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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6河南
作者︱张弘
纳粹焚书
然而，被创造出来的知识，被记录的历史和真相，有时候会随着焚书而消亡。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来都不乏焚书的野蛮行径。因为战乱，因为统治者的野心和无知，因为对权力的滥用，因为对异见的排斥，无数的图书、档案和资料被付之一炬，那些耗尽作者和记录者心血的成果因此永远消亡。《焚书：知识的受难史》揭示了世界各国历史上的焚书，这些事例让人痛心疾首。而中国历史上的数次焚书，更是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世界各国的焚书
作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馆长和学者，理查德·奥文登在《焚书：知识的受难史》首先讲到的是，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述尼尼微巴尼拔皇家图书馆公元前612年被毁。
据《两河文明三千年》（381页）载，公元前672年5月，亚述巴尼拔成为亚述帝国的王位继承人，他的弟弟沙马什-舒姆·乌金为巴比伦尼亚总督，亚述巴尼拔的地位高于沙马什-舒姆·乌金。其后，沙马什-舒姆·乌金认为巴比伦可以与尼尼微一样统治世界。公元前652年，沙马什-舒姆·乌金关闭了西帕尔、巴比伦和巴尔西帕通往亚述的大门。于是，亚述巴尼拔向沙马什-舒姆·乌金进军，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亚述巴尼拔取得胜利。
与亚述巴尼拔皇家图书馆相比，更富传奇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不仅晚出，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实物证据。在古代，亚历山大实际有两个图书馆，缪斯神庙和塞拉庇斯神庙，或称内图书馆和外图书馆。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在写于380-390年的《历史》中说，在亚历山大战争中，独裁者凯撒下令洗劫，70万册书籍尽数被烧毁。普鲁塔克则提供了更多细节。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之后，希腊世界的学术成果通过阿拉伯文化和抄写、翻译而得以幸存，而基督教的传播让书籍和图书馆遍布欧洲和地中海世界。
而16的宗教改革导致了知识的受难。在英格兰，就是数万本书被烧毁或拆散。1217年和1225年《大宪章》正式缮写副本，在16世纪20年代从奥斯尼修道院和其他修道院档案转移到红衣主教学院。因《大宪章》与土地所有权无关，这些档案又被转移到一堆无用的文件中。经过安东尼·伍德发现和保存，最终被送到博德利图书馆，其内容成了17世纪和18世纪支持民主和法治的宪法论点的关键部分，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心中好政府的概念。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导致了数十万本书被毁，还有很多书被从图书馆移除，几个世纪流落在外。由于19世纪才实现书籍生产机械化，其中的损失难以估量。
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1813年4月，美军袭击了英属城市约克（多伦多），烧毁了立法大楼的图书馆。1814年，英国人袭击华盛顿，烧毁了白宫和国会图书馆。许多珍贵的书籍、档案、国家法令、立法法案等全部被大火吞噬。181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重建并出版了第一本目录，并且收购了杰斐逊的图书。1851年平安夜，一个烟囱起火导致美国国会图书馆5.5万册藏书中的一大半被烧毁。内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再次重建。
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样，比利时鲁汶大学（又称鲁汶天主教大学）图书馆也被烧毁了两次。鲁汶大学成立于1425年，到1914年，鲁汶大学图书馆藏书超过30万册，此外还存有近千卷手稿。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进攻法国时，侵犯了比利时中立地位，8月19日抵达鲁汶。8月25日，德军处决了市长和鲁汶大学校长。当天午夜，德军用汽油放火，鲁汶大学图书馆的整座建筑和几乎所有藏书都被烧毁。
鲁汶大学图书馆被烧毁引发了很多欧洲知识分子的愤慨，各国帮助鲁汶重建图书馆，美国支持良多。1929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新建的鲁汶大学图书馆正式落成典礼举行。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6日，德国武装部队瞄准并轰炸了鲁汶图书馆，重建的大部分建筑被摧毁，仅有2万册图书幸存。1950年，鲁汶大学图书馆重新开放。
早在二战之前，纳粹的焚书就已经臭名昭著。《焚书：知识的受难史》估计，从1933年纳粹统治德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2年间，有超过1亿册图书在纳粹大屠杀期间被摧毁。
1981年5月，在斯里兰卡地方政府选举引发了暴乱，6月1日晚，贾夫纳公共图书馆的10万册藏书和1万份手稿被发起暴乱的警察烧毁。
当然，《焚书：知识的受难史》中所记录世界各国的焚书并不完整。不难想见，因为战争、暴乱等原因发生的焚书还有很多没有被记载。除了焚书之外，知识的受难还包括对图书、手稿、档案等资料的抢劫和掠夺。
《焚书：知识的受难史》
作者：（英）理查德·奥文登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出品
中国历史上的焚书
在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焚书有三次，且都是皇帝所为：嬴政焚书；梁元帝江陵焚书，乾隆焚书。而这三次焚书，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了巨大的文化灾难。
