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1日，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濮之珍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101岁。2023年10月29日，濮之珍先生追思暨安葬仪式在上海青浦福寿园隆重举行。
1.
我的一点想法
刊2001年1月23日文汇报笔会
我想：新世纪的笔会，能否为“语文规范”留一席之地？因为语文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语文是基础。我们想什么、说什么、写什么，都离不开语文；要想词能达意，说得准确，写得生动，那就要下功夫学习语文。我国历来就重视语文学习，并强调要炼字、遣词、度句、谋篇。
2.
对“马局”“郭队”的一点想法
刊2001年4月2日文汇报笔会
《大雪无痕》是一部反贪题材电视剧。中央电视台播放时，我们很爱收看。电视剧情节曲折，人物生动，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如何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丑恶灵魂，为了掩盖罪恶，不惜杀人灭口；另一方面，新刑警方雨林和郭强队长、马副局长，以及廖红宇等与之坚决斗争的精神很感人，也教育人。
汉语中双音词占优势，对有些多音词，有时缩简为双音词。例如过去把土地改革，缩简为“土改”，劳动模范缩简为“劳模”。但是，不是所有的多音词都可以任意缩简的，比如“战斗英雄”就从未缩简为“战英”。记得中央台播放《突出重围》时，剧中主要领导人方副司令，部下称呼他：老师长、方副司令，听上去反而显得亲切、庄重。
电视剧，当前是个影响很大的文学艺术形式，我们希望能有文化内涵的好剧本，要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在语言方面，也希望能规范、精彩。例如莎翁《哈姆雷特》剧中王子独白，曹禺改编《家》的话剧，新房一幕中觉新、瑞珏的独白，都是令人难忘的。又如《红楼梦》小说中，宝钗说话就和黛玉不同，凤姐说话又是一个样。这是作者重视语言的运用、表达，表现出语言的个性化，十分出色、精彩。我们期望影视艺术，在语言运用表达上，能更进一步，给观众以艺术语言的魅力。
3.
从“蓝魔”“清嘴”说起
刊2001年6月23日文汇报笔会
日前有位老编辑对我说：现在有些年轻人，把贬义词用作褒义，并以球迷们用“蓝魔”“红魔”命名为例。他为此担心。后来，在电视上看到申花队球赛，就有命名为“蓝魔”的球迷们为之加油鼓劲。当申花队踢进一球，他们如痴如醉、欢呼雀跃。我想，这么一批可爱的年轻球迷，为什么要取这么个名字呢？
我们是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因此，词义就有褒义、贬义之分，也有中性词。如“魔”这个词，一般用指害人性命的恶魔。如最近公审罪大恶极的张君团伙，人们愤怒地称之为“恶魔”。“魔”这个汉字，如组合成“魔术”这个词时，才有“奇异”的含义。因此，使用词语时，要注意词义的褒贬之分。
4.
谈谈“外来词”
刊2001年9月1日文汇报笔会
日前，参加一个会议，有位教授和我谈起：他对报刊上夹用“洋文”有意见，一是看不惯，二是有些“英文缩简词”看不懂。他忧虑地说：长此下去，会不会影响中国语文？
他的话也引起我的注意，打开报纸一看：大标题“俄罗斯微调反NMD立场”。“NMD”是什么？还好，在“新闻提示”中有说明，“美国抛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计划后，一直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可是，过一天在报上又看到两条新闻标题：“今年为何是ADSL年、”GPRS商用网在25个城市试用“。这两个英文缩简词是什么意思，就搞不清楚了。回想起那位教授的话：一是看不惯，二是看不懂，是有道理的。看来，对外来词的吸收、应用，是应该加以研究，并加以规范使用才好。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中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比较稳固，发展缓慢；而语言中的一般词汇最敏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每当社会发展变革，文化科学进步，就会有新词产生，旧词消失，词义有扩大、缩小感情色彩变化等；每当与国外交流，就会吸收一些外来词语等。
汉语汉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是我国几千年优秀文化的载体。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发展变化。如：由于佛教传入、梵文影响，汉语中有“夜叉”、“劫数”、“菩萨”、“涅槃”等词的产生。古代和西方各民族有来往，汉语中就有“葡萄”、“琵琶”、“胡琴”等词的产生。又如“五四”时期，与国外交流较多，吸收了不少外来词。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词语涌入。有的按汉语的规律构词，就吸收应用自然。如：快餐，是英语fastfood的意译。保龄球是英语bowling音意合译词。科技方面如：计算机、电脑信息、网络、克隆、基因、纳米，有的是意译，有的是音译。又如音译词“奥林匹克”，音意合译并加以缩简成“奥运”“奥委会”。7月13日，北京申请主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于是就有“申奥成功”这个既符合汉语构词规律，又为我国人民喜爱的新词语产生。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公布，其中第三条：“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十一条：“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并指出：“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
目前，报刊上这种硬搬洋文、夹用洋文的现象，而且大多是英文缩简词，又不加注释，是不符合汉语规范的。因此，关于外来词的问题，应引起注意，并由有关方面加以研究，加以整理，使其合乎汉语的规范。这样才能让现代汉语更加丰富健康地发展，更好地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5.
