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在8月22日发布了《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当中第四条的“不留作业”、第五条的“规范考试”和第七条的“不推荐教辅”引起了不少人的热议。9月5日，教育部再次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此稿对第一轮征求意见中争议较大的表述稍作改动。
记者调查：培训班火爆，教辅材料热卖
记者调查发现，为应对减负，一些家长通过为孩子报培训班和买教辅材料来“增负”。
记者在南昌市多家培训机构走访发现，虽然开学不到一周，但培训机构的秋季报名已十分火爆。9月3日上午9时，记者在南昌市上海路一家培训机构发现，前来打听报班事宜的家长已有四五位。在这家主攻小学教育的培训机构，秋季招生在暑假期间已经启动。
一位南昌铁路二小的学生家长一口气为三年级的女儿报了阅读写作、奥数、英语等三个班。这位家长说，从二年级开始，她的孩子已经习惯在培训班过周末了。
除了送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班，给孩子买教辅材料也很常见。9月3日上午10时，在南昌市洪北图书城内，记者看到一楼的几个教辅书店人来人往。家住东湖区的付女士专程来给二年级的儿子买数学试卷和语文一课一练。她告诉记者，学校不再代订课外辅导书，由学生自由购买。“为了小升初，孩子必须把基础打扎实。”
网友反馈：给学生减负，就是给家长加负
“孩子越往上升学，学习难度越大，孩子问的问题我都不敢回答，只能请家教。”于女士孩子今年上五年级，她道出了许多家长都有的无奈。
一位家长感叹道，“给学生减负，就是给家长加负，浪费了学校的资源，火了社会上的辅导班，还掏空了家长的钱包。”
一位家长担心，“不像有一定经济能力家庭的孩子，偏远地区或家境贫寒的学生享受到学校之外的教育机会本就很少，减负后会不会使得他们和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布置作业市场化时代即将到来
身处政策落实第一线的孩子家长们一眼就能辨认出减负政策的伪善，所以他们喊出“给学生减负，就是给家长加负”这样一针见血的话。《教育减负十条》一没有总结国际教育实践的经验教训，二没有针对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三回避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即便我们可以相信教育部为了制定政策做了很多努力，但这些具体的政策不但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必然会加重中国教育问题。
政策制定无视国际经验
世界各个国家的教育实践表明，将孩子学习成长的责任推给市场的“学校减负”，将带来社会进一步的两极分化。而只有少数富人享受良好教育、大多数穷人享受不到基本教育权利的结果，只能造成国家能力的整体下降。
美国：美国开始增负改革，原因轻松教育导致劳动力素质存缺陷【1】
加拿大：公立学校基础教学投入不足，导致教育严重不平等【2】
法国：富家子弟占据名校，穷孩子离校，根源在于基础教育投入太少【3】
德国：孩子家境好的请家教，家境差的没人管【4】
韩国：减负导致各类课外辅导班格外发达【5】
政策制定无视中国现实
《减负十条》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全国小学生群体的复杂差异缺乏认识。“一刀切”的做法，有意识无意识地以城市儿童的形象和经历代表全体儿童的错误前提，此前在课程改革与学校合并等政策上，都给乡村和边远地区的教育制造了严重的危机。大量农村教育的研究表明，多数乡村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并不重，作业练习量恐怕是不足而不是过度，课后补习是极少数现象;很多学生家里没有书本报刊，如果学校和教师不允许介绍、提供教辅材料，就根本没有任何学习辅助工具。大量农村教育的研究表明，多数乡村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并不重，作业练习量恐怕是不足而不是过度，课后补习是极少数现象;很多学生家里没有书本报刊，如果学校和教师不允许介绍、提供教辅材料，就根本没有任何学习辅助工具。
政策制定无视教育病根
《减负十条》不厌其烦地对专业性的具体操作做“一刀切”的行政规定，但对于城镇小学生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即学校质量严重不均衡造成的过度竞争——丝毫不涉及。大学质量和资源的不平等，导致部分中学生过度竞争；中学资源和质量高度集中于极少数量的学校，造成小学生过度竞争。白热化的竞争才导致大量课后作业、补习以及其他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
据调查，北大2013年招收的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为14.2%。城市代表了师资优秀，训练严格，设备齐全;农村则代表了师资不足，训练松散，设备落后。近三十年一流大学农村学生的锐减，折射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高考作为阶层流动的狭窄通道，其结果越来越依赖资本的投入量。学校单方面减负不可能改变资本对产出具有决定性的普遍市场规律。在这里，我们就碰到了教育减负不可能成功的两条关键因素：教育应试化和教育产业化。
教育应试化
1977年恢复高考：
一、高考的局限性很大，考的知识面很窄。其次，高考的内容知识往往局限于书本知识，难以考察出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条件比城里人差得多。同时农村学生因为经济的原因，往往要做很多的家务劳动和下地劳动，在从事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实际生活技能，但这些技能不在考试之列。城市里的学生，因为师资和其他教育资源的优势，在高考中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城市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参加同样的高考，其实是对农村考生的极大不公平。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当下对高考制度本身的改革，反倒都是进一步加重教育的不平等。比如近些年特别火的自主招生，北大的说法是向“主动多样化选拔最适合北大培养的优秀学生的战略转型”。但自主招生作为高考的替代物，实质上构成了对农村学生的体制性歧视。学生的“综合素质”是由教育水平决定的，教育水平又由国家投入的不均和城乡间差距决定。单纯比高考分数固然有诸多的不足，但所谓培养“综合素质”的教育资源，穷人则更难得到。比之诸多要将一流大学完全变成由富人子弟一统天下的选拔改革，传统的高考形式反倒是当下一种“最不坏”的选择。
我们在讨论应试问题的时候，始终无法绕开富人总是比穷人多占资源的前提条件，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富人总是比穷人多占资源那就不得不提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教育产业化
首先，中国公共教育经费自90年代中期后不断萎缩，占GDP比重从5%以上逐年下降到最低2.3%，至今还只是要求2012年达到4%这个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数字。国家教育经费增长缓慢，投入不足，就造成教育资源主要靠市场规则来配置。
其次，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是农村教育投资大幅减弱的关键。本来，生产大队是农村小学最主要的投资主体，公社是初中甚至高中的投资主体。集体经济消失后，大量农村中小学数量减少，并导致八十年代初到新世纪初的二十年中，农村小学、初中、尤其高中生在校生数量一直低于1978年，一直到世纪初才恢复到改革前水平。这期间适龄学生数量增加，在校生数量减少，说明很多农村学生并没有接受初等教育。
