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去世了，在他尚未获得那个近年来总与他名字一起提及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前。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出生于“愚人节”的昆德拉曾回应：“我出生于4月1日。这在形而上层面并非毫无影响。”
学生时期的昆德拉怀抱热情在各种艺术领域探索尝试，直到他的第一个故事《好笑的爱》发表，昆德拉确信“找到了自我”。在他看来，“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巴黎。从在法国完成的《笑忘录》开始，昆德拉小说的政治性因素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但他仍在广阔的哲学语境中思考政治。昆德拉的作品常常将自己置身于小说之中，与自己的创作进行互动，并多在爱情与政治、笑与思、轻与重之间交织展开。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就被译介到中国，并掀起了一波翻译、阅读、模仿、崇拜的热潮——“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等一度成为流行语，米兰·昆德拉成为文学界和思想界不可不提的名字和文化符号。对于中国写作者而言，他更是早已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导师，莫言、余华、王安忆、毕飞宇都曾是昆德拉的忠实读者。
昆德拉喜欢引用福楼拜的这句话：“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这自然是一句“玩笑”，但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忽略这样一个人曾经的存在，他的经历、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与态度，在之后的日子里定会被不时记起。
下文中，我们整理盘点关于米兰·昆德拉的9个关键词，从不同侧面回望他的一生。以此缅怀。
启蒙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在布尔诺（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是捷克一位有声望的钢琴家、音乐教授，曾于1948年至1961年担任布尔诺雅纳切克音乐学院的院长。母亲叫米拉达·昆德洛娃。关于母亲、美丽的米拉达，昆德拉始终只字未提。
父亲每天都会要求儿子严格按照乐理来练习钢琴，儿子也喜欢弹钢琴，只是在练习时常常会有一些即兴发挥。他的创造力和叛逆性格那时就已显露出来。
昆德拉十三四岁时，正值二战期间，父亲安排他师从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帕维尔·哈斯学习作曲。这实际上是一种友谊的特殊表达，因为哈斯先生是犹太人，当时，他已被迫戴上了黄星标志，人们像躲瘟疫一般躲避着他。
昆德拉忘不了老师的一段话：“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许多惊人薄弱的乐段。但恰恰是这些薄弱处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兴奋的。”这是一段让昆德拉咀嚼了一辈子的话。后来，哈斯先生被关进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昆德拉始终把他当作“我个人神殿中的一位”。他写下的第一首诗，就是《纪念帕维尔·哈斯》。
1948年，昆德拉完成中学学业，随后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美学。两个学期后，他转到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电影系。
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昆德拉兴趣极为广泛。他最早沉迷于造型艺术，一心想当雕塑家和画家。他一度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画家，曾为剧院和出版社画过不少插图，之后才转向写作。1952年昆德拉毕业后，布拉格电影学院任命他为世界文学讲师。
△出于谨慎，昆德拉更愿意给人寄送手绘图画而不是信件。他以毕加索版巴巴爸爸的方式画一些奇怪的人物，一些线条柔软圆润的形象。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家中就装裱着一幅昆德拉用儿童体签着“MilanK”的装饰画，字母i上的圆点被点缀成花蕾形状。
音乐始终是他所迷恋的，同时，昆德拉还投入到写诗的热情之中。他的那位堂兄——诗人兼翻译家卢德维克又直接将他往诗歌道路上推了一把。堂兄是战时捷克一个超现实主义小组成员。这个小组中不仅有诗人，还有画家和雕塑家，全都赫赫有名。
昆德拉学生时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热心党员，曾两次被开除出党，也是这段政权之变下文学与艺术探索的经历，奠定了他后来创作的基础。
婚姻
米兰·昆德拉的第一任妻子是捷克著名歌剧演员奥尔加·哈索娃-斯姆尔奇科娃。她是昆德拉的老师帕维尔·哈斯的女儿，还是“二战”前著名演员雨果·哈斯的侄女。
20世纪50年代，奥尔加·哈索娃与彼时还是青年诗人的昆德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两人后来分别再婚：昆德拉娶电台播音员薇拉·赫拉班科娃，哈索娃嫁画家弗拉迪米尔·斯姆尔奇卡。
昆德拉从未写过或说过任何与她有关的事，而对方对他也是缄口不言。
法国记者、《寻找米兰·昆德拉》的作者阿丽亚娜·舍曼曾提到一点幕后信息，布拉格法国研究所的所长吕克·莱维告诉舍曼，昆德拉从官方叙事中抹去了哈索娃的一切痕迹。
