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版本传承来看，《碛砂藏》比刊刻时代更早的《福州藏》《思溪藏》新增了不少经典，其内容及版式又影响了后来的《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从史料价值来看，卷末拥有丰富的刊记，可以作为管窥宋元佛教史、社会史的重要材料。从使用情况来看，有赖影印本的出版，这部早期的刻本流传广泛。一个多世纪来，对这部藏经的研究层出不穷。目前（2020年3月29日）共检得论著信息353条，编者、著者等共208人。
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碛砂藏》，也可以让我们认识佛教经典传播与演变的历史。以下首先简述百年来的研究史，再逐一介绍各个方面的主要成果。
1881年，杨守敬赴日本使馆就职，之后开始大量收购中国古籍，买到了一部《思溪藏》。他将购买的经过记载在大藏目录的卷后，后来又收录于《日本访书志》卷十五。在那个时代知道《碛砂藏》的人不多，其实杨守敬所买的这套《思溪藏》中的《大般若经》部分正是以《碛砂藏》配补的。[2]
1913—1914年，常盤大定在日本《哲學雜誌》上连载其长文《大藏經雕印考》，这是目前所见对刻本藏经最早的系统论述。其中专章介绍了“碛砂藏版”，不过应该是因为材料有限，这一章只有简短介绍，不像讨论其他藏经一样涉及具体的刊刻年代、收录卷数等问题。常盤大定主要依据的材料是明王世贞《楞严寺刻大藏缘起序》及冯梦祯《刻大藏缘起》中的只言片语，并大致推断出《碛砂藏》是宋元时期的成果，且与弘道尼有关。[3]
1914年，常盤大定、境野黄洋等人举办了第一届东京“大藏会”，[4]展览佛教的古经卷。同年，日本《新佛教》刊载了此次展品的目录，其中常盤大定展出了川越喜多院所藏带有“碛砂延圣院”刊记的佛经，并题名为“宋本（碛砂本？）”。[5]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展出《碛砂藏》并定名的记载。
1915年，“仏教各宗学校连合会”开始举办京都“大藏会”。从后来结集的《大蔵会展観目録：自第一回至第五十回》可知，在1936年影印本问世以前，日本展出了大量《碛砂藏》的零本。比如第一回即设“元代延圣寺藏经版”，收录了善福寺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内藤湖南藏《发智大毗婆沙论》卷百五十一等；第二回设“碛砂延圣寺版”，收录了南禅寺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五。[6]
大藏会的成果影响广泛。1922年，罗振玉《宋元释藏刊本考》即以上述三部经典的刊记，介绍“延圣寺大藏”的布施者朱文清、补雕者管主八等。[7]同年，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同样利用了大藏会的展品讨论河西字大藏经，他使用的是《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末管主八的题记。[8]
另一边发生的事情是，1915年，开元寺所藏经卷移送至卧龙寺。1923年，康有为在卧龙寺看到经册堆积，且布满尘埃，于是与住持达成协议，交易这套藏经。后来由于运输过程中发生纠纷，越演越烈，社会各界传闻康有为想要在西安“盗经”，因此交易一事取消。1928年，省教育厅长黄统奉省主席宋哲元令，将卧龙寺经卷移至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即今陕西省图书馆。[9]
虽然陕西本已经被发现，但是由于没有整理出版，因此这个时期对《碛砂藏》的研究偏于介绍，而少有新的进展，如深浦正文1924年的《佛教聖典概論》即是如此。[10]1930年梅光羲所撰《佛典略说》甚至认为碛砂版几乎“散失不传”了。[11]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成果是，1929年出版了《大正藏》的《昭和法宝总目录》第1册，收录了《碛砂藏》刊刻时的宋本目录《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藏经律论等目录》。[14]
1930年，内藤湖南在影印本《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的跋文中比对了《碛砂藏》和《圆觉藏》的目录，发现二者在函号和卷数上完全一样，[15]这个发现证实了两部藏经之间的关联。
1933—1936年，上海影印自陕西省图书馆的《碛砂藏》陆续出版。首册之一，收录了释印光、释虚云、欧阳渐、蔡元培、朱庆澜等人的序跋，详载此书影印的价值等。首册之二，有叶恭绰的《碛砂延圣院小志》以及蒋维乔的《影印宋碛砂藏经始末记》；前者应是研究《碛砂藏》的第一篇长文，后者则记载了陕西本《碛砂藏》发现的经过及影印时的艰苦过程。
陕西本《碛砂藏》的价值自不待言，在其影印本公布4年之后，其实国内又有一套近乎完整的《碛砂藏》被发现。1940年酒井紫朗、吉井芳純二人发现了山西崇善寺藏有《碛砂藏》。[17]1941年，小川貫弌亲眼见到了寺内藏本，并且做了调查。[18]崇善寺本较少配补，因此可以成为比对他处藏本的依据。[19]
1956—1962年，吕澂为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撰写词条，其中的《碛砂版藏经》《元刻普宁寺版藏经》《明初刻南藏》《明再刻南藏》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碛砂藏》的刊刻背景及与其他藏经之间的关联，并且提到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评价：“在宋、元各种大藏经刻版中再没有像碛砂版这样关系复杂的了。”[20]