我的启蒙老师
抗日战争时期，我跟随父兄逃难到了四川。1941年，考进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这是一所因抗日战争在四川办的女子师范大学。为躲避日机空袭轰炸，校址设在重庆上游属江津县的白沙镇。校园依山傍水，校门前有道溪流，有桂园林，校园后山有桔子林，是个风景优美的山间小镇。
当时，中文系主任是胡小石先生，教中国语言学方面的有魏建功先生，还有黄粹白先生，教文学方面的，有台静农先生，吴白匋先生等。我门班十八位同学，属第二届，第一届只有三位同学。入学不久，就听说魏先生的课深奥难懂，是“天书”。出于好奇，我和另一位同学，就到魏先生为高班上课时去旁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魏先生。当时，他也不过四十岁左右，清秀、严肃。上课时十分投入，虽然课堂内学生不多，但他好像面对满堂学生，热心讲课。对初学者来说，中国音韵学是难懂，但魏先生运用现代语音学，从发音的生理基础、物理基础讲起，并用音标、图表来分析讲解，尽量把中国音韵学讲解得深入浅出，帮助同学们学习。
当时，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不分的。我喜欢胡先生开的楚辞、唐诗课，吴先生开的宋词、元曲课，也喜欢台先生开的小说史课。比较起来，魏先生开的文字学课，音韵学课，不如文学课那么有趣。但是，他为我们展示了祖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另一番天地。
后来，魏先生为我们班上音韵学、文字学课程。课外还指导我读一些中国古代语言学专著。当时我年轻，每每学习这类书时，好像面对严肃“老先生”，似懂非懂，又不甘心，总想能读懂它们。回想起来，魏先生指导培养学生的方法很好，循序渐进，启发为主。他指导我学习一部专著，开始他多讲一些，多指导一些，我学习起来容易些；后来，他少讲一些，让我多读一些，多想一些；再后来，他基本不讲，由我自己去学习，去思考，他用提问来看我理解的程度。
抗战胜利，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后来考进前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毕业后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成为一名语言学方面的教师。回想起来，由于建功师的启蒙、引导、培养，我才成为一名语言学教师。
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语文教育家。他为传统音韵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可贵的是，他能联系实际，把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与为社会服务结合起来，积极推动我国语言现代化，在推行国语、编辑工具书、汉字改革、语言规范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现举二例：
抗战胜利，去台湾推行国语。
在先生主持下，台湾推广国语取得成功，为今天推广普通话打下很好基础，有利两岸语言的统一规范，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
主编《新华字典》。
先生一向重视语文工具书，深感旧辞书在收词上存在重文轻语，脱离实际；释义上辗转传抄，缺乏语言科学分析等缺点。早在1948年就想编一部科学规范的工具书。他思考了编辑的三大原则，又据此列为十大特色。1950年主持编写《新华字典》工作，他的思考与创意得以体现。他把原来设想的“十大特色”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新华字典》编写的“总体例”。他说：“这个总体例是解放初期语言工作者根据对汉语特征的理解，将旧有词汇字典从根本上予以改革的体现。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言的词汇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并且指导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的运用。”