2020年，另一位昆德拉的传记作者扬·诺瓦克曾前往布尔诺，几次三番抱着大束的白玫瑰去见她，求她开口。“您就别白费力气了。米兰不想让我谈我们的生活，我答应了。”哈索娃说。
1967年6月，威隆拉第剧院的一个大厅里挂满了红旗，米兰·昆德拉宣布第四届捷克作家大会开幕，并做了《还文学以品质和尊严》的主题发言。
几天以后，他悄悄地与一位小自己六岁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薇拉·昆德洛娃结了婚。至于结婚的日子，她发誓说记不得了。“都有一百九十年了。”她对传记作者舍曼这样说到。不过，在接受《主宾》杂志采访的时候，她曾讲起结婚三年前与昆德拉在布尔诺相识的过程。
当时薇拉要去广播电视台值夜班，刚出家门就在列宁街（现在叫库尼科娃街）遇到了一个诗人，她之前朗读过他的诗，诗人把同行的男人介绍给她，说这是“米兰·昆德拉先生”。
“诗歌一直是我的最爱，从某种方式讲，正是因为诗歌我才认识了米兰。”结婚的第三年，他们搬到了布拉格。小说家的妻子三十二岁，成为了捷克电视明星。那时薇拉比昆德拉有名。
但是当局对他们俩的监视也一天比一天严格。和很多受到官方制裁并被剥夺体面职业的知识分子一样，昆德拉夫妇靠着攒下来的最后一版捷克语《玩笑》的版税艰难度日。
这段婚姻，两人从流亡法国到重新获得捷克的公民身份，共同走过了风雨飘摇的五十多年。
作品
在欧洲，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小国，欧洲的每一场战争灾难都会波及它，20世纪先是沦陷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二战后又很快沦为苏联的附庸……这个多灾多难的悲情国家为世界文学创造了不少瑰宝，包括卡夫卡和哈谢克，他们的文学精神与文学范式影响了整个捷克文学甚至世界文学——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和以幽默来面对暴力及消极的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布拉格精神》
昆德拉作为卡夫卡的拥趸和哈谢克的崇拜者，是布拉格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他如此完美地将“卡夫卡式”和“哈谢克式”融入了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发展起一种独有的对人之“终极悖谬”存在的书写。
在三十岁前，我写过好几类东西：主要是音乐，但也有诗歌，甚至有一部剧本。我在多个不同的领域工作——寻找我的声音，我的风格，寻找我自己。随着我的《好笑的爱》的第一个故事（写于一九五九年），我确信‘找到了自我’。我成为了写散文的人，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什么人。那时候，我深深渴望的惟一东西就是清醒的、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寻到了它。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
此后，小说创作的热情一直伴随着昆德拉。
△《玩笑》[法]米兰·昆德拉著/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初版/2022-4-30
此后，昆德拉创作的“汽车三部曲”：《不朽》（1990）、《慢》（1995）、《身份》（1997），都不再以捷克为背景，他在《不朽》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当我写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一件事情确定无疑地结束了：我再也不会回到当代捷克历史的题材上来。1978年，我被剥夺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身份，这意味着捷克境内的人被禁止与我有任何联系，捷克边界在我面前不可逾越地关闭了。我毫不怀疑这是永久性的。
昆德拉不仅是一位小说家，同时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先后出版了《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1993）和《帷幕》（2005）三部关于小说艺术、小说美学和小说历史的随笔集。在昆德拉看来，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体裁，也是我们洞察世界，准确地说是洞察人的存在秘密的透镜：
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
布拉格之恋
布拉格的美和米兰·昆德拉有关。当多数游客踏上这座中世纪风貌古城，穿梭在错综复杂的小路上，同时不忘去追寻昆德拉曾经的足迹。
1968年8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坦克横行布拉格街头。此时昆德拉在政治上对苏联入侵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击，这个事件最终在他身上留下非常深的烙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叙述，随后改编成的电影《布拉格之恋》也因此而成名。
该影片由著名英国男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和著名法国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主演，本片是1988年美国十佳影片之一，获1989年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电影《布拉格之恋》（1988）
影片中看似庸俗的三角恋中蕴含着米兰·昆德拉对生活态度的哲学思考，生命的轻与重。
