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书与读书：林家旧藏写本与林家的汉籍阅读
林家早年并不是“藏书之家”，汉籍从长崎进入日本后，大部分进入到幕府或大名的私人文库，能够接触者少之又少。所以，遇到“世上板行甚稀”的汉籍，林罗山则会亲自抄写，或雇“佣书者”抄写。由于抄手在抄书时不免有鲁鱼焉马之误，林罗山得到写本后，并不是束之高阁，而是要亲手校正，从中可以看出他读书的用心。
博览是林家的传统，林凤冈对其叔林读耕斋亦有相似的记载：
林罗山父子的读书兴趣与范围，正显示江户初期朱子学者的“文化食谱”(culturaldiet)或“知识仓库”(stockofknowledge)。
读书已到了忘我的境地，即使晋见幕府将军时，“犹握铅椠”。林鹅峰言：“先考以家事附先妣，起居坐卧唯读书而已，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其或他适，虽舆仆既出，不能释卷。……其读书不计纸叶，唯以或寸或册为限。若一睡而醒，则虽五更鸡鸣乃起，而开卷自少至老如此，故一年之间，所加朱句或百余册，或二百册。此等之勤，皆所不及也。”“铅椠”“朱墨”都是校书的工具，这段话显示林罗山读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读校并行，手眼并进。林鹅峰也记载：“先考读书，必加朱句。”这种“留痕”的阅读方式，对于理解文本有较多的好处。孜孜不倦的阅读贯穿了林罗山的一生，而且是至死不渝：
明历三年这场火灾对林罗山打击甚大，四天之后，便因藏书被焚郁郁而终。
书房是读书人心灵安顿的家园，也是思想自由驰骋的场域。“特无俗务之干涉兮，一身书绕忘寝食”是所有读书人理想的生存状态。对自称“书籍，余之所喜”“余生来万事不挂眼，读书属文，惟日不足”的书痴林读耕斋来说更是如此。书房不是书库，不能仅仅停留在书籍的存放上，只有读书人才能赋予它以意义，于是人们看到书室主人“昼窗夜几，把椠握铅”，孜孜不倦地在“校正亥豕鲁鱼”。林读耕斋生活的时代正是朱子学在日本兴起之时，其父林罗山也在日本大力推广朱子学，所以此赋才有对“吾道”即儒学的强调。这篇赋中的“吾宜爱吾庐”，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的“吾亦爱吾庐”。林家的学者都非常喜欢陶渊明，林读耕斋对陶渊明尤其崇敬，专门作有一篇《陶渊明论》，并说“我生来有隐逸之癖，故慕渊明甚矣”，“所大慕则靖节、康节两人而已”。对陶渊明的欣赏既是推崇其高尚的人格旨趣，也是对他退隐读书生活方式的认同。
二抄书与校书：林家旧藏写本与东亚批校文化
万治二年即1659年。林鹅峰号向阳轩，“向阳林子”即林鹅峰。《香溪集》，宋人范浚所著，有明成化十五年(1479)本、嘉靖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成化本。这部写本即据成化本抄写而成，不过两者行款有所不同，成化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而写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写本抄写字迹工整，成化本原有提行、空格亦保持不变。
根据标题下的小注，此文作于万治二年(1659)，与林鹅峰作此跋同时。“家兄”即林鹅峰，其在明历三年(1657)至延宝八年(1680)间一直担任江户幕府的大学头，所以才有机会从“江府官库”的“钥司”处借书。所谓“江府官库”指江户幕府的官方文库红叶山文库，今内阁文库所藏明本《香溪集》上有“秘阁图书之章”可证。从上文可见，抄写《香溪集》之事在万治元年，抄写底本正是红叶山文库所藏的明成化本。林读耕斋称此本“板古字纤，漫糊薄剥”，验之今藏本，弘治本确实字体纤细，部分叶面已经漫漶，可证林读耕斋所言不虚。从上文也可以看出，具体从事校读工作的是林梅洞(林鹅峰长子)和人见竹洞(金节，1621—1688，林鹅峰弟子)。
此段文字证实了现存写本皆抄写于万治元年(1658)。此前一年的明历三年，江户城发生了巨大的火灾，林罗山的藏书损失惨重，故此次抄写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文献保存的目的。