孔子是焚书的始作俑者。汉武帝命令孔子的10代孙孔安国重修《尚书》。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据孔安国存到国家书库的资料《纬书》记载：“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诗》3000篇存311篇，则2689篇孔子示得而烧之矣”。汉朝《七纬卷弟九尚书纬之一》载：“孔子求《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
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这些史料显示，孔子焚烧的书，毁掉的书远远多于他整理后留下的书。
在臭名昭著的秦始皇焚书事件中，李斯的原话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言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而贾谊也多次提到秦始皇焚书。他在《过秦论上》中说：“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过秦论下》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后汉书·天文志》载：“秦燔《诗》《书》以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炭。星官之书，全而不毁。”
严丽纯的论文《从出土简牍看焚书坑儒》不仅证实秦始皇焚书的确存在，而且得出结论：秦始皇焚书应该是焚毁了绝大部分儒家经典，即使有小部分书籍被冒死收藏起来，但是绝对不能够流行于世确是事实。秦始皇焚书的命令是强有力的，焚书效果也是基本彻底的。能够做到基本彻底的原因有三个：一、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说，秦代法律的细密与苛严使民间不敢流行在焚书之列的书籍。二、从根本的层面上来说，秦朝统治阶层的人治特点更使臣民不敢违抗命令。三、从个人层面上来说，对秦始皇的敬畏也使人们相信必须要焚书。因此，焚书几乎造成了民间儒家经典的学术断裂。
继秦始皇焚书之后，项羽的焚书更具破坏性。公元前27年，项羽在河北巨鹿（今河北平乡县）消灭秦主力军章邯的部队，率大军西进，破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渲县东约十公里新丰乡鸿门堡村），欲与刘邦决一死战。刘邦依张良计，从鸿门宴逃脱。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皇宫图书馆所藏六国的图书，“先秦典籍，尽为项羽所焚。”
在西汉和东汉末年，战争引发的焚书再一次造就了知识的受难。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到西汉末年，皇宫藏书已达“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到西汉末年，才形成由刘向、刘歆父子编成的《七略》，共7类、33090卷。王莽覆灭时，皇宫中的图书被焚。
东汉末年上万辆车的图书，到王允收集时仅“七十余乘”，可见东汉末年的战争对古代图书典籍的祸害之大。
东晋初，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3014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到宋元嘉8年（公元431年）已著录了64582卷。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23106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40多年安定局面，民间藏书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7万余卷运回江陵。加上旧藏，萧绎的藏书达到了空前的14万卷。到承圣3年（公元555年），当江陵城被西魏军包围时，萧绎下令舍人高宝善入东阁竹殿，将所有藏书付之一炬。这一损失无法估量，因为直到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著录到的书籍才89666卷。
左步青《乾隆焚书》一文显示，弘历（乾隆）1772年发布征集遗书上谕说'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上谕发布后将近一年，各省并无动静。弘历再发上谕催促，才有安徽、河南等地零星呈送。于是，弘历于次年三月在上谕中说：搜集遗书一事“按之事理人情，并无阻碍，何观望不前一至于此必系督抚等因遗篇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乎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
然而，随着征集到的遗书增多，弘历发现不少图书中有“违碍”“悖谬”的文字，于是在1774年正式下令焚烧“有关碍者”。所谓“有关碍”，弘历在上谕中所定的范围实际是“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妄诗文”。1778年11月，清廷正式颁布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这个《条款》把查缴禁书的时限上溯到宋元，大大超越明末清初。
弘历下令焚书持续了19年。除了依照《查办违碍书籍条款》外，还几次发布了一些补充规定。据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统计，19年间，清廷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0000余块，民间害怕获罪而偷偷烧毁的书籍和书板更是不计其数。
进入近代之后，清廷与列强的战争同样造成了知识的受难。明永乐年间编成的二万多卷《永乐大典》，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但大典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各地。多达近八万卷的《四库全书》，尽管在副本以外又抄成了七部，但副本与其中的三部，分别毁于帝国主义对北京的入侵和太平军战争。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2月1日，日本浪人纵火焚烧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及积累多年的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及文稿均化为灰尘。此外，“文革”期间破四旧，勒令个人自觉焚书，废品站收购海量旧书，皆送造纸厂打成纸浆，焚书更是不计其数。
他们为什么要焚书？