经过三年努力，《新华字典》第一版于1953年出版，这是一部规范、科学、实用的好字典。据说每年印行一千万册左右，累计印数已达到三亿四千万册（商务1998年统计），发行量创世界印书之最。在传播知识，普及文化，以及推广普通话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先生为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教学、语言规范等方面，倾注了一生心血。我们要学习他的这种治学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
文：濮之珍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明
转载此文请注明出处。
作者：陈四益
2023-12-0423:18
本文刊2009年2月12日文汇报笔会
总想为蒋孔阳和濮之珍二位先生写些什么。蒋先生那张书生气十足的脸，他的一口四川乡音，他那讷讷的言辞和始终恭谨专注的神态，不时浮现于脑际。濮之珍先生的开朗，能言，一双不时闪眨、会说话的眼睛，也不能忘却。他们都是在复旦大学最先为我们授业的老师。除了外语、政治、体育等公共课，中文系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总共只有五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和写作。这五门课，蒋孔阳夫妇就包了两门：蒋先生的文学概论和濮之珍先生的语言学概论。
两位先生虽为夫妇，性格迥异。濮先生开朗活跃而外向，蒋先生朴讷内敛且拙于言辞，似乎是天公安排就的对立统一。陈望道先生讲美，说美就是繁多的统一。那么，他们二位可算恰副这个标准了。
濮先生上课，不时会扯上蒋先生。譬如讲到推广普通话，她会半喜半嗔地说：“我们孔阳啊，一口的四川话，教也教不好。”讲到语言是交际工具时，也会半是责难半是欣赏地说：“孔阳啊，就知道看书。”每到这时，课堂里总引起一片克制的笑声，一半儿欣赏一半儿调侃。其实，濮先生是安徽人，普通话也并不精到，譬如普通话里的前鼻音与后鼻音她必须特别注意才能分清，儿化音读起来则总是有“儿”而不“化”，把“儿”读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音节。不过，同蒋先生比起来，可算是天上人间了。
四川话属上江官话，不算难懂，但蒋先生说“文学”和“文艺学”时，我们听起来都像是说“文——学”，很难分得清说的是哪一个。蒋先生上课从来不会讲到濮先生。他总是一板一眼地讲他的文学概论。讲义，就是他所著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就像濮先生的讲义就是她的那本《语言》一样。刚进大学，还不大知道学习的要领，总以为应当多看同类的书籍以资比较。那时，这类书籍很多，刘衍文的，詹安泰的，霍松林的，毕达哥夫的，还有季莫菲耶夫的。但看来看去，大同小异。后来知道，毕达哥夫作为苏联专家，来北京办了一个讲习班，中国各大学来此培训的老师回校所授，皆出于毕氏，而毕氏所据又是苏联季莫菲耶夫院士的《文学原理》，因此，只要老老实实看一本也就够了。蒋、濮二位先生讲课都不离讲义，这就省却了记笔记的麻烦，但也因此失去了听老师即兴发挥的乐趣。起初，我不明其中奥妙，总以为老师过于拘谨，后来经过的事多了，才知道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余悸尚存，噤若寒蝉，老师上课，谁敢口没遮拦？
自1958年的批判之后，蒋先生转而研究美学。他参加过50年代中期的美学论争，后来研究兴趣一直不减，但也可能有意避开过于敏感的政治层面问题，而选择了相对不大敏感的艺术哲学。可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运动一个接一个，批判一场接一场。一个人如果在某一场运动或批判中成了“反面教员”，噩运就始终伴随着他。蒋孔阳先生谨言慎行，在历次运动中都不曾戴过什么“帽子”，但自1958年“学术批判”中成了批判对象之后，每次批判他都成了靶子，尤其在60年代初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时，他同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先生成了上海全市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典型”。其实，蒋先生一直努力在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文学艺术现象。当初全面学苏联，是党的号召，搬用苏联文艺理论，周扬等文艺界领导是始作俑者；及至高层转向，得风气之先者一个个快速跟进，成了“反修战士”，却把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帽子戴到了如蒋先生这样诚心诚意学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头上，真不知从何说起。
