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刊发胡适《白话诗八首》，标志着中国新诗的诞生。回首百年新诗发展史，作为中国新诗的重镇，上海为新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首次挂牌于文化街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简称亚东），则功不可没。
亚东图书馆的诞生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要好友汪孟邹去上海办书店。这样，汪向朋友凑了两千元股子钱，于一九一三年春到上海，在四马路惠福里弄堂内的一楼，租了一间房，用铁皮做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招牌，挂在门前。这样，亚东作为一家私营出版机构算正式开业了。同年，袁世凯复辟，陈独秀逃亡上海，他找到汪孟邹说，想办一份杂志，汪因资金拮据，表示无法做，就介绍给位于嵩山路吉谊里陈子沛、陈子寿昆仲所办的群益书社出刊，这就是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创刊时叫《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亚东出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声名鹊起。亚东图书馆缩在四马路的弄堂里，不为人注意。对此，陈独秀极不赞成。为了扩大影响，亚东就从惠福里迁出，先到河南路上的平和里，又迁到江西路上的福华里，最后于一九一九年，定位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上的棋盘街南首。
与中国新诗结缘
一九二○年五月，亚东出版了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的通信集《三叶草》。为什么叫“三叶”呢？田汉在书中的序言写道：“kleeblatt，拉丁文作Trifolium，系一种三叶丛生的植物，普通作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kleeblatt结合了。”三人通信所论的问题是，一、歌德文学；二、诗歌问题；三、近代戏曲；四、婚姻问题；五、恋爱问题；六、宇宙和人生观。《三叶草》到亚东结束经营时，总数印了二万二千九百五十册，也是一个超量的印数，可见此书受到读者的欢迎程度。
《尝试集》之后的一九二二年，亚东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同年出版了康白情、汪静之、俞平伯、陆志韦、宗白华等人的诗集。一直到一九二九年，还印行了钱君匋先生的诗集《水晶座》。整个二十年代，在中国新诗还处于初创幼稚阶段中，正是亚东不遗余力，为新诗的成长积极“鼓与呼”，推波助澜，摇旗呐喊，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助长作用。
胡适与《尝试集》
一九二○年三月，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由亚东图书馆初版，当年九月作了小改后印了第二版。一九二二年十月，胡适对诗集作了较大增删，出了增订四版。以后，就以这个版式作为蓝本，一版再版，可见此书受读者之欢迎，影响之巨大。我手头的《尝试集》旧版，是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十月的第九版，既使这个版本现在也弥足珍贵。
这个版本，删去了胡适自序及钱玄同的序言，另有“代序一”、“代序二”，作者增写了“四版自序”。在“代序二”中，胡适写道：“自古成功在尝试！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使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在这里，胡适对“尝试”两字作了阐释，亦可看出他十足的信心。尝试就是创新，允许失败，失败可以积累经验，可为后行者提供借鉴。
“四版自序”则是一篇较长的序文，胡适在开头一段文字中说：“社会对于我，也是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接着，胡适对新诗的尝试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的血腥气。”为了《尝试集》的新版本，胡适将初版后写的诗放在一起，先后请任叔永、鲁迅、周作人、俞平伯进行阅读增删，“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可以看出，胡适与他的这些同道们是多么友好而率真。这样，经过增删及一些文字改动，这“增订四版”共刊诗词六十四首，分三编及附录《去国集》。
《尝试集》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我国新诗创作的纪元，标志着中国诗坛从旧体诗一统天下，到新诗的正式创立。
今天的年轻人、诗歌爱好者，是不会照着《尝试集》去学习写作新诗的。因为，那些诗总体上看，畅达而显浮泛，明白而欠幽深，明理而乏挚情。这是新诗初创时期难免的弊病。
就胡适个人而言，他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性格更适合做学术研究。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放胆创造的勇气。”也就是说，新诗创新的勇气，比建立新诗创作的规范，和给人以美的享受来得更重要，胡适尝试的意义便在于此。
有人把在《新青年》杂志中发表新诗的诗人称之“新青年诗派”，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稍后的康白情、俞平伯、傅斯年、朱自清、汪静之等，他们在《尝试集》的影响和带动下，写出各具特色的新诗。新诗的开创，毕竟是时代的需求，是历史的潮流，胡适首先顺应了这个潮流，他的尝试，便显得伟大而独特。
《三叶草》的由来
《三叶草》由亚东图书馆初版于一九二○年五月，是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的通信集。此书因郭沫若的新诗写作而引发并得以出版。
郭沫若还在留日期间的一九一九年，看到订阅的上海寄来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刊登着一首康白情新诗《送曾琦往巴黎》，其中有：“我们叫了出来/我就要做去”这两句诗，使他“委实吃了一惊，那就是白话诗吗？我在心里怀疑着，但这怀疑却唤起了我的胆量”。于是，本来从学旧体诗刚转换到学写“白话诗”的郭沫若，就把所作的《抱和儿浴搏多湾中》、《鹭鸶》，抄寄到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宗白华先生就一首首给他发表出来，因为宗白华先生十分欣赏郭沫若的诗歌，他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诗是我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他希望每天发表郭的一首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他们两人，一个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一个在上海的《时事新报》社，但相同的爱好，相同的诗的观念，使他俩结下了珍贵友情。宗白华又介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田寿昌（田汉）与郭沫若联系，三人之间书信往还，情谊深笃。亚东图书馆把他们三人之间的通信编为一书，取名叫《三叶集》，出版后引发轰动，受到爱好新诗青年的热诚欢迎，堪称文坛佳话。一直到一九二年四五月间，因宗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副刊换了编辑，郭沫若写诗的欲望才趋于冲淡。
郭沫若这段爆发期的创作开端，不但完成了《女神》的主要诗篇，更形成了创作初期的诗歌风格。在向《学灯》投稿期间，郭沫若开始接触到惠特曼的作品。他从日本作家有岛武郎写的《叛逆者》一书介绍中，对惠特曼有了初步了解。一九一九年正是惠特曼诞生一百周年，日本文学界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这对郭沫若产生重要影响，他找来惠特曼诗集《草叶集》研读，还翻译了其中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投寄给《学灯》发表。从更早时期，郭沫若接触并喜欢泰戈尔的诗，到海涅的诗，到惠特曼的诗，从清新、平和，到豪放、自由的诗风。正如郭沫若回忆所说：惠特曼“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
在《女神》的《序诗》中，郭沫若写道：“去寻那与我振动数相同的人/去寻那与我燃烧点相等的人/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姐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
这就是郭氏早期的风格。这样的诗，在《沫若诗集》中比比皆是，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等。《女神》是继胡适《尝试集》之后出版的第二部中国新诗集，不但确定了郭沫若作为中国杰出诗人的地位，也奠定了中国新诗整体水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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