无论是《焚书：知识的受难史》中揭示的焚书，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大致可分为七种：1.战争中的敌方故意摧毁或报复性摧毁；2.意识形态控制或思想分歧；3.毁灭敌方的知识资源和文化根本；4.泄愤或有意识的破坏。5.文化灭绝；6.宗教异见。7.意外的火灾。
属于第1种情况的个案有：亚述巴尼拔皇家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鲁汶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次被毁。中国的个案则有王莽覆灭时图书被焚烧；董卓火烧洛阳时焚书。
第2种：孔子焚书；秦始皇焚书；乾隆焚书。
第3种：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一八六○年英法联军和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焚烧或掠夺；东方图书馆。
第4种：项羽焚书；萧绎江陵焚书。
第5种：纳粹焚书。
第6种：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图书被毁。
第7种：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二次被毁。
在战争中，焚毁另一方图书馆的动机和目的包括泄愤和报复等等。与屠杀民众相比，焚书很少受到严格的追究。尽管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但是，《焚书：知识的受难史》显示，国际刑事法庭在起诉波黑战争的罪犯时，法庭将破坏文化遗产罪和危害人类罪联系在一起，但检方提交的修正材料中，破坏国家图书馆一事被删除，没有人因为破坏国家图书馆被定罪。但是，摧毁国家图书馆伤及了波斯尼亚文化的核心，削弱了大学教育下一代的能力。而1814年英国军队摧毁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打击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是一次蓄意的政治行为，旨在削弱美国的政治和政府的中心。
相对而言，古代的焚书破坏性更大。在印刷术和纸张发明之前，图书的成本极高且品种、数量都非常有限，无论战乱还是有意识的焚书，造成的破坏性更大，损失也更加严重。
以项羽火烧秦皇宫图书馆为例，就造成了大量先秦典籍的消亡。而项羽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表达对秦朝的仇视和泄愤，也表明自己与刘邦决一死战的决心，另外也有立威的成分——制造恐怖，让敌人害怕自己。
而梁元帝萧绎的江陵焚书造成的危害更大。葛剑雄认为，“由于唐初的藏书包括了555年以后数十年间问世的书籍，实际恢复的旧籍还不满原来的一半。从数量上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质量自然远在民间所藏或太建年间抄本之上，所以损失是无法用数量来估价的。从秦始皇到唐初，中国的书籍已经遇到了大小无数次灾难。从唐初到现在，天灾人祸又难计其数，当时的近九万卷书中大多也没有能保留下来。但一次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而萧绎焚书的原因，他自己也有表露。“将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萧绎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他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也就是说，萧绎读了很多书，宝剑代表的武道和图书代表的文道都没有让他江山稳固，所以他要毁掉这两者。相对于有行动能力的人来说，图书只是萧绎的私物，他要毁便毁，知识的消亡和文化的重创都不在其考虑之列。
而孔子焚书，主要是因为思想主张和价值观的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道家、法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纷纷登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只是其中一家。孔子生前为了推广自己的学说，曾经周游列国，希望得到君主重用。焚烧自己认为不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图书，无非就是以一己之见，阻断后人可能接触的思想和知识，减少思想上的竞争者。而他广收弟子，使得儒家学说得到了最大化和最广泛的传播。这些措施，最终在汉武帝时得到了实现。
作为皇帝的秦始皇焚书和乾隆焚书，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控制。以秦始皇焚书为例，其时，仆射周青臣称赞郡县制，博士淳于越主张分封制，秦始皇召集大臣讨论，丞相李斯批驳淳于越的观点，并提出焚书禁令，马上得到了秦始皇的批准。
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核心，在于后者加强了君主专制。李斯作为法家，提出的主张更有利于维护秦始皇的权力。儒生淳于越主张师古，诸生言必称《诗》《书》，标榜古代圣主的道德标准，这必然会让崇尚武力、重视刑法且刻薄寡恩的秦始皇心生恼怒。因此，他迅速批准了李斯焚书的主张。自此，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形成，在“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两千多年里不断上演。
而弘历焚书，除了维护清廷的专制统治之外，更是为了维护自己权力的合法性。
清廷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合法性焦虑是困扰清代所有统治者的头号问题。一定程度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就是统治者以KPI来维护和证明统治合法性的结果。1717年，玄烨（康熙）颁布长篇《面谕》，主要意图就是宣告“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其后，胤禛（雍正）、弘历都弘扬了这一观点（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玄烨、胤禛当政时尽管有文字狱，但都没有禁书。大规模焚书、禁书的恶行，正是从弘历开始。凡是容易引发汉人民族感情的作品，敌视清廷及其统治者，记载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诗文、笔记与一切形式的文字，都在禁止之列。内容与孔孟程朱学说唱反调的、已经被清廷治罪者的著作，也要查禁。