1964年，为了庆祝京都“大藏会”成立50周年，小川貫弌等人组织出版了《大蔵経：成立と変遷》。书中也对《碛砂藏》做了概述，值得注意的是，提到了在刻工、扉画等方面与管主八所主持之西夏文大藏经的关联。[21]
1992年，日本奈良县教育委员会发行了《奈良県大般若経調査報告書》，记录了西大寺藏《碛砂藏》信息，由此世人始知此藏最早的刊刻年代是南宋嘉定九年（1216），最开始是比丘了懃个人发起的行为，组织刊刻了十二卷《大般若经》。
1994年，中村菊之進在《密教文化》第184—186期上连载其长文《碛砂版大蔵経考》。此文主要利用中日藏品中卷末的刊记，集中讨论了《碛砂藏》在宋元不同时期的布施者、组织者乃至寺院的住持和僧侣，还原了刊刻过程。
2003年，何梅在《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中负责第七章《宋元版〈碛砂藏〉研究》，详细阐述了存本、刊刻地点、刊刻始末，并且提到了28函秘密经及最后3函《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中待解决的问题。[22]
2015年，野沢佳美《印刷漢文大蔵経の歴史：中国·高麗篇》针对中日两地的藏品揭示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比丘了懃主持的成果不论在板木的长度还是在音释的内容上，都与其后赵安国所组织的有所区别。[23]
2016年，LucilleChia（贾晋珠）所撰“TheLifeandAfterlifeofQishaCanon(Qishazang碛砂藏)”与中村菊之進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作者藉助其对中国版刻历史的充分了解，将《碛砂藏》的刊刻还原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同时也利用了普林斯顿大学藏品进行研究。[24]
另一部是2016年孙中旺主编的《〈碛砂藏〉研究论文选辑》。这是为了庆祝《碛砂藏》始刊800年及影印出版80周年而编辑，收录了十余篇重要的论文，如杨绳信《论〈碛砂藏〉》、王菡《在美国所读〈碛砂藏〉》等。
1.陕西开元、卧龙寺藏本
根据姜妮《根据普查结果，再探镇馆之宝〈碛砂藏〉》可知，陕西本共5646卷，计5127册，存经1396部，始天字函，终烦字函，今存陕西省图书馆。[26]
需要注意的是，杨居让指出陕西省图书馆所藏其实有千余卷并非来自开元寺、卧龙寺。[27]而胡适、何梅先后提到，陕西原本很可能已经使用《普宁藏》配补过了。[28]另外，学界一贯以开元、卧龙寺本来指代这套《碛砂藏》，但却罕有人提及两个寺院收藏的不同情况，其实早在1932年费师洪、卢美意即撰有《整理〈碛砂藏〉目录》，注明二寺各自的存阙情况。[29]
目前亲眼见过原本而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姜妮、杨居让、杨绳信三人，比如杨居让即指出宋元所刻和明洪武所刻在纸张上有厚薄、颜色的差异，[30]这是在阅读影印本时无法发现的。此藏部分彩图可见《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2014—2015）。
2.山西崇善寺藏本
根据何梅《山西崇善寺藏〈碛砂藏〉本的价值》，崇善寺本约551函1249部5418卷，从地字函《大般若经》到弊字函《中峰广录》，较少配补，且寺内整理有实际存经的目录。[31]
3.北京柏林寺藏本
根据李际宁《关于北京图书馆新发现的〈碛砂藏〉》可知，国图所藏北京柏林寺本始玄字函《大般若经》终烦字函《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为明初补刊本，明宣德七年（1432）由北京居民董福成请印；1966年在柏林寺大殿被毁佛像中发现，后存入当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1992年在方广錩指导下，清理出2000多册。[32]需要注意的是，国图尚有来自各方的散藏零本，如杨守敬所购《思溪藏》中配补的《大般若经》、胡适原藏的《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33]、《国家图书馆西谛藏书善本图录》[34]所载原郑振铎的藏品等。
目前可以通过《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35]见到柏林寺本部分书影。
4.零散收藏
根据何梅描述，大陆尚有北京文物局、北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州西园寺、四川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师院图书馆、四川博物馆、辽宁图书馆、旅顺博物馆也存《碛砂藏》的零本。[36]我们参考2005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以及“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可以看到还有其他收藏地，如首都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37]