本来就敏于行而讷于言的蒋先生，话更少了，除去他必须讲的课以外，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课是要他讲的，批判是少不了他的。譬如，他在课堂上讲到美感时随口举了一个例子，说晴空万里时游公园同雨中游公园所得的美感是不同的，后来受到了“提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他说读古典文学是同古人交朋友，可以欣赏其美而没有吵架、闹别扭的烦恼，结果被上纲上线地批判为“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不满”。不能不讲而又动辄得咎，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一般人是难以承受的。“文革”中我从干校回到复旦，说要“复课闹革命”。一到学校，就听尚未离校的学生说，“工宣队”已经向“工农兵学员”布置：“你们一面要听他们的课，一面要随时准备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一闻此言，去志顿萌，找了个理由，申请离开上海，到湖南山沟里一家工厂去做“工人老师傅”了。去志之萌便是因为我想到了师辈们的命运，想到他们承受的有如监督劳动般的精神折磨。
濮先生是要强的，不但在学术上，也在政治上。她同蒋先生以其才华和学术上的成绩，本来期望着一个美好的前程，但由于蒋先生屡遭批判，她的心灵也受到严重的挫伤。60年代初，她已不像我们刚刚进校时那样活跃，在各种会议上她更多地选择沉默，我也很少再听到她带着温情说“我们孔阳啊——”。一个和美温馨的家庭，似乎缺少了生气。两个方近四旬的年轻生命在一两年间似乎便苍老了许多。1957年之后，到我离校，未见蒋先生再有什么新著问世。后来想想，这可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与其出版新著，为批判者平添一些口实，不如无。
再见到蒋、濮两位先生，已在“文革”之后。蒋先生依旧讷讷不善言辞，依旧是一介书生本色，但已能专注于他的美学研究，卓然大家。有说他是美学研究中“第五派”的，有说他创建了美学“复旦学派”的。对这些我并不在意，实至名归，不在封号，令我开心的是他终于有了潜心于学问的环境，摆脱了遭遇无端批判的恐惧。有了这两个条件，他的治学成果真如泉水喷涌。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使他获得了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濮先生也因其《中国语言学史》等学术成就和她在社会活动中的贡献，获得了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及上海市巾帼奖。笑容重又浮于濮先生的脸上。路上遇见，恭喜她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和秘书长，重又听到她那半是谦逊半是高兴的娇嗔：“哪里呀，副的。”她所期望的终于来到，只可惜已经蹉跎了二十多年时光。
中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所求甚少，付出极大。恰如鲁迅所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不知顾惜，伤害的是民族的元气。几十年间学问的凋零，已是令人惆怅。更令人伤怀的则是视学问为生命的学术人格，也因风气的败坏而承继乏人。想到蒋先生，不禁怆然涕下。
文：陈四益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明
作者：郜元宝
本文刊2002年4月20日文汇报笔会
先生穿着白衬衫，沿国顺路慢慢往四平路走。这是他家附近比较安静的一段马路。大概那时候，先生终于意识到“锻炼”的重要了，偶尔也锻炼一下，但无非就这么完成指标地走走。我在马路另一边骑自行车飞快掠过，举手向微笑着渐渐后退的先生致意，从没想到停下来陪他走一段。我觉得许多事情要赶紧去做，先生虽病弱，步伐尚稳健，而一个人推自行车陪另一个人散步，是很有损于散步之为散步的。
好几次看到先生一个人把扑克牌满桌子摊开，那是他锻炼脑子的另一种办法。
去看先生，习惯是直接从虚掩的厨房进去，转两个弯，就是书房了。听到纱门响，先生抬起头，笑吟吟地说，你来了，请坐请坐。他想起立，但坐得太久，又胖，努力几下都未成功，只好抱歉地作罢。