林读耕斋的信也透露，抄写的底本来自“江府书库”，即幕府的红叶山文库。林家旧藏《南轩先生文集》《静修先生文集》写本仍存于内阁文库中，不过现存的写本上并没有留下林读耕斋校正的痕迹。但林读耕斋确实仔细阅读过《静修先生文集》，在此信中，他比较了刘因(静修)与许衡(鲁斋)出处的不同。刘因与许衡并为元代大儒，“共是当时之儒宗”，但刘因入元后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隐居授徒以终其生；而许衡入元接受元代朝廷征召，先后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太史令等。林读耕斋对两人有不同的评价，还专门写了《刘因许衡论》，对刘因评价甚高：“唯独刘梦吉守君臣之义，知世运之通塞，觉胡元之不可仕，掉头而不应其聘，屹乎不可屈，确乎不可拔。哿矣斯人，学者之模范也！”而对许衡“失君臣之大义”颇为不齿，甚至对他被称为“儒宗”，觉得“吾有间然矣”。他意犹未尽，又专门写了一篇《读刘静修集(万治元年作)》，认为“夫志士不忘在沟壑，静修当平陆成江、蛮夷猾夏之世，而固有此志”，对刘因的气节多有表彰。至此，林家的抄书与读书形成了完整的链条。
足利学校是日本最古老的儒学学校，所谓“《五经注疏》旧板古本”即足利学校所藏的宋版《五经正义》，原为镰仓时代关东总管上杉宪实(1409—1466)的赠书。借得古书后，林罗山就用家藏的明刻本加以校勘，使用的方式是传统的“校雔”之法，让林鹅峰、林读耕斋兄弟使用两本“对读”。这种方法比较耗时，但也极大地锻炼了林家人阅读汉籍的能力。
汉籍对于日本学者来说，毕竟是外语，所以日本古代产生了对汉籍的“训点”或“训读”，这是日本一种特殊的解读汉文的方式。这段文字生动了记述了林读耕斋“训点”汉籍的场景。其父林罗山不但是儒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训点大师，很多儒家经典都用的是林罗山的训读方式，被称为“道春点”，林读耕斋应该也是继承家学。人们今天仍可以在内阁文库所藏写本上看到大量“墨点之、朱点之”的痕迹，如人名是朱笔从中划一道线，书名是朱笔从中划两道线，地名是朱笔在右侧划一道线，而句读或用黑笔，或用朱笔。抄写错误之处，则用“胡粉”抹去，再重写。除了墨点、朱点之外，林读耕斋还记载了汉籍抄写过程中其他“副文本”：
三汉籍日本写本对东亚书籍史研究的意义
林读耕斋命侍史抄写《花间集》，但侍史因为偷懒，抄写之时没有抄写汤显祖的评点。他不抄写的理由是认为抄这些评点有损目力，林读耕斋听罢只能一笑了之。因为写手的文化水平有限，不但会偷工减料，而且还出现较多的讹误，遇到抄写讹误较多的情况，还要请人重新抄写。如《苕溪渔隐丛话》的写本，第一次因为江户丁酉大火，为祝融所夺，“其后家君(林鹅峰)使洛之佣书之人写一本，以补丁酉之亡。然字画不正，而鲁鱼之讹固伙矣”，只能借南禅寺藏本再重新抄写。
所言的“旧刊本”即宋蜀刻本，建仁寺为日本临济宗大本寺，其所藏宋本《李元宾文集》可能为入宋之僧带回日本者。“往岁先考借写之”解释了《李元宾文集》写本成为林罗山个人藏书的缘起。“丁酉之灾”，指的是明历三年(1657)年的江户大火。所幸的是，《李元宾文集》写本未在大火中灭失。在万治三年(1660)，林读耕斋命人又重抄了这部珍贵的汉籍。如今宋版《宋元宾文集》在中国已经失传，在日本也不知现藏何处，但通过林罗山旧藏写本以及林读耕斋的《读李元宾集》让后人略知，《李元宾文集》宋刻本梯山航海、踏着鲸波从中国来到东瀛，深藏古寺，又被林家发现并传钞，最后又现身拍卖场的“生命史”。
这段记载非常写意，通过动作与声音把人们带回了林家子弟阅读汉籍时的现场。读书的场景伴随着时序的变化，仿佛展开了一卷浮世绘。从上也可以看到，林家子弟阅读汉籍是朗读，而非默读，读书声与四时虫禽之声相应，形成一曲人文之声与自然之音的合奏。朗读还伴随着汉籍训点的诗化描写，让读者读后脑中不禁浮现起这些纸上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