辽宁省图书馆的藏品也颇为丰富。《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著录有宋刻、元补、明递修朱家经坊印本《碛砂藏》342册，存342卷。[39]馆内的这些资料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目前仅见根据馆藏而出版的图录《碛砂藏经眼录》。[40]
需要注意的是，古籍普查较为复杂，而《碛砂藏》又容易与《普宁藏》相混，因此上述馆藏仅能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具体情况，还需实地调查。比如内蒙古图书馆藏至元三十年（1293）张遵诲出资为五台山金界寺刷印的《维摩诘所说经》卷中，但何远景根据刷印年代认为有可能是《普宁藏》本。[41]
上述藏品，基本没有完整的出版物，不过可以在各地的古籍图录以及一到五批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看到部分书影。
以上零本大体是公家收藏，其实私人藏品也为数不少，我们可以从历年的拍卖会窥见大概。当然，这些展品是否真的是《碛砂藏》，还需要进一步鉴定。可喜的是，拍卖会常会展示藏品的高清彩色图片，可供研究者判断”[42]。
现存藏品的整理，也不应忽略残片。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汉文佛典中，有十余件刻本藏经的残卷。竺沙雅章比对图版发现，其中的《增一阿含经》《善见毗婆沙律》等正是《碛砂藏》残片，且部分与影印本存在差异。[43]
1.大阪杏雨书屋
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所属杏雨书屋所藏《碛砂藏》，共有4962卷，4548册，从天字函《大般若经》到感字函《宗镜录》，最早是韩国庆尚道天德寺信徒团体“天德社”捐赠的，在日本享德元年（1452年）由对马领主宗氏供奉在伊津八幡宫，后因明治以来辖区的变迁，而变成现在的样子。[44]
目前此本暂未公开，但1982—1985年《佛教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年报》第1到3期公布了《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图录，1998年、2009年武田科学振兴财团分别编辑了周年纪念的《杏雨書屋図録》，都可以作为参考。另外，2019年九州国立博物馆举办了《版経東漸：対馬がつなぐ仏の教え》的展览，并出版有同名图录，不仅展出了《善思童子经》等经典，还展出了《碛砂藏》的经签、経箱等。[45]
2.零散收藏
日本藏品之丰富，已为学界所熟知。如上所述大藏会活动，即常有展品。日本学界探访《碛砂藏》散藏的活动，也不绝如缕。如小野玄妙自述，自大正十一年（1922）起，他参与了校勘《大正藏》的工作，后来又在高楠顺次郎以及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帮助下，调查日本各大寺院所收的藏经，因此能够见到较为丰富的原始材料。小野玄妙指出，日本寺院收藏的藏经，多以混合藏的形式存在，比如川越喜多院的宋藏，主体是《思溪藏》，但其中又有嘉熙年号前后的《碛砂藏》乃至元本《普宁藏》。[47]
目前所见，对日本刻本藏经收录最为齐全的当属梶浦晋，[48]以下在他的基础上补充参考资料及部分条目，列表格呈现。
日本所藏，太过丰富，因此想要列出各地所有藏品，恐怕较为困难。比如梶浦晋搜罗的范围已经足够全面，但并未提及南禅寺藏本。另，中村菊之進提到，大东急纪念文库、龙谷大学图书馆、天理大学图书馆、坂本竜门文库亦有部分散藏。[51]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1.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
由胡适、屈万里的统计可知，馆内所藏有1479种，6014卷，5359册，561函，其中宋本698册，元本1632册，用以配补的明南藏本及天龙山本868册，十六世纪末年明抄本2161册。[52]
《碛砂藏》所在“葛思德东方书库”经过多次编目，可以成为了解整套藏经的参考依据，历年编目如下：
1941年，吉礼士给收购的书籍编写了《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TitleIndextotheCatalogueoftheGestOrientalLibrary），在北京刊印。1975年，屈万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出版，此中详细著录馆藏《碛砂藏》的数量。1990年，昌彼得、吴哲夫等人在屈万里的基础上主持编撰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
2017年，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马丁先生在屈万里、昌彼得等人的成果上，编撰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书中提到馆内所收《碛砂藏》尚有三个附录，第一件是吉礼士等制的表1册，有胡适、屈万里的手记；第二件是依照《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目录》与馆藏子目的核对1册，有屈万里1965年手记；第三件馆藏有图及年代记录的14页文件。[53]
以上资料可以作为实地访查馆藏《碛砂藏》时的预先准备。