女配角萨宾娜坚强、独立，她不能承担世俗婚姻之重，不能忍受形式媚俗之重。她拒绝同居生活，蔑视形式主义的政治游行，厌恶饭店中媚俗的音乐和装饰品。她选择逃离家庭，逃离祖国，逃离婚姻……但却逃不出空虚与孤独。
女主角特蕾莎脆弱、敏感，她不能接受没有爱情的性生活，不能忍受托马斯肉体的出轨，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国家主权被践踏。
男主角托马斯是轻与重的矛盾体。像大多数男人一样，信奉灵与肉分离的爱情观，他不认为肉体的出轨是对婚姻、对特蕾莎的背叛，因而他在“责任”之重下仍保持着灵魂的轻。
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那条叫卡列宁的狗。在故事快结束的时候，特蕾莎对托马斯说，有时候我觉得我爱它甚过于爱你。
影片最让人难忘的片段是关于特蕾莎给托马斯写的一封信，“生命对我太沉重，对你却这么轻，我不能承受这生命之轻，不能承受自由，我不够坚强。”
最终托马斯和特蕾莎坐上了一辆卡车，在浓浓的雾中奔向死亡。面对电影悲惨而壮丽的结局，我们感受到爱的存在与分量，即使生命如此之轻。
米兰·昆德拉的这部作品让我们从心灵深处再次审视自我，我们一直在生活的“轻”与“重”之间徘徊，苦苦地去追寻着意义却不一定找到答案。
流亡
我们很难直接了解昆德拉离开祖国的心情，但在他的小说《告别圆舞曲》中，主人公雅库布的离开并没有那么轻松：
他快步朝汽车走去，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重新驶向边境。就在昨天，他还想，那会是很轻松的一刻。他会满怀喜悦地从这里出发。他会离开一个他曾错误地出生的地方，一个他并不觉得是在自己家的地方。但是，眼下这一时刻，他知道，他离开的是他唯一的祖国，他没有别的祖国。
《告别圆舞曲》完成于1971年或1972年，1976年在法国出版，应该能够代表他那个时候对捷克斯洛伐克真实的态度。
“他猛然想到，是他的骄傲妨碍了他爱这个国家，因高贵、高尚、高雅而造成的骄傲；一种没理由的骄傲，使得他不爱自己的同类，使得他仇视他们，把他们都看成是杀人凶手。”
1979年，小说《笑忘录》出版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剥夺了昆德拉的公民身份，他与祖国的联系从此一刀两断。1981年7月1日，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宣布，昆德拉将和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一道获授法国国籍，现场昆德拉简短地表示：“法国是我精神上的祖国，如今是我的第一祖国。谢谢。”从这一年开始，昆德拉又成了有国籍的人。他是法国公民了。
他们四十年的朋友、法国哲学家芬基尔克劳愿意相信“昆德拉和斯特拉文斯基一样，从来都不赞成消极的流亡。对他来说，流亡是一次机遇，但这却加大了与自己同胞的距离。现如今，他和薇拉都已经人到暮年，思乡之情愈见浓厚。这种情愫最近才出现，并且饶有意味。这也正是他们接受恢复捷克国籍的原因。”
2019年11月28日，在他们的寓所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仪式。作家“收回”了被共产党政权剥夺的捷克国籍。这一事件仍然没有见证人，时任捷克驻法大使的外交官彼得·德鲁拉克告诉我：“过程非常简单，他接过证件，对我说谢谢，接着我们一起用了午餐。”
昆德拉热
1990年初，中国兴起了“昆德拉热”。这二三十年以来，就算没有读过他的书，但也一定听过他的名言，并且发现它们会在生命体验的各个角落发出声响。
他的书名“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等一度成为流行语，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风行一时。甚至现在回头看，昆德拉的最后一本小说《庆祝无意义》，其书名已然精准地概括了这个时代。
他的哲理金句比其文学本身的名气更大，比如“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是他被中国读者引用甚多的句子之一。
《可笑的爱》当中那句“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年代，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似乎也成了我们当下面对他逝去的写照。
尽管这些语句的碎片化、浅显化引用，多少存在对其文字表意指向的望文生义之嫌，但仍旧折射了昆德拉的哲理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
媚俗/kitsch
如果说在当今的图书中，粪便一词被虚线所取代，那并不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总不至于说粪便是不道德的吧！
因此，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这一美学理想被称之为kitsch。
kitsch是个德语词，产生于伤感的十九世纪中期，随后传到各种语言中。但是该词的频繁使用已经抹去了它原来的形而上学的价值，也就是说：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讲，媚俗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给出了他对kitsch的理解。之后，他又在书中写到一个典型的媚俗瞬间：
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
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
在中文语境里，“媚俗”（kitsch）常常与“从众”联系在一起：若从众，即媚俗。但昆德拉实际上想说的是：从众是使媚俗成立的确证。
