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馆曾几度搬迁第一个馆址在广化寺
国家图书馆从1909年成立至今有了百多年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里，国图馆曾几度搬迁，而它建立起的第一个馆址，就在什刹海边鸦儿胡同的广化寺内，当时的名称叫“京师图书馆”。
我曾经在后海附近住过三年，从我的住处走到广化寺不超过20分钟。什刹海附近一直都是北京的热闹游览区，车多人也多。我到城里办事，哪怕绕路也要尽量避开穿行这一带。因此虽然早就知道广化寺就在旁边，也早就知道国图的起点在广化寺内，但也没想过要去那里看看。
前一段，因为商讨编撰《鲁迅藏书志》，我到鲁博见了黄乔生馆长及另外几个朋友。办完事情到鲁博书屋去转一转，在书屋里翻到一本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的《鲁迅影像故事》，在书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1913年，鲁迅将一部铜活字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拨予京师图书馆。”鲁迅对于京师图书馆的筹备出过很多气力，在他的努力下，费了七年的周折，把藏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运到了京师图书馆，也就是广化寺的院中，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历史。但文津阁本一直缺《古今图书集成》，鲁迅居然能搞到一部，这事听来很新奇。
李先生闻我所问，笑了起来，说自己前一段也在探究这件事，因为文津阁《四库全书》现藏国图馆中，而馆里也有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但却是从另外渠道得来的，跟文津阁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不久前得到一个新的信息，一位老师告诉他：在承德图书馆看到了原在文津阁的那部《古今图书集成》，虽然不全了，但还存着一大半。李先生看了电脑中的照片后，认为那部书从装潢上看，的确就是宫内所藏，所以他觉得承德市图书馆藏的这一部十有八九就是原藏在文津阁里的，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前往承德目验。据此，李先生说，鲁迅又搞到了一部雍正铜活字本的《古今图书集成》，似乎不太可能。
李先生还给我讲述了关于国图馆的一些变迁细节。比如说，1928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在南京成立了国立图书馆，于是就把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但那个时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也创办了一家图书馆，名字就叫“北京图书馆”。李先生说，前一度，海峡两岸共同合印了彩绘本的《千家诗》，台湾的那一册《千家诗》底本上，就钤盖着北京图书馆的藏印，其实那部书就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图书馆的旧藏，当时的馆长是梁启超。而梁启超担任此馆馆长的同时，还兼着北平图书馆馆长和松坡图书馆馆长。
这些有意思的故事，突然让我有了前往广化寺看一看的冲动。这一天天气有些闷热，我开车来到鼓楼大街。停进狭窄的鸦儿胡同当然不可能，沿途慢慢开行，行驶到附近另一条大街上，这里也是车满为患，正彷徨间，突然看到某个店铺门口还有一个窄窄的车位，于是赶紧把自己的“驴”拴在了那里。
寺中有一棵茂盛的曼陀罗花
鼓楼西大街跟鸦儿胡同是并行的两条斜街，两条斜街之间的连接线很少。沿着鸦儿胡同向西北方向行走几百米便到了广化寺的山门前，胡同到此骤然宽阔了很多，使得胡同在此变成了葫芦形。山门的对面是寺庙中常见的巨大影壁，这个影壁是新近修建而成，看不出一丝古意。
广化寺的历史不算长也不算短，按照《日下旧闻考》的记载，此寺建于元代，如此说来，距今大约有800年的历史。记载称广化寺在历史上“殿堂廊庑，规模宏大”，而今我走入院中，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进寺之后仅有小小的前院可以自由出入，而通往里面的门口摆着“游客止步”的牌子。
广化寺的前院属于正规的寺院建筑格局，天王殿两侧分别是钟楼和鼓楼，然而天王殿内却是售货的摊位。摊主告诉我，现在不能入内，我只好在院内寻找可供拍照之物。
院子中让我尤其感兴趣的，是那棵茂盛的曼陀罗花。大概三四十年前，有部很有名的电影名叫《李时珍》，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李时珍千辛万苦在深山里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曼陀罗，然而却被冲上来的道士给毁掉了。