先生经常谈起《中国美学史》的撰写计划，他说，小郜，我自己最有心得的是《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关于孔孟老庄，都曾写过一些东西，唐诗有专论，绘画理论也摸过，宋元话本到《阿Q正传》的小说美学，更是一直思考的问题，你看我该不该写一本《中国美学史》？每次说到这儿，情绪都很高涨，但越到后来，这类话题就越不是他所喜欢的了。先生被疾病折磨着，只能在自己心中琢磨这些伟大的计划。有时真心恭维他的随笔，他总用不屑一顾的口气岔开去。先生不是古板人，兴趣异常广泛，有一次，我就听到他和客人大谈京剧水袖与身段的学问，投入得不得了。但他始终看重成体系的著作，先生的学问根底在中国，理想却是西方式的。
不知怎么说起正在读唐诗，先生非常高兴，一边讲他自己的唐诗研究，一边大肆背诵起杜甫、李白、李商隐的诗来，明显要和我比赛记忆力。一首首背诵下来，我的库存很快见底。先生沉浸在胜利者的喜悦中，我趁机提议由他请客，一边吃中饭一边开始宋词方面的记忆清点。先生说好啊，今天濮先生不在家，你就帮我买点熟食和啤酒，我们继续背诵如何？
先生从第九宿舍一路走到我所在的第一宿舍，额上汗涔涔的。他在堆得乱七八糟的餐桌旁坐下，把我小女儿叫到跟前，考问她叫什么名字。小孩子不肯回答，却反问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来我们家？”先生乐了，说你看，还是小孩子有哲学头脑，一开口就向你提出这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做学问的做着做着，往往倒把这些根本性问题忘得干干净净了。
先生特别喜欢用“小孩子”这个词。每次跟我说起他的四千金，总是“我小孩子，我小孩子”的。这一方面是舐犊之情的自然流露，一方面则是尊重交谈者——他任何时候都把交谈者当作和自己绝对平等的客人、朋友，浑然不计对方的年龄。
先生突然问我：小郜，拿鲁迅和钱钟书相比，你觉得应该怎么说才好？我知道他已经有说法了，笑而不答。于是他说：鲁迅是把人生当学问，钱钟书是把学问当人生。
这话不久便出现在我的一篇谈鲁迅的随笔里。尊先生之意，我没把这句“戏言”归在他名下。
第一次见先生，是八十年代初读本科时，陪热心“社团”的同学拜访先生，请他为一个有关电影的社团活动做报告。先生随我们步行至“相辉堂”，路上问他怎样研究美学，他说要有三种准备：一，语言，主要是古代汉语和至少一门外语；二，哲学；三，精通一门艺术。几年后，我投到他门下，堂而皇之地研究“西方美学”，居然以海德格尔为题，拿到了博士学位，但马上就告别了美学。一直觉得对不起先生多年教诲，但想到正式拜师前听到的“三种准备”说，又觉得可以释然了。这三种准备，我一种都不过关，决然舍去，岂不正合先生的意思？
先生躺在病床上，对我说，但仿佛又是自言自语：“工作是幸福，健康是幸福”。他希求健康，还是为了工作。
先生给我一些钱，说你帮我把翻译过来的海德格尔的书尽量买来，我们一起读，等你开始写毕业论文，就可以跟你讨论了。
“先生，海德格尔的书怎么样？”我问。先生说：“不好懂啊。但我不相信真的读不懂。年纪大了，脑筋转不过来。要是年轻，会狠狠下一番工夫的。”他认真地看着窗外，做什么长远打算似的。
我在学校财务科冲帐，被人偷去一个书包，先生借给我要我仔细阅读并做读书报告的比尔兹莱的《美学：从古希腊到现代》也在其中。先生生气了，但尽量不表现出来。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从图书馆复印了还给先生，他在腼腆中接过复印件，似乎为上次的生气而后悔，故意开玩笑地说：“谢谢你啊，你还我的书，比我借给你的大三四倍！”
谈到冯雪峰，先生说，这人很聪明，他如果搞美学，我们都要失业。
总是傍晚六点左右，我们师兄弟妹几个结束两周一次的读书报告会，从先生家出来，他坚持送到大门口。后来实在行走不便了，也总是送到自己家的门口，与我们揖别。先生揖别的姿势大概很古典罢，第一次见他那样隆重地施礼，惊讶得良久没有反应过来。
濮先生拿出一个旧包袱，全是先生的未刊稿，其中有“文革”时销毁旧物剩下来的四十年代末写给濮先生的一叠“情诗”。他们那时分居两地，先生常有书信给濮先生，有时直接就是诗。我粗粗翻了翻，鼓励发表。先生不同意，说没有价值。先生去世后，濮先生搬了家，不知道那些先生青年时代的诗作留存与否。那是一个心情浮动、对国家前途和个人生活毫无把握的青年人真实的思想表达，风格是充分的欧化。先生自己当然有理由认为那没有价值，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却可能相当珍贵。四十年代末私人的“潜在写作”留存太少，在历史巨变的瞬间，中国的青年究竟怎么想？最近，记录西南联大一个青年讲师当时心境的《夏济安日记》在祖国大陆出版了，学者们奔走相告，如获至宝。先生的诗作也属于这一类，我希望终于有出版的一天。
转眼就是先生三周年祭日，从记忆里抄出这些尚未褪色的碎片，也算是为自己寻求一种开脱吧。
愿先生的灵在我所不能梦见的幸福的国里微笑着，和生前的微笑一样温厚、善良，不带一丝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