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佛说伏婬经》等三经同卷，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有《大威德陀罗尼经》及《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及《说无垢称经》等，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有《阿毗昙论》及《阿毗昙毗婆沙论》等。[57]以上皆是零卷，并未有大部头藏品。其中，部分图书馆的馆藏已经全文黑白影印出版了，如《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2014），可资参考。
以上所述仅涉及了几个主要的国家，其他地区的散藏亦不在少数，且多收有一些珍贵的材料。如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藏有4种《碛砂藏》的零卷，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善见毗婆沙律》等。谢辉即指出二经同卷的《沙弥尼戒经》与《舍利弗问经》卷末有“南阳郡妇人朴氏”的题记，与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正法念处经》略同，很可能都是高丽国金禄施财刻印的；此外卷内有“清音寺”“宝玲文库”等钤印，可见是最先藏于日本。[58]
南方系诸部藏经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福州藏》影响了《思溪藏》，《思溪藏》又影响了《碛砂藏》与《普宁藏》。因此研究《碛砂藏》可以从与其他藏经的关系入手。
首先是与《福州藏》。《碛砂藏》约、法函收录契嵩编修的12卷《传法正宗记》，卷首有延祐二年（1315）题记：“平江路碛沙延圣寺大藏经局今依福州开元禅寺校定元本《传法正宗记》，重新刊板流通。”中村之進据此指出《福州藏》对《碛砂藏》的影响。[59]
再次是与《普宁藏》，由于《碛砂藏》元刻本以《普宁藏》为底本，因此很多《普宁藏》特有的信息，也保存在了《碛砂藏》中。吴敏霞、何远景指出《碛砂藏》照录了《普宁藏》的十四条题记。[61]
最后是与《洪武南藏》。1934年，支那内学院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发现了《洪武南藏》。1938年，吕澂即指出，其中五百余函的版式、字体与《碛砂藏》一模一样，甚至连错简衍文也一一吻合。《碛砂藏》所存《普宁藏》题记以及得到妙严寺本补板的情况，也保留在了《洪武南藏》中。此外，吕澂也提到了二者的差异，比如《洪武南藏》有补足《碛砂藏》经题的痕迹。[62]何梅进一步指出了二者的差异，比如《洪武南藏》新刊的部分字体会有较大变化，收录的经典数量和顺序仍有细微的区别，且在版式上把《碛砂藏》的宋元版式全部调整为元刻本的版式。[63]
另外还有与《弘法藏》[64]的关联。一方面，大德十年（1306）管主八抽出《弘法藏》中的28函秘密经文，在杭州进行雕版，收入正在刊刻的《碛砂藏》和已经完刻的《普宁藏》。另一方面，《碛砂藏》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破损，元代湖州妙严寺搜罗众本进行补板，其中即使用了《弘法藏》。[65]因此，欧阳渐即指出现存《碛砂藏》不仅有南方诸藏的特色，也受到了北方藏经的影响。[66]
需要说明的是，《碛砂藏》的刊记保留有很多珍贵的历史信息，可用以了解其他藏经的刊印历史。比如早在1922年罗振玉即指出《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题记有管主八组织刊印西夏文大藏经的记载。[67]另外，学界猜测《赵城金藏》的刻经主持者是崔法珍，但缺乏较为有效的证据。李际宁指出，国图所藏《碛砂藏》保留有两份珍贵的题记，刊雕在明代鲍善恢主持的补板中，题记收录了1199年赵渢书写的碑文，表明《赵城金藏》即崔法珍所刻印。[68]
《碛砂藏》与其他藏经的关联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总体而言，现有的成果尚有不少值得深入的地方，尤其是其他藏经对《碛砂藏》的影响，还没有较全面的研究。
《碛砂藏》的板片由于长期使用，有所损坏，因此后来出现了用其他藏本配补的情况。
元代的配补，比如陕西本《碛砂藏》有相当一部分是元湖州妙严寺本补足的，此可在《大般若经》卷一的题记中得到更详细的信息。小川貫弌、张新鹰均指出这是对校了五种大藏经后才付刻的版本，用字相当精审。[69]
明代的配补，比如李际宁根据国图藏原柏林寺本指出，杭州僧人鲍善恢于明永乐年间补刊的事迹，并且指出鲍善恢补刊的经板，一般字体较软，较扁阔。这个补刊的部分，每册卷首都有扉画，卷尾有韦陀形象大小不同的两种牌记。[70]
明代的补板，还有其他情况，比如胡适、李际宁相继讨论了以“天龙山藏经”配补八十《华严》的情况，[71]不过高山杉认为，所谓的“天龙山藏经”并不存在，只是天龙禅寺僧人行满募缘重雕了一部《华严经》，后人用以配补《碛砂藏》。[72]
《碛砂藏》有一个两卷本的目录，题为《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藏经律论等目录》。两卷的末尾均有端平元年（1234）的刊记，因此又可称这个目录为《端平目录》。
最早记录《端平目录》的人是小野玄妙。1930年，小野玄妙提到承蒙藤堂祐範的美意，去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参观，看到了《资福藏》和《碛砂藏》的目录，因此后来将这两个目录都收录到了《昭和法宝总目录》第1册中。[73]
1.目录的真实性
