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薛宝琴与诸姊妹闲聊时提及曾在西海沿上遇见过一个会做中国诗的真真国女子，她“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做诗填词”，甚至写了一首“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赠给薛宝琴的父亲。小说固然是虚构，但是域外汉籍的研究者们，却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情节在现实中的可能性。
域外汉籍是什么？
域外汉籍的出现，源自东亚各国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与学习。公元七世纪的日本人，曾多有以汉字撰写诗文者，只是因为兵燹战乱，未能流传下来。编成于八世纪中叶的《怀风藻》和九世纪前期的《经国集》中，就有很多模仿中国诗文的作品。这种方式遍及汉文化圈诸国，他们不仅各自都有汉文学作品，而且还相互交流、互比高低。朝鲜从宣祖四十年(1607)到纯祖十一年(1811)，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十二次通信使团促进两国交往，其中有一重要环节就是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人的唱和笔谈，在展示本国汉文化水平的同时，也进行着没有硝烟的“笔战”。明神宗寿辰时，来使燕京的越南使臣冯克宽在答朝鲜国使臣李睟光的诗中，更是有“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之句，将汉文化当作彼此共同的文化渊源。
当前，对于域外汉籍的定义，学界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的观点已经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可：“域外汉籍就是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张伯伟将之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如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读书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如大量现存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献、《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其他各类典籍。
《红楼梦》中真真国女子的作品就属于第一类。在现实当中，写作汉文典籍的域外人士主要为男性，不过，张伯伟研究发现，也确有域外女性用汉文写作诗词并留存下来，仅朝鲜半岛一地，他就整理出39种女性的别集和总集。
关于第二类域外汉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庆浩等人就曾在韩国奎章阁发现《型世言》。这本小说的发现，不仅解决了小说史上悬疑多年的问题，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安平秋先生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在搜集、整理、保护第三类域外汉籍上的工作最具规模，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工程”。
域外汉籍成为研究汉文化圈的一个途径
由于域外汉籍集中存在于曾经辉煌一时、化成邻国的汉文化圈之中，研究域外汉籍，就离不开汉文化圈，甚至有人据“海上丝绸之路”而提出“书籍之路”来形容汉籍对汉文化圈的广泛影响。而如今，域外汉籍也成为探寻东亚文明和中国文学的又一途径。
“东亚属于汉字文化圈。”陈庆浩说。在这个地域范围内，过去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汉字曾是这一地域的通用文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政治和其他种种原因，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的官方停止使用汉文，但民间仍有少数人用汉文写作。有些域外汉籍，甚至是流亡在中国的外国人所撰写。越南国父潘佩珠流亡中国时就写过包括小说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汉文化圈研究的一手材料。
张伯伟认为东亚文明是汉文化圈的核心，他将文学史中曾使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东亚国家均纳入了汉文化圈。“汉文化圈中不同国家人民的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均构建在相同的文化基础上。”张伯伟说，“东亚文明的载体，就是今天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地所大量存在的汉籍，使得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文献是超越了国别和地区的汉籍整体。”
同时，两位学者也不约而同地认为提倡汉文化圈整体研究必须防止“文化中心主义”。采访中，张伯伟向记者展示了几首域外人士写作的汉文诗，记者随口感叹道：“他们写咱们的诗还写得真不错。”张伯伟笑起来：“你这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啊。”随之，他表示：“一定要用通达、谦虚的态度去研究各类汉文献。要将中国与域外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进行比较。将域外汉籍当作观察中国文化的‘异域之眼’，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文化圈中的汉文献整体，就是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
域外汉籍研究现状
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盛行，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将汉文典籍当作非本位文化而忽略，国内的中文系也不具备对大量域外汉籍进行深入研究的条件，从而造成了域内看不到，域外不研究的局面，许多域外典籍都只能在故纸堆中尘封。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均有有识之士注意到了这批典籍的保护与研究，然而由于汉文化教育的断层，各国研究力量都比较薄弱。张伯伟也曾被域外的汉籍爱好者所感动：“我们去韩国搜集汉籍资料，出版社的老板不仅给我们在价格上打折扣，免费邮寄到中国，而且还会请我们吃饭。”
张伯伟介绍说：“2012年6月，我曾经在台北参加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王汎森先生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汉学研究的动向’的主题演讲，分别从主题、史料、工具三方面概述了十年来的新发展。其中，就主题而言，东亚是21世纪国际汉学的新动向；就史料而言，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汉籍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是最让我感到鼓舞的。”紧接着，张伯伟感慨道：“《剑桥中国文学史》序言中言明‘排除韩国、越南以及日本境内的汉文作品’，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域外汉籍研究不力，不足以被收入的表现。我们今后的工作，更应该少喊口号，多踏踏实实地研究。”(本报记者杨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