第三，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体制有问题。中小学教育经费属地方财政支出项目，国家不予投入。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经济发达，财政收入高，教育投入就高。资料显示河南小学单生经费仅为上海的五分之一。尤其是大多数农业县，90年代取消村级行政提留后并没有补偿措施，村级小学受到严重影响。在免除农民农业税后，一大块县级财政收入减少，教育经费就更加捉襟见肘。这同很多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平衡教育经费的做法有很大差别。
90年代以来的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试图追求并实现教育的赢利能力。一般说来，企业增强赢利能力的途径之一，是人为维持供应短缺以实现高价格、高利润。当社会只有少量重点学校(或者所谓优质学校、示范学校)时，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必然要使出浑身解数，以便让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入重点学校读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关系的找关系，有钱的赶紧掏钱“自愿捐助”，有权势的利用权势“协调安排”，各显神通。面对这一景象，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重点学校的负责人员，自然炙手可热，想不威风都难。
教育产业化是搞教育资源垄断好发财，不把教育当作提高国民素质的工具，把教育当做个人发财的工具，把教育资源垄断积累给自己好发财，想学习不想学习就先接受他们的教育剥削。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育改革建议。
首先，要彻底反思教育产业化政策，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强制财政资源、师资均衡分配到城乡。当然，在市场化作为主体的社会大背景下，城乡经济差距不可能解决，拜金主义作为社会主导精神无法消除，教师群体的春蚕精神、蜡炬精神作为一个整体也不可能重现，即便国家加大投入，强制教育资源均衡，那也只能决定国家所掌握的那一部分教育资源的投放，而无法决定社会资源的流向。城里孩子依旧能够更多地从市场上获得教育资源，而乡里教师作为一个整体也一定会由于家长的各种“问候礼”较少和社会地位较低而产生懈怠。
所以，单纯放弃教育产业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富人与穷人间的教育不平等。要想彻底解决，就必须要反思市场为主导国民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进而实现城乡的经济平等，实现教师群体的精神重建。
以此，才能在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公平的前提下弱化高考在教育中所占的地位，进一步根本上解决教育应试化的问题。毛泽东主席认为考试制度也要改革。考试要着眼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能启发学生的创造力，而不是死记硬背。新中国建立后，他曾多次对考试制度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现行的考试制度不利于培养青年的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用出怪题、偏题整学生，是考八股的办法，应该完全改变。他“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晚年，他同意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
最后，我们才能真正认真地探讨教育减负的问题。毛主席力主精简课程，缩短学制。1952年，他明确指出：“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1964年2月，他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毛主席特别注重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1965年12月，他在杭州一次会议上尖锐地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不见稻、粟、菽、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毛泽东主席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他认为高中毕业后，先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尤其是文科，他主张把整个社会作为工厂。他坚信，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
在中国教育应试化、产业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教育减负，实际结果只能是“学校减负，家长加负”，其政策本质是进一步的教育市场化，必然结果是造成中国教育的进一步两极分化进而是中国社会的进一步两极分化。网友讽刺教育减负政策，并不是认为中国部分小孩学习负担过重、创造力被扼杀的问题不值得重视，而是认为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不能从现象入手，否则只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只有反思教育产业化，反思市场主导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恢复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才有讨论教育减负的社会基础。而在教育减负问题上，毛主席给我们留下非常丰富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充分吸取。
【1】《华尔街日报》8月27日这样报道称，“美国数十年来最大刀阔斧的公共教育改革终于走进课堂”。美国和中国几乎同时拉开“基础教育改革”的大幕。不过，与中国“减负”不同，美国对学生的要求几乎可以称为“增负”。《华尔街日报》称，大多数州不仅开始贯彻更严格的数学和阅读标准，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将教师评估与学生考试分数或其他衡量学生成就的指标相挂钩。该报引述支持此次改革学者的话称，这将有助于提高美国学生在面对海外学生时的竞争力。
【2】加拿大自本世纪初起，“基础教育取向”就成为争论焦点。加拿大著名媒体人格莱斯庞曾多次撰文称，由于公立学校基础教学投入不足，导致教育不平等：一方面有钱人花大钱让子女上私校，或不惜重金上课外班进行辅导，而普通孩子在“快乐”的公校里混日子。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普通孩子不用担忧什么;但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代，他们的饭碗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加拿大《环球邮报》称，在安大略省，小学生数学成绩的持续下滑让家长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些孩子将来即便找到一份星巴克的工作恐怕连找零都会成问题。
【3】在法国，大学实行宽进严出，尽管貌似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但每年大约有8万大学生不得不在没有任何获得文凭的情况下离校，其中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法国不少学者认为，这表明仅凭原有的基础教育，学生很难在高校的严酷竞争环境下立足，一些名校八成学生是上层家庭子弟。这样的不平等，根源其实出在基础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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