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典籍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智慧，是中日两国交流合作的思想源泉。
原标题：述说纵贯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在国家图书馆展出
光明日报记者韩寒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在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一部民国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论语》正安静地铺展着，诉说着儒家先哲的思想。这部校勘精心、印刷精美的《论语》是“书卷为媒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所展出书籍的一部。此次展览以日本永青文库捐赠的汉籍和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为载体，全方位地展示中日两国纵贯千年的文化交流史。
4175册珍贵汉籍入藏国家图书馆
2018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作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日本永青文库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汉籍仪式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举行。
在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观众正认真观看“书卷为媒友谊长青”展览展出的书籍。光明日报记者韩寒摄/光明图片
“此次捐赠的汉籍共36种4175册，中国版图书25种、日本版图书11种，涵盖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包括经部14部、史部9部、子部4部、集部5部、丛部4部，内容丰富、品类齐全，是1949年以来日本友人向中国捐赠汉籍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
年初，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向中国表达了捐赠汉籍的愿望。中方得知后，高度重视。国家图书馆立刻组织专家团队赴日本，就捐赠事项进行洽谈，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历经数个月的筹划、押运、清关、点交，6月11日，这批典籍终于跨洋越海，安然抵达中国，张志清回忆。
“此次永青文库的捐赠文献品相较好，保存完整，基本涉及我国古代绝大部分重要典籍，如《论语义疏》《周易集解》《尚书正义》《春秋经传集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群书治要》《文选》《皇清经解》《四部丛刊》等，有一些版本甚至填补了国内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分析。
以《群书治要》为例，该书由唐代魏征等人编纂于公元631年，摘录了60余种唐前古书，内容主要为治国要领。早期囿于禁中，流布不广，至宋时已佚。所幸此书由日本遣唐使带回日本，被历代天皇奉为圭臬，并逐渐从供皇室抄阅发展成为供广大学者研究的重要典籍。公元1796年，日本学者近藤守重委托商船将三部《群书治要》带回中国，该书遂为清朝学者所知。此次永青文库捐赠的《群书治要》（五十卷），为日本天明六年（公元1786年）刻本，极为珍贵。
图为日本永青文库捐赠的《尚书正义》二十卷，日本弘化四年影刻宋越州本。光明日报记者韩寒摄/光明图片
再如《尚书正义》。《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自汉以来注疏者层出不穷。唐贞观初年，孔颖达等人撰《尚书》义训百余篇，唐太宗于是诏改为《正义》。《尚书正义》考订详瞻，是研究古史的珍贵资料。然而宋刊八行本《尚书正义》在中国曾失传，国家图书馆现藏版本中有四卷为手抄本。此次永青文库捐赠的日本弘化四年（公元1847年）刻本、昭和影印本（公元1929年）所据皆为宋代底本，填补了国内尚无雕版印刷全本《尚书正义》的空白。
除上述经典典籍外，有些典籍也具有极高的价值。如《佩文斋书画谱》为康熙内府刻本、道光《列女传》刊刻精美、清刻套印本《御制圆明园诗》、日本宽政八年刻本《制度通》等国内存世寥寥无几，日本江户积玉圃刊本《草字汇》在《中国馆藏日本和刻本汉籍书目》中未见著录。在捐赠文献中有多种清代学者藏书，如《列女传》为严可均旧藏、《周易集解》为姚彦溉旧藏、《文选》为潘祖荫旧藏，反映了晚清时期我国藏书的东流。11种日本版本的典籍以日本学者所纂汉学著作为主，体现了中日文化的互鉴。
“我们将为所捐汉籍设立专藏，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张志清表示。
典籍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
“根据日本永青文库捐献的36部汉籍，以及国家图书馆所藏多部珍稀善本，我们设计了‘书卷为媒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以一部捐赠汉典+一部对应馆藏善本同时展出的形式，讲述中日文化相互融通的过程。”林世田说。
以《论语》为例，这一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后，对该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宪法十七条》第一条第一句“以和为贵”，便是其采纳儒家思想治国理政的明证。此次展出的永青文库捐赠的《论语义疏》，是南朝梁皇侃在魏晋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补诸书之未至而写成的，为清乾嘉年间“知不足斋丛书”刻本。国家图书馆展出的则为何晏撰写的《论语集解》，为日本文化十三年（公元1816年）市野光彦青归书屋刻本。
图为日本永青文库捐赠的《御制圆明园诗》二卷，乾隆所撰，清刻朱墨套印本。图文相应地描绘了圆明园全盛时期的景象。光明日报记者韩寒摄/光明图片
再如《周易》，在日本被奉为智慧之书。日本学者吉野裕子在考察该国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后指出，早期的日本社会即受到《周易》的影响。近代以来，明治天皇提出过“不知《易》者，不得入阁”的组阁原则。直到现在，《周易》还指导着人们的日常学习、工作、处世等行为。此次展出的《周易集解》，为唐代学者李鼎祚所作，永青文库捐赠版为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木渎周氏刻本，国家图书馆馆藏版为日本宝历八年（公元1758年）刻本。
据各类史书记载，中日两国的书籍交往之路源远流长。《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述的徐福东渡是中日文化交流发轫。5世纪初，《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等典籍传入日本。隋唐时期，大量的中国典籍通过外交使节、留学生、僧侣、商人等传播到日本。仅据9世纪末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就有汉文书籍1579部17345卷东传日本。南宋年间，日本禅僧圆尔辨圆不仅将禅宗传入日本，使之成为日本文化主流达五六百年之久，还带去了《四书章句集注》等儒学书籍数千卷，将朱子学传播到了日本。
“日本一方面接受我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文化。例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传入日本后，该国创作了《全像本朝列女传》。再如我们的《十八史略》，日本学者甚至根据这一史书体例撰写了《增补元明史略》。”林世田阐释，“而我们典籍的保存，也有赖于日本。唐末五代中原战火纷起，典籍损毁严重。吴越国王曾遣使日本，耗费重金请抄天台遗书。清代黎庶昌、杨守敬等学者掀起的东瀛访书热，使大量中国失传已久的珍籍重归故里。在中日两国的舟楫往来中，文学、艺术、技术思想交互影响，书籍以其独特的魅力与内涵，成为文明交往的坐标，不断推动着两国文化交流互鉴。”
在此次展览中，有一个重要单元为“以德为邻世代友好”，讲述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以典籍为媒介，共筑友谊长桥的故事。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将影印宋刻本《楚辞集注》赠予田中角荣，表达了中日交流文化同源、以史为鉴的深刻内涵。周恩来总理则亲手题写《论语》中的“言必信，行必果”六字赠予田中首相，田中首相回赠日本飞鸟时代盛德太子的名言“信为万事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