迪始终保持着十足的谦逊和谨慎，称自己为“外邦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恐仍有颇多不如初学小儿之处”，以外国学术界的眼光来治中国文学遗产，以期“略补国内学者和读者的看法”。在众多文学奇珍中，浦安迪独对《红楼梦》的特加青睐佐证了该书的魅力。透过一名“外邦人”的眼睛，身为中国读者的我们也获得了一次宝贵的“故园重游”的机会，得以欣赏大观红楼中那些可能被忽略了的景致。
浦安迪开始着力于阅读《红楼梦》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学习汉语期间。那时，凡是立志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学子，“均视《红楼梦》为非攀登不可的珠峰，不顾语言能力、人生经验的不足，而急于投身到这一险峻的挑战中”。幸而，当时的台大国文系有几位“饱学老人”，浦安迪得以坐在他们的脚下，“一句一句细读《红楼梦》的原文，慢慢熟悉该书独特的多层文艺内涵”。
《<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中的“原型”并不是要揭示人物的本来面目，也非指代《红楼梦》一书的初稿或抄本的原型，而是一种特定的学术用语，取自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用来表达蕴含在某种文化表现里的内在思维模型”；同样，“寓意”指的也是一种特定的修辞手法，西方文学常用此语来阐释某些古典作品里隐秘着另一层思想内容。
虽然浦安迪运用的是西方理论，免不了令人产生方枘圆凿问题的担忧，但乐黛云教授如此总结道：“他绝不将某种分析模式强加于中国文学，而是将中国文学置于非常丰富的世界文学发展脉络之中，从多种角度加以欣赏和分析，因而能开辟出许多新的视域和趣味。”
周汝昌对此书的“文化立意”也十分看重，他曾说，浦安迪对《红楼梦》看见的不只是文学的“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他从中领会的首先是中国文化，意在结合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来探索它的根本点，可以说，在研究方法上毕竟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周汝昌还曾在自传里记叙了和浦安迪1987年在美国的交往：“忽有学友浦安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讲《红》（《红楼梦》），这是美国数一数二、几乎压倒哈佛的名校，我却愿意去看看，于是商量讲什么题目，浦先生喜欢听我讲《红楼》的结构学……”文末赋诗曰：“夏唐名士亦鸿儒，浦氏华文能著书。天下奇才何可记，为《红》不碍笔殊途。”这里赞赏了浦安迪对汉语、中华文化的精通。
谈《红楼梦》，钗黛之争似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自小说诞生以来，“左钗右黛”和“右黛左钗”的意见对峙，互不相容。清人邹弢与友论薛林，意见不合乃至于“几挥老拳”。（邹弢《三借庐笔谈》）同时，读者对主人公贾宝玉的看法也趋于两极，爱则极爱，恶则极恶。读者依据自己的喜好来臧否人物，甚至于“做《红楼梦》底九品人表”。（俞平伯《红楼梦辨》）普通读者不自觉地将现实人际经验加以投射，有自己的好恶贬褒，实属正常之事，只不过有时也会陷于武断和偏激。
浦安迪的《<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地方并非在于它试图论证如“双峰对峙双水分流”的黛玉和宝钗二人的地位，也并非在于挑战固有成见，重新解读经典，为背负骂名的人物正名，而在于它着眼于大处而非细枝末节，尝试把目光降至了一个特定文化传统中反复出现的具体美学形式。
在对伏羲和女娲的婚姻进行了详细论证后，浦安迪提出了“互补二元性”和“多项周旋性”的结构模式，以阐释《红楼梦》的人物、情节布局。
在浦安迪看来，中国文学系统中存在“互补的两极性”这样的原型结构，中国文化喜欢让互补的双方同时出现（伏羲和女娲的婚姻是此代表），他们的神话始终坚持让他们二人保持独立，而不是合二为一（对比西方文化中雌雄同体的耶稣），因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二元逻辑基础。“真假”“动静”“雅俗”“悲喜”“离合”“和怒”“盛衰”本质上不是辩证对抗的，而是在交替和交叠的过程中，形成了互补和互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包含着小说缜密结构的重叠叙述网络，“如同我们在第四十五回看到的黛玉和宝钗的和解，平定的寂静往往配合着激烈的争吵，崇高典雅可能伴随着强烈的悲哀，疾病和衰退可能带来和谐和友谊”。
这种相互蕴含的关系，置放在两位女主角林黛玉、薛宝钗身上时，尽管她们所暗含和倾向的品质最初是通过对立面表现出来的，但也明显不再只是“二元对立”的互斥了，而是形成了一种保持独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造就生命完满的全幅视野，可谓之“二元补衬”。近几年，台湾的欧丽娟教授因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有“扬钗抑黛”的嫌疑，招致了众“黛粉”的不满。实际上，她在论述中也着重强调过要用浦安迪的“二元补衬”的视角来看待宝钗和黛玉。
和“互补二元性”一样，浦安迪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人物代表了哪一个元素和方位，而是他们之间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的关系。在小说自身的文本叙述和对话中，“成对的概念交替运作”，共同构成了小说丰富的肌理与视野。
尽管也有中国学者认为《<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一书给人一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感觉，但周汝昌仍对这种“文化性质”的研究表示了赞赏，称它为第一个运用“五行”学说来阐释《红楼梦》表现手法的著作。
在梳理了中西方庭园文学后，浦安迪还对大观园的“大观”进行了深层考索，他认为“大观”蕴含了一种广阔视觉的理念，大观园包含了整部小说的主要结构模式，比如说二元坐标（如红绿的相互作用、山水元素的并置、“凸碧堂”与“凹晶馆”的方位……）。封闭状态的庭园与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交替感，在它的内部，不间断的盛衰和悲喜循环上演，推动小说走向结局。
《红楼梦》的结局——具体地说，关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否由前八十回的作者所写、写作的艺术水平如何，一直争论不断。张爱玲曾提过自己小时候读《红楼梦》的直观感受：“（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张爱玲《红楼梦魇》）也有不少红学家考据了后四十回乃“狗尾续貂”。不同的声音当然存在，去年，作家白先勇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一书出版，从小说家创作的角度出发，高度肯定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成就，令不少读者感到惊讶和困惑。
对“隐含了故事的要义”的《红楼梦》的尾声，浦安迪同样十分重视。只不过，他的着眼点依然还是一以贯之的“大处”，即续书是否符合基本的美学模式，而不是它对每个人物的刻画和伏笔是否采取了公正的态度。他肯定了续书的积极贡献，认为这个看起来幸福团圆的小说结尾只不过是合与分、繁荣与毁灭不断交替状态中的一环：“这部由曹雪芹开始、由高鹗结尾的伟大作品中贯穿着一个从‘欢中悲’和‘悲中欢’而来的美学模式，这两种人类经验最终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能从不断交替的模式去设想结局，考虑产生这些情节的一般规律，那么他认为，“续书通过更深的凄凉和重新燃起的希望将故事情节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应该获得批评界某种程度的赏识”。
身为读者，我们可能不会对浦安迪的这一观点表示完全赞同——人物的“语言无味”和“面目可憎”毕竟醒目，但他提供的这一套“中国逻辑方法”确实值得肯定。如果将现存的《红楼梦》视作一个完整的文学单位，推演它可能产生的另一种结局，浦安迪提出的问题亦值得思考——“难道只有我们从梦中醒来，这个梦才会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