除了用统治绩效来争取合法性之外，清廷的政治专制和思想控制也为前代所无。正如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所显示的那样，清朝文字狱之盛，焚书、禁书之多，远远超过此前的历朝历代，以致清代文人形成了思想意识上的“自我抑制”。因此，人们不难理解龚自珍《咏史》：“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学者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一书的序言中说：“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为所欲为。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这一段话，可以作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以及弘历焚书的总结。
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的留言
图书馆和档案馆有多重要？
在历史上，图书馆可谓学术大家的成长播篮。17世纪，莱布尼茨在德国从事图书馆工作达30余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图书馆信长，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发明家。19世纪，威廉·浦尔曾经当过美国波士顿、辛辛那提、芝加哥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工作前后达47年，他既是当时美国图书馆界的顶尖人物，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批评家和古物收藏家。民国期间，李大钊、张申府、毛子水等都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顾廷龙（1904-1998）一生投身于图书馆事业，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
这件事也让很多人看到，尽管社交媒体近年来异军突起，电子媒介不断丰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使阅读逐渐趋向碎片化、浅层化。与此同时，图书馆依然滋养着读者的心灵，让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工作的忙碌之外，可以诗意的栖居。
在《焚书：知识的受难史》中，理查德·奥文登认为，图书馆和档案馆有五项职能尤其重要：1.它们支持整个社会和社会内部特定社群的教育。2.它们提供多样化的知识和思想，让人们加深对过去的理解，来面对现在和未来。3.图书馆和档案馆维护人民的关键权利和鼓励在决策中保持廉正，从而支持公民的福祉和开放社会的原则。4.图书馆和档案馆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参照点，让我们可以核实、引用和再现来追究真相和谎言。5.图书馆和档案馆通过保存社群的书面记录，帮助社会在其文化和历史中扎根。理查德·奥文登自知自己归纳的这五项职能并不全面，仅仅突出了保存知识对社会的重要性，但图书馆和档案馆着眼于人类的长期价值，不能因为短视而忽视其重要性。
葛剑雄在《文化断裂的真正原因》一文中说，人类传播和保存知识的载体，一是人，二是文献和资料。如前所述，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因为传承者丧失而导致知识灭亡的的例子，也不乏因为一人而延续文脉的个案。例如，秦始皇焚书之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未能保存，只能靠口头传播。到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因原书没有完整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济南人伏生原为秦朝博士，秦始皇禁书时，他将《尚书》藏在墙壁里。伏生在战乱后回家，发现遗失了几十篇，只剩下29篇。好在伏生还能背诵记忆，传授给学生。到汉文帝时，伏生已年过九十，行动不便，朝廷只能派晁错到伏生家学习继承。伏生讲齐地方言且口齿不清，只能让女儿传达，但晁错说的是颍川方言，还有两三成的意思不明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记录。若无伏生和晁错的记录和传播，《尚书》的传承就会中断。
据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记载：公元6世纪初的阮孝绪，他估算《汉书·艺文志》著录的596种著作中552种其时已佚，仅44种存世。公元7世纪的《隋书·经籍志》中注明了公元6世纪以来已佚的著作超过1164种（总数为4291种）。欧阳修在11世纪对开元时期（公元8世纪上半叶）学者的创造力表示钦佩，但又对到他那时为止这些学者撰写的著作中有50%至60%仅存其名表示了遗憾（《新唐书·艺文志》序）。13世纪初，马端临围绕这一数字提出，列入《汉书·艺文志》的书籍中60%至70%，在编《隋书·经籍志》时已散佚，7世纪至13世纪之间散佚的书籍比例大致相同（《文献通考·经纪考》序）。
秦始皇焚书，项羽、王莽、董卓导致的焚书，以及此后萧绎的江陵焚书等等，都一次又一次让大量的古籍珍本在灰飞烟灭中彻底消失。即便在唐代以后印刷术普及，也有大量孤本秘籍失传或被蓄意毁灭，它们承载的知识和文化也随之湮灭。
图书馆也将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博尔赫斯《关于天赐的诗》中曾如是写道：“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包括吴桂春在内的一般读者那里，图书馆或许不逊于天堂。
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人类能够积累和传承知识，而图书馆的本质是收藏图书和提供使用。卡尔·波普认为，图书和图书馆是整个人类文明中最独特、最重要的物质事物。西方文明的梦想之一就是在一个图书馆里积累人类的所有知识，这使得人们通过图书馆获取知识更加方便。事实上，统治者通过焚烧图书控制人们思想意识的行为，最后往往会竹篮打水，正如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所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