《端平目录》末尾有当初刊刻的愿文，愿文中出现了碛砂延圣院“藏主法忠”“住持释法音”等，是很珍贵的资料。但杨绳信对愿文的真实性表示质疑，因为这个资料只见于日本，而在我国却没有发现，且愿文中出现藏主法忠的名字，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见过，与多次出现的赵安国、管主八等形成了对比。[75]张新鹰则指出，“藏主”其实是寺院里的图书馆管理人员，负责掌管经藏目录，因为总目录只刊刻过一次，所以名字在其他地方不再出现。[76]
目前学界尚未发现《端平目录》的刻本，只存后世的抄本，因此目录的真实情况如何，可能还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在此之前，目录卷末的刊记依然是很有价值的材料，比如中村菊之進以此推断释法音乃延圣院第二任住持，并借此做出了历任住持的年表。[77]
至于目录的地位，蔡运辰认为《端平目录》是宋代刻藏的目录，但根据各经题记来看，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目录刊刻。[78]何梅比对崇善寺本发现，《端平目录》主要是在《碛砂藏》的宋代刊刻中发挥了实际作用，且认为目录的开雕是为了便利施主选择布施的经典。[79]
2.与其他目录做比较
研究《端平目录》，主要是将其与《思溪藏》《普宁藏》乃至《碛砂藏》自身实际收经的情况做比较。从蔡运辰、何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端平目录》基本沿袭《思溪藏》，但并不完全相同；另一方面，《碛砂藏》实际收录经典的情况，也并非全然与《思溪藏》或《普宁藏》相同，可见刊刻过程中做了调整。[80]
1959年，胡适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的收藏，发现了其中七卷。[82]2003年，何梅书根据《碛砂藏》覆刻本《初刻南藏》的收经情况指出，西大寺藏二卷本《大阿弥陀经》，正是《碛砂藏》缺失的经本。[83]2013年，何梅发现影印本缺失的其实不止11卷，因此她不仅补入崇善寺本《佛说密迹力士大权神王经》一卷，又补入了元代沙啰巴翻译的5部6卷经。[84]如此则《碛砂藏》全藏之经典，皆可知其大概了。
最早记录刻工名的是1936年叶恭绰的《碛砂延圣院小志》，共录得陕西本刻工423名。[85]但同样是陕西本，后来杨绳信声称录得刻工677人，[86]而姜妮则称有689人。[87]
著录刻工时，最要紧的是排除其他版本的干扰，特别是像《碛砂藏》这样，原版、影印版都有不同程度配补的藏经，更需要小心。比如何梅即指出叶恭绰所录刻工中，其实包含了妙严寺本及《普宁藏》的刻工，需要排除。何梅共录得《碛砂藏》刻工姓名383人，妙严寺本刻工40人，28函秘密经中的刻工18人。[88]
此外，2006年李国庆部分公布了《宋元刊〈碛砂藏经〉雕版刻工表解》，其中“单经细目及刻工题名表”不仅列刻工名，而且也列所在经典名，甚至还列出了部分卷次末尾补板题记，颇便使用。[89]
不可否认的是，藏经的刻工和外典的刻工一样，书写的方式大多较为随意。姜妮指出，有的刻工有名无姓，有的刻工有姓无名，而且刻工在留名时并不规范，比如很难判断陈一清和陈一青是不是同一个人。[92]野沢佳美强调，收罗刻工，应该首先分清哪些是原刻，哪些是后世的续补，比如同是日本藏的《大般若经》，西大寺本、野藏神社本所载乃宋代刻工，但法华寺本则混有有元代补板时的刻工；又比如，西大寺本较增上寺本多出来的刻工，很可能是后来补刻的，因此需要仔细甄别。[93]
举例来说，上海古籍出版的《经律异相》以影印本为底本，但是却没有注明影印本的配补情况。北村高以此本为例，将随意、散乱的刻工名与有明确纪年的尾跋联系在一起，由已知求未知，从而确定各部分的版本情况。[94]这启发我们，完整的刻工表不只是罗列人名，也要注明各个刻工所刊刻的经卷、与谁一起刊刻了同一部经卷。收罗刊记，要列出拥有同一年代刊记的经卷是哪些，还要列出都是有哪些人刊刻的，才有利于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经卷上不止有刻工的姓名。杨绳信提到刻工会将写工留下的记录一并刊刻下来，比如《碛砂藏》公八末：“比丘志开书，此卷计七千五百字。”[95]何梅共记录有书写《碛砂藏》经文的61人的姓名，比如比丘法云、慧彻、志开等，居士陈道厚、朱元等。[96]
《碛砂藏》的刻工名，不仅会略写、用同音字，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用非汉字文字。
根据《大蔵経：成立と変遷》可知，大德六年（1302），管主八开始在大万寿寺组织雕造西夏文大藏经；大德十一年（1307），管主八取大都弘法寺的秘密经在杭州雕刻出版，后续入《碛砂藏》。由此可知，有部分刻工既负责雕刻了西夏文大藏经，同时也在负责《碛砂藏》的这些秘密经。因此，元代刊印的《碛砂藏》，在板木空白处会有西夏文字。[97]
可惜的是，这些文字与汉字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一个八思巴文对应很多汉字，因此大部分时候，仅凭版心的零星记载，很难推知这些非汉字文字记录的是刻工的名还是姓，更不用说比对出具体是哪位刻工。另外，北村高所依据的，主要还是影印本《碛砂藏》，因此如果能走访世界各地藏品，或许可以找到更多这种非汉字文字，并且找出刻工使用这些文字的原因。
庞大的刻工名间，也可以找出规律。
杨绳信指出，其中有同姓合刻的现象，比如游和与游谦、胡昶与胡垲等；而且在刻经次序上，老刻工往往刻各函的前几卷，但是新手则刻后几卷；另外，作者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即推算宋元刻工的工价。他将布施者提到的总金额除以该经的字数，从而取得单字的工价，结论是，南宋末年每个字工价是1文钱，元大德年间，刻工工资的购买力基本持平，可是到了元末，刻工能够得到的，就只有大德年间的三分之一左右了。[99]