“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这是以审美的眼神观照生活，赋予平常生活以诗意。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也许谈不上媚俗。但是，“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这就是媚俗了。
昆德拉没有否定“第一滴眼泪”有可能是真实的，说明他尚且留有余地，没有把所有激情都视为媚俗。但实际上，一个媚俗者不需要真的找到那些和自己一样留下媚俗的眼泪的人：既然对着“具有美化效果的谎言镜中”，他能看出蒙着粉红面纱的虚假幻象，那么，对着这面镜子，他同样能看出“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的虚假幻象。
媚俗者如此看重绝对的抒情性、渴望一个“诗化了的激情生活”，在“心灵的专制”中，像“什么是幸福”这样的问题，只需要主观的独断就可以给出绝对的答案，不需要外在的证明，就可以确立为真理。
正是因为反对这种绝对价值主宰世界，昆德拉从未停止过与媚俗的战斗。他始终用文学来与媚俗抗衡。
诺贝尔文学奖
所谓的作家，其实都是孤独的，在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后，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才能写出有自己风格的文字。毕竟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而其身上的特色也是到了足够的程度才可以大放异彩。毕竟并不是谁都是可以写出令人难以忘记的文字，我所做的，目前仅仅是给自己多多地增加点筹码，才可以不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好笑的爱。
得奖或许只是庞大人生中的一隅，让心灵与文学达成契合、写出真正难忘的文字，可能是他更加重视的事情。
抛开诺奖，昆德拉于1985年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又于2020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奖曾经多次与后来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重叠，包括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以及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德国作家彼得·汉德克等。
因此，虽然昆德拉并未获得诺奖，但致力于奖励那些人文主义关怀作家的卡夫卡文学奖已然在他的晚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认可了他笔下哲思文字的价值与地位。
同时，未获诺奖的他，实际上也大大影响了其同代和后来的作者。比如获得诺奖的莫言，他说：“他的小说中的讽刺有一点儿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其中很多议论精辟、深刻，表现出昆德拉与众不同的思考。”
难忘、独特、精辟，读者对他的印象和记忆，就是他作品最好的勋章。
庆祝无意义
2014年4月，在85岁之际，米兰·昆德拉出人意料地出版了一部新的小说《庆祝无意义》。
《庆祝无意义》只有短短的一百二十九页，单单这一书名本身就体现出该书的精神，这是一种不变的精神，其中有欢欣与绝望、幻想与清醒的斗争。尽管年事已高，但昆德拉的激情丝毫未减。他仿佛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年轻。
△《庆祝无意义》初版封面
如同在他早期写的某些短篇小说中（人们尤其想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所写的《座谈会》），谈话胜于情节。小说写了四个朋友——拉蒙、夏尔、卡利班和阿兰，在卢森堡公园的小径上，或围坐在葡萄酒前，懒懒散散地就不同的话题闲聊。第五个伙伴叫达尔德洛，是个老唐璜，典型的昆德拉笔下的人物。昆德拉狡黠地向我们道出诱惑者的真谛：无意义。
“当一个优秀的家伙试图诱惑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有一种进入竞赛的感觉。她觉得必须也表现得优秀，不能没有抵抗就献出自己。于是，无意义解放了她。同时也让她疏于戒备……让她无所忧虑，因此也就使她更容易让人得手。”
到了爱情得失不再重要的年龄，作家饶有兴味地观察情色风俗的演变，比如女性诱惑的中心点从胸、屁股移到了肚脐，年轻姑娘从此裸露着肚脐。然而，在趣闻逸事的细节之下，一如既往地透出更为深刻的主题，友情或幸福。
思考的背后，虽然有着可以感觉到的忧伤，但昆德拉始终忠实于自己，力戒做出种种判断，而是用他最偏爱的反讽这一武器来谈事论物。一种超越黑暗与醒悟的坚定见解让他免于悲楚，促使他如此写道：
“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只有一种可能的抵挡：不必认真对待。”
《米兰·昆德拉传》高兴著/现代出版社出版/2018
《米兰·昆德拉去世：他不需要诺奖承认，他自己就是一部传奇》，中国新闻周刊
《从维吉尔到昆德拉：世界文学经典导读》高永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21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著/刘云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21
《米兰·昆德拉：与媚俗战斗的一生》，上海译文
《昆德拉逝世：诺奖错过了他，读者不忘记他》，界面文化
《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了？91岁米兰·昆德拉喜获卡夫卡文学奖》，金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