那个画面让我记忆深刻，由此记住了这种特殊的花儿。但电影里出现的那株曼陀罗体量很小，仅开着几朵花，眼前所见的却不是一株，而是一丛，上面挂满了金黄色的花朵。我记得电影里的李时珍找到的是白色花朵，不清楚两者之间有没有药性上的区别。
遇到曼陀罗的惊喜没有盖过我进第二进院落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站在门口观察一番，看见有人偶尔会走进后院里，我尾随其后也向院内走去。还没下台阶，就听到侧房里一声咳嗽。闻听此声，我立即止步，心想这里的管理者竟然这样有涵养。后院比前面开阔许多，院的前侧竖着两通古碑，碑面的字迹已经泐损不清。因为没有游客，反衬出另一种宁静。我犹豫了一下，站在台阶上拍了几张院景，咳嗽声没再响起，我将其理解为默许。
张之洞、罗振玉都是为建馆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罗振玉先总结了图书馆的作用，既能保持和延续国粹，又能学得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以此说明图书馆既能巩固过去，也能展眼未来。而后他举出了西方文明与图书馆的直接关系，为此，他提出“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退之各省会”。在罗振玉看来，应该由学部牵头，先在北京建造一座国家级的图书馆，而后以此作为示范，让各省效仿来开办省级图书馆。他甚至想到了开办京师图书馆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一曰，择地建筑也。二曰，请赐书以立其基也。三曰，开民间献书之路也。四曰，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也。五曰，置写官。六曰，采访外国图书。以上乃大略办法。”
罗振玉认为创建京师图书馆首先要选地建馆，希望朝廷能赏赐一批书作为馆藏基础，而后制定政策，鼓励民间捐书。另外可以向各地方政府征集方志以及当地的古刻石拓片，同时安排一些写手来抄录不可得之本，还可以从国外进口西洋之书。
至于创馆后的守成，因为没有成案在，所以罗振玉认为既然西方早就有了开办图书馆的经验，自然也有具体的管理办法，不妨借鉴那些办法，再根据国内的情形变通使用。
奏为筹建京师图书馆，拟恳天恩赏给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并饬下奉宸苑内务府拨与净业湖暨汇通祠各地方，以便兴建而广文治，恭折仰祈圣鉴事。伏查本年闰二月，臣部奏陈预备立宪分年筹备事宜，本年应行筹备者，有在京师开设图书馆一条，奏蒙允准，钦遵在案。自应即时修建馆舍，搜求图书，俾承学之士，得以观览。
张之洞提到本年也就是宣统元年，这一年的闰二月学部已经提出了筹建京师图书馆的设想，并且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他接着强调图书馆是学术之渊薮，京师又是天下风向所在，所以图书馆必须建造得有一定规模，所藏之书也必须很精详。
接下来他提到了四库全书南三阁被毁，有些藏书已经流失海外等，又讲到各地督府已经有了建图书馆之举，并举例两江总督端方购买八千卷楼之书创建江南图书馆，而端方听闻张之洞有拟筹建京师图书馆之举，于是买下了两批民间藏书运到北京，以此作为新创建的京师图书馆的藏书。这两批书计有一千六百余种，十二万余卷。张之洞在奏折中写到此事，是想说明京师图书馆在筹办阶段已经得到了数量不小的藏书。
关于为什么要创建京师图书馆，张之洞在奏折中解释，晚清时节，中国古书大量流失海外，他担心长此以往中国学者想求一些珍秘之本愈发不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方才有了开设图书馆的想法。同时他希望能把藏在热河行宫内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避暑山庄各殿陈设的其他书籍一并拨交给京师图书馆。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能臣，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像一般清流只会讲述伟大意义，而提不出具体措施。他在奏折中详细列明了从哪里得到书，经费如何解决，还提出应当选怎样的建馆地点。
学部最初选中的建馆地点在德胜门与净业湖附近，计划将图书馆建在一小岛上，再在岸边购买民房作为书库。把图书馆建在四面环水之地，想来是考虑到消防安全问题。但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原因可能是费用太大。但皇帝已经批准创建京师图书馆，故开馆之初，只能暂借广化寺的房屋。
鲁迅想尽办法为京师图书馆找书
还有一位人物也对京师图书馆的建立贡献很大，这个人就是鲁迅。
鲁迅曾在教育部第一科任科长，关于他跟京师图书馆的关系，仍然要从京师图书馆筹建的历史说起。清宣统二年（1910），京师图书馆开始筹备，当时的图书馆监督一职由缪荃孙担任，监督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馆长。缪荃孙为筹备此馆也想了许多办法，比如从陆润庠家把当时留存的64册《永乐大典》要了回来，还请了多位大藏书家担任顾问，如柯劭忞、董康、罗振玉、吴昌绶等。然而还没有筹备完毕，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结束，整个筹备运作就暂停了下来。