首先是平江府碛砂延圣院。
平江府是刻书的重要地点。叶德辉《书林清话》就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平江府刻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102]另外，此地尚刻有《嘉泰普灯录》《韦苏州集》等书。[103]宿白指出，平江紧邻北宋以来两浙的雕印中心临安，两地多有互见的刻工，但是在嘉定以后，平江本地的刻工开始增多，这也是能够刊刻《碛砂藏》的一个原因。[104]
其次是弘道比丘尼。
崔法珍比丘尼组织刊刻《赵城金藏》，但自明代冯梦祯开始，相传为了促成《碛砂藏》的完工，有位弘道比丘尼也做过断臂募缘的事。李际宁专门论述了这个事情，他认为崔法珍的事情是最原始的记载，其他的则是以讹传讹，未必可信。[107]其实，早在1973年，《望月佛教大辞典》“磧砂板大藏經”条目就记载，崔法珍比丘尼受戒的地方是在燕京圣安寺，而根据《元一统志》，这个寺院曾被赐名为“大延圣寺”，和《碛砂藏》的刊刻地平江府延圣寺刚好同名，因此后人会把弘道比丘尼和崔法珍混同。[108]
再次是元僧释圆至的《牧潜集》。
目前所见关于碛砂寺的最早描述来自《牧潜集》，国图及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此书元大德年间刊本。[109]
至于作者释圆至，是元代颇有影响的一位诗僧，且与碛砂禅寺关系密切。如查屏球指出，圆至与碛砂寺有临济宗内的宗派关系，他曾在寺内暂住，且与僧人魁天幻过从甚密。此外，圆至还给宋代周弼的《三体唐诗》做过注，此书今有元刊本存世。[110]
圆至的《牧潜集》及其注本《三体唐诗》，都与碛砂寺关系密切，且刊刻时正值寺内刻佛典之时。因此，将这两部书与《碛砂藏》做比较，应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课题。
另外是管主八与二十八函秘密经。
管主八与《碛砂藏》关系密切，一方面，管主八在大德十年（1306）已经成为续刊《碛砂藏》的负责人，另一方面，管主八一家募资刊刻独立于大藏经之外的“秘密经”经板。这些秘密经经板刻成之后，一直由管主八一家保存，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才由他的儿子管辇真吃刺舍入碛砂大藏经坊。[111]
需要说明的是，一直以来都称管主八负责的这28函为秘密经，但是李富华指出，这28函大部分是源自大都弘法寺所存《金藏》中的秘密经印本，不过其中并非全是秘密经，还有翻译经论及著述，而且也并非全部源自弘法寺，比如管主八自己新收录的单行本《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14]
最后是朱家经坊与杨家经坊。
一直以来学界多从刊刻的角度讨论《碛砂藏》，李际宁则指出藏经流通中存在雕刻、印刷、及流通的制度，分别对应寺院、经坊、请印者，即碛砂延圣寺是经板的所有者及收藏地，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与朱家经坊等是印刷装帧的商业单位，而向经坊请印藏经的人，则是请印者。[115]由此可知经坊在藏经流通中的作用。
《碛砂藏》有多种扉画，在现存版刻藏经中，种类最多。目前世界上共有多套较为完整的《碛砂藏》，但罕有研究统计其中的扉画总量。姜妮指出，陕西藏本共有扉画3759幅，共计10种，常见之8幅扉画都是4个折页，除了其中3幅外，均在左或者右下版处录有画工、刻工，其中唯一可确定的画工是陈升，而刻工则有陈伯恭、袁玉、孙祐、陈宁等。[116]
周心慧指出，元统治者尊崇藏传佛教，且重视佛教图画的创作，因此为佛教版画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17]黄士珊认为，之所以元代杭州印刷了参照西夏模板的佛经版画，与西夏灭亡后移居江南的西夏人有关，比如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松江府僧录管主八等。[118]
此中尤需要强调的是管主八的作用。海瑟噶尔美（HeatherKarmay）、宿白、葛婉章等根据《大宗地玄文本论》所附愿文中“刊施佛像图本”等文字指出，主持续雕《碛砂藏》的西夏人管主八曾经施财刊刻画像，因此很可能也是管主八主持雕印了《碛砂藏》的扉画，所以这些扉画才带有明显的西夏所刻藏传佛教版画的风格。[119]邓葶涓进一步指出，《碛砂藏》扉画中西藏与密教的元素，受到了管主八自身信仰及刊雕秘密经的影响。[120]
其次，这些扉画也与西夏文大藏经关系密切。
一方面是刻工。《大蔵経：成立と変遷》指出管主八于大德六年（1302）开始主持雕刻西夏文藏经，而这些雕刻西夏文藏经的刻工，同时也在雕造《碛砂藏》的未刻经。因此，《碛砂藏》扉画的风格与与杭州大万寿寺版的西夏文大藏经的扉画相同，受到西藏与西夏佛敎美术的影响很大。[121]
另一方面是经坊。海瑟认为《碛砂藏》和《西夏藏》图画有同样的风格，是因为在杭州同一个作坊中创作的。[122]葛婉章推测在管主八大德十一年（1307）在杭州设立“印经局”之前，河西人、西藏人、汉人等各民族的雕版工匠已经在此聚集了，故可以雕刻汉式和式的图像，雕刻工艺高超。[123]周心慧的观点是，这8幅图很可能是扉画刊记中的孙祐、陈宁、陈升等人通力合作完成的，否则风格不会如此一致。[124]
再次，这些扉画的艺术特点也值得注意。