进入民国后，京师图书馆继续筹办。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对外开放了。当时的看书方式还很特别，因为看善本需要掏钱。当时的馆长是江瀚，但他在任职的第二年就调往四川做盐运使去了，彼时又没有任命新的馆长，于是暂时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任。然而夏的工作太多，根本顾不上图书馆的事情，于是就让自己的手下鲁迅负责图书馆的所有工作。为此，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下许多关于图书馆的初期资料。
鲁迅对京师图书馆做出的最有名贡献，就是想办法把文津阁《四库全书》从内务部要了回来。如前所言，在创建之初，张之洞在奏折中请求皇帝将文津阁《四库全书》拨交给京师图书馆收藏，但事情还没有正式实施，清王朝就结束了。
为什么运给京师图书馆的书却被内务部弄走了？鲁迅在日记中没有做任何解释。自此之后，鲁迅就以教育部的名义，一直找人索要该书，最终将书要了回来。
民国四年（1915）八月三十日，教育部饬令第307号，令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派京师图书馆人员前去古物陈列所接收文津阁《四库全书》。
古物陈列所终于把《四库全书》移交给图书馆，但在清点时发现少了一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后又经过多次交涉，终于要了回来。然而内务部只给回了书，却不给书架，于是鲁迅继续交涉，又过了一年多，才把这103个书架索要回来。这样说来，鲁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所做的贡献也不小，只是被他其他方面的光芒所掩盖了。
图书馆在广化寺开办起来后，也受到不少批评
除了调拨之外，京师图书馆为了增加藏书，也想办法从民间征集，为此教育部在民国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发布了征集图书简章。这份简章首先谈到私家藏书很容易失散，而后举出了四个原因：
私家为图书建筑馆宇者，实属寥寥。一遇刀兵水火之灾，无力保全，最易毁灭。绛云之祸，前车不远，一也。私家藏书最久者，海内独推宁波范氏，然天一阁之书今亦散佚，盖子孙不能世世保守勿失，二也。海通以来，外人搜求中国善本孤本之书，日盛一日，售主迫于饥寒，书估但图厚利，数年之后，势必珍篇秘籍尽归海外书楼，中国学者副本亦难寓目，三也。名人著作及校本未刊行者，指不胜屈，亦有子孙无力刊行尚知保守者，但数传之后，或渐陵夷，心血一生，空箱饱蠹，四也。
该文还谈到了图书馆因为限于经费，无法把失散在民间的书一一搜集起来，因此提出可派人前去抄录难得一见之本，以此来保存文献，其目的乃是“总之，在馆中能多一册书，即学术上多受一分利益”。
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开办起来后，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小说月报》第3卷第8号上刊载有署名“我一”所撰《京华游览记·京师图书馆》一文，此文先批评了京师图书馆房屋之局促：“屋既不多，卑狭而简陋，空气不充，决非适宜之藏书地。前进庋藏普通书籍，门扃未之入。”接着又批评馆员之不敬业：“不设观览室，不见观览人。入门则隶役慢客，入室则官气犹浓。”
也许是批评之声太多，而前来读书的人很少，于是教育部在1913年10月27日下令京师图书馆闭馆，另觅适宜馆址。1915年6月，教育部下令把京师图书馆迁到了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旧址，一个月后，该馆从广化寺迁往了新址。但是，京师图书馆创建于广化寺这件事，却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从广化寺出来，沿路往回走，我无意间看到寺的左邻也是一处仿古建筑，门楣上挂着的匾额竟然写着“什刹海书院”。不知这个书院是书法院还是藏书院，但我宁愿把它理解为后者。书院的大门紧闭，无法知道里面的情形。隔墙向里张望，院内是一栋几层高的楼房，如果这里藏书，那么兴建者很可能知道旁边的广化寺就是国家图书馆的起源地。
从广化寺侧旁的一个小胡同穿过，就是热闹非凡的什刹海。这一天是周日，游客自然不少，广化寺与什刹海仅一墙之隔，看来真符合张之洞的建馆要求，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把自己的藏书放在广化寺。可惜，他去世的时候没能看到自己努力倡建的这座图书馆，当然，他更不可能知道这个馆后来成为了国家图书馆，并且是这个地球上的十大图书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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