早期的学者，比如小川貫弌、罗樾（MaxLoehr）即指出了《碛砂藏》这些常见的扉画带有浓烈的藏族风格。[125]根据葛婉章所举例子可知，《碛砂藏》版画中重复出现的“金刚宝座”正是藏传佛教艺术在多地最具普遍性的共同图像。[126]黄士珊进一步说明，带有浓厚的藏式风格的《碛砂藏》扉画，显示了对西夏艺术的沿用，比如某些版画中出现了以鸟首装饰的宝座顶部，有三角形头冠的菩萨等，显示了西夏佛经版画艺术中的藏式风格。[127]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藏族风格的版画，其也融合了汉族的风格。
宿白推测扉画主要部分来自萨迦，但经汉族画工、刊工重摹雕木时，有增改，因此有汉装人物。[128]熊文斌指出常见的8幅作品由藏汉两种风格构成，中心人物是藏式风格，而眷属则是汉式风格，画面不仅出现了诸佛、菩萨、弟子，还出现了汉装官服人物乃至道家人物。[129]黄士珊亦指出，西夏和元代杭州的藏式风格，其实也有不同，前者人物瘦长、细腰、薄衣，而后者由于使用了汉族的画工和刻工，更多出现了圆脸、稍厚重的服饰。[130]
另外，这些扉画和《普宁藏》也有关联。
葛婉章指出曾过目十种《碛砂藏》版画，此中除了常见的8种之外，尚有2幅和《普宁藏》属于同一稿本。根据她的描述来看，其中一幅是万寿殿译经图，一幅是释迦摩尼说经处图。[131]
最后，有研究指出了扉画和经文的关系。
另外有一点要注意的是，现有的研究大多会参考影印本《碛砂藏》，但此本所附扉画，乃编辑者重新排列后的结果，未必是《碛砂藏》原貌。海瑟根据实物说明，《碛砂藏》的扉画是放在经典的开头，但是影印本则放于每册的开头，而且在同样的位置上，二者扉画内容也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影印本重新编排了扉画的位置，不能将其视为原本的排列状况。[136]
《碛砂藏》卷首有扉画，卷末有丰富的刊记。姜妮统计陕西本指出，共有刊记583条，其中宋元部分330条，明清194条，无年代的59条。[137]
早在1936年，的屋勝便摘录出民国影印本的刊记，制作成《影印宋磧砂蔵経尾跋集》，并且以圈点的方式注明原版或后人配补，颇便学界使用。[138]如田海、游彪等都利用了这份资料集来探寻宋元时佛教史、社会史等等。[139]
此书仅收录陕西本的尾跋，需要补齐其他地方的藏品，才能收录得更为齐全，比如辻森要修1929年所编辑《南禪大藏跋文蒐錄》即收录了南禅寺所藏《碛砂藏》的部分跋文。[140]目前所见，中村菊之進、LucilleChia分别利用了日本和美国藏本中的刊记，丰富了研究内容。[141]
需要注意的是，陕西本有相当部分并非碛砂原版，因此所收未必都是《碛砂藏》的题记，如吴敏霞、何远景即指出陕西本有多条刊记属于《普宁藏》。[142]
《碛砂藏》卷末附有丰富的音义，是研究汉语史的宝贵材料。如李广宽、谭翠两位学者即从多个角度发表了系列论文。
《思溪藏》与《碛砂藏》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这点在随函音义也有所体现。李广宽指出《碛砂藏》对《思溪藏》随函音义音切的修订参照标准是《广韵》音系及通语音变。[149]谭翠则在这种传承中指出，随函音义呈现出词条数目递减和反切用字及释义简单化的趋势。[150]
也有有学者提及与《可洪音义》的关联。黄耀堃指出《碛砂藏》随函音义对《可洪音义》的引用，并且认为前者所称引的“洪师”“应师”分别指的是可洪与玄应，于是列出了《可洪音义》中一致的条目。[151]谭翠在元本《碛砂藏》的《大宝积经》《大哀经》随函音义中又找到了更多引用《可洪音义》的材料，并且发现二者的区别大多是由于随函音义的刊刻疏失造成的。[152]
关于《碛砂藏》随函音义产生的年代，李广宽的研究表明，《碛砂藏》的随函音义继承自福州的《崇宁藏》，其主体部分截至《崇宁藏》收录公元999年前的新译经后不久，且在《广韵》颁行之前。[153]
值得注意的是，《碛砂藏》的随函音义与《思溪藏》《福州藏》的随函音义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不少针对《碛砂藏》随函音义的探讨，其实都可以在《福州藏》中找到更原始的材料。相信随着宫内厅藏《福州藏》影像档的公布，此类研究会更加坚实。
《碛砂藏》的音义其实还有一种情况，1992年梶浦晋在《奈良県大般若経調査報告書》中指出西大寺藏碛砂版《大般若经》前十二卷，附有行瑫的《内典随函音疏》。[154]根据高田时雄可知，目前收录《内典随函音疏》的藏经中，《高丽藏》和金粟寺版一致，将音义汇集，置于各帙之后，而碛砂版则将音义分割，置于各卷之后。作者的结论是，这种编排方式很可能承袭了《思溪藏》。[155]
一般认为，《内典随函音疏》在国内已经失传，但谭翠发现《碛砂藏》有八个零卷的随函音义比较特殊，如注音方式采用“某某切”“某某乀”、异体字或误字用“非”来注明、异体字并列在一起而不加判定，因此认为这些特殊的音义正属于国内不传的《内典随函音疏》。[156]
《碛砂藏》在不少经典上有独特的版本价值，因此不少学者在进行古籍整理时，便以此作为底本，常见的有中华书局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系列，如中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1987），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1995），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2014），富世平点校《开元释教录》（2018）等。
以《碛砂藏》本作为参校本的古籍整理成果，也有很多，大部头的比如上百册的中华书局版《中华大藏经》、佛光出版社持续编修的《佛光大藏经》乃至电子化的CBETA；具体经典比如王建伟和金晖的《〈杂阿含经〉校释》（2014）、董志翘和刘晓星的《〈经律异相〉校注》（2018），不胜枚举。
这些作品罗列、比对了相当丰富的异文资料，是研究《碛砂藏》版本的重要参考。
单一经典的校勘，往往能为《碛砂藏》的版本研究增添更多实例。比如宮崎展昌以《普超三昧经》为例指出，《普宁藏》大幅调整了《思溪藏》的段落和分行，而《碛砂藏》及《洪武南藏》基本上沿袭了《普宁藏》的这种改动。直到《永乐北藏》，才消除了这些后起的段落和分行。[158]
徐时仪将《玄应音义》分为《高丽藏》系与《碛砂藏》系，认为二者的不同主要来自《开宝藏》和《契丹藏》所据写经底本的不同。[159]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讨论两个种传本《玄应音义》的系列论文，可资参考。[160]
总之，学界已经从外部材料对这部藏经刊刻、流通的历史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因此未来值得期待的是，从内部的文字比对来判断此藏的版本价值。这项工作繁重，但却很有必要。
《碛砂藏》最早发现于陕西开元寺、卧龙寺，目前共可见四种影印本。
1.民国本
1933—1936年民国时期，陕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制成60函593册的《影印宋碛砂藏经》。民国本影响广泛，后起诸本均源自此。使用民国本时，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陕西《碛砂藏》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残损，所以民国本编辑者使用了其他藏经来配补，比如北平松坡图书馆藏宋本《思溪藏》、康有为藏元本《普宁藏》、陕西第一图书馆藏明本《永乐南藏》等。编辑者非常详尽地把这些配补资料，都记录了下来，放在首册的《补页表》中。因此使用民国版《碛砂藏》，需核对此表。
这几十页的补页表，收录了补板的册次、经名、补页位置、版本、收藏地，因此胡适认为“最合于校勘学的原则”[161]。
第二，民国本是现代整理的影印本，编辑过程中，不免出现与原本不一致的地方。朱庆澜为此本写的序中提到“原本有黄闇污渍者，必加工修净”[162]。
杨绳信比对原本与民国本指出，这种加工有时候改动了原文的信息，比如删去了《解脱戒本经》末的愿文、牌记，又比如改《佛遗教经》愿文中模糊不清的纪年“淳祐”为“延祐”。[163]张新鹰、何梅也相继指出了这种修版致误的问题。[164]
这都是我们在利用民国本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2.中华本
1956年起台湾地区组织编撰的《中华大藏经》第1辑，影印了民国本及《宋藏遗珍》。编委会并非单纯影印，而是在阙本配补、编目、排序上，对民国本多有订正。在最终的收经上，还配补了胡适影印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两部经典。另外，中华本由册数、页数调整，还根据原《补页表》重新制表。[165]
3.新文丰本
1987年，新文丰出版公司据中华本制作成40册精装的《宋碛砂大藏经》，其中1至37册为《碛砂藏》，37至40册为《宋藏遗珍》。
新文丰本不仅于目录册[166]中附有新制作而成的补页表，更难得的是凡正文有补板的页面，都加注*号，并在栏外详注版别及珍藏地，省去读者来回翻检的繁琐。
4.线装书局本
以上说明了《碛砂藏》的研究简史，又从9个角度概述了学界现有的成果。纵观百余年来研究《碛砂藏》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材料的公布永远是推动藏经研究的最大动力。
对于这样一部古老的藏经，一方面我们会希望已有的材料能更为准确，比如原卷以更为高清的形式公布，使读者免受影印本讹误的困扰；另一方面，我们会希望那些还没有公布的材料，比如大陆云南、辽宁以及日本杏雨书屋等地的藏品，能尽快揭下神秘的面纱，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更为全面。值得参考的是，近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网站公布了六千多卷《福州藏》的高清图档，颇为便利。收藏《碛砂藏》的各大单位，如果也能有类似的举措，相信对此藏的传播当更为有益。
有更为全面的材料，则目录、刻工、扉画、刊记、随函音义等方面的研究，势必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一部大藏经有数千卷的经文，体量相当庞大，逐一和其他藏经做比较，显然是不大现实的。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可以利用的成果，比如中华书局本《中华大藏经》以及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对单一经典的精校本，均取《碛砂藏》作为对校本，罗列了丰富的校勘记。这些校勘记未必准确，但却可以帮助我们从文字的异同中看出版本的关联。与此同时，伴随着藏经电子化技术的发展，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比对庞大体量的经文，也可以成为现实。
【作者简介】李周渊，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从事佛教文献学、佛典语言学。
注：本文发表于《佛学研究》2021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