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思考一：古典诗歌教学意义何在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宋词元散曲各领数百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余秋雨先生是这样评价古典诗歌的：“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
确实，古典诗文是中华民族灵魂的寓所，而诗歌则是灵魂的最深处，它常响彻于你的生命，愉悦心灵，传递情感，寄寓思想，教育后人，令人无法自拔。当我们研究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时候，不能不把目光聚焦到这汗牛充栋如繁星般美丽而深沉的古典诗歌上。
即使从教学层面看，诗歌教学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恢复高考后的1985年的高考，“诗歌”题正式进入全国语文试卷。尤其是2002年《考试说明》增设诗歌阅读专项要求以后，诗歌题由知识型客观题向能力型主观题不断发展变化——考查知识，品味语言，欣赏意象，评价情志，鉴赏风格……命题深度层层推进，测试难度节节攀升，审美特色日益显著。可以说，高考语文命题推出诗歌鉴赏题，高举起“诗教”大旗，不仅优化了语文试卷的结构，提升了语文教学的境界；而且对学生国民素质的培养，对中华文化的建构，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因此，我们教师需要通过古典诗歌的教学，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延续民族血脉，光大民族伟业，这是每一个语文老师的沉重又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思考二：应如何制订古典诗歌的教学计划
1.充分了解生情学情，谋定而后动
2.准确定位，构建知识能力模块
高中的学习重点不在感知，而在“类”化。老师要注意引导学生积累整合背诵一定数量的诗词名篇，将单篇的、局部的、零散的知识进行勾连，进行“类”的总结提升，构建关于诗的知识能力模块，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能力体系。同时，也要适当联系高考，让学生在理解诗作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方法力争得分，给学生一把解读诗歌的钥匙，授人以渔，并且培养他们鉴赏诗歌的浓厚兴趣。
思考三：应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古典诗歌鉴赏活动
1.披文入情，登堂入室
诗人创作的过程，大致概括为“生活积累——选材立意——艺术构思——语言表达”。观赏者“沿波讨源”，可从“语言表达”入手，追溯到诗人的“艺术构思”、“选材立意”和“生活积累”。即先从作品的“语言形式”入手——谓之“披文”，进而探讨其他——艺术、情感等。
从操作层面看，“披文”都是鉴赏的前提。当然可以从诗题入手，从具体的意象入手，也可从整体印象入手，但终归都要过语言关。然而，诗词用语与散文不一样，既有韵律的限制，要求精炼、含蓄，留下“空白”，又可在叙述时跳动进行，因此诗词的结构是特有的。如果用散文的眼光去读诗词，可能会摸不着头脑，甚至是忽略作者的用心，不能正确理解诗人的意图情感，自然也体会不到它的好处。
叶嘉莹先生认为：“在一个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民族中，有些语言的符号经过长久的使用往往形成了某些固定的联想，而且只有属于这一文化传统之内的人，才熟悉这种联想。”所以，老师要抓住“意象”，向情感深处漫溯。
意象是蕴涵作者思想感情的形象，是解读诗歌的一把钥匙。诗歌的阅读鉴赏，必须以解读诗歌的意象为突破口，以熟知诗歌意象为突破点。平时就应让学生养成分组分类整理意象及所表达的含义的习惯，同时，注意教给学生评点意象的方法。如：（1）抓住修饰意象的词语进行评点；（2）体会修饰词语描述出对象的什么特点：颜色、动作、神态、心理、质感、层次等；（3）可以用其他修饰词语替换，运用比较法来对修饰词语进行体会感悟和评价。
2.以读促学，授人以渔
“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中，要令学生与文本对话，重要手段就是读，朗读，默读，略读，浏览，精读，诵读……不一而足，不同的读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学生只有经历这些读才会读。不同的授课内容对读有不同的要求，但最终是要让学生具有独立阅读能力，学会多种阅读方法。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考古学;音乐学;音乐学学科体系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1．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2．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3．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4．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于珊珊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考古学主体整体历史性
“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己有，恢复对他们的支配，并在他们中找到我们可以成为主体意识场所的东西。”[1]在主体与“人”可以化等价的时代，人总是试图以自身的需要阐述历史，以此构造人为的历史，塑造人的历史性主体地位。针对思想界存在的连续性地“总体历史观”，福柯指出，“总体历史观”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总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精神——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以及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以至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2]
一、主体的迷失
现代哲学通常是现代实践的指导意见，同时也接受现代实践的印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然而这种实践观通常是以人作为主要实行者。以此而形成的对实践观的认可，从而陷入了主体哲学的盲目崇拜。然而人始终是有限性的存在，主体的存在受制于人的具体活动、生命以及语言的阐述，也就是说人表现为一个有生命的，说这话的存在。由此，现代哲学陷入了一种‘人类学沉睡’。这种沉睡的根源在于主体迷信，这种主体迷信使现代哲学等价为主体哲学。“福柯对主体与主体哲学的解构正是为了把现代思想从这一沉睡中唤醒”[3]。
在主体性哲学建构的过程中，由于是以实践观作为参照标准，试想一下，此时作为实践的主体站在什么角度？在发展和充实的过程中，似乎整个体系都是彰显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能动性，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人在确定主体性的同时，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以主体性为目标的构造活动中，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的机器，处于建构和被建构这一双面性中一个自以为是主体实质是客体的矛盾体。对于这种主体的丢失，或者说主体的被奴役，“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具体的理性，而不是总是引出一般的合理化过程。”[4]
二、话语分析理论的考古学
总体历史观的主体的迷失，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开始对陈述整体进行倒推式的反思，这一反思从话语单位，也就是陈述的基本单元开始，这是对话语甚至是对整个历史进行根本上的颠覆，由此形成的话语分析理论。
“首先应该完成一项否定性工作：摆脱那些自以为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5]福柯在对话语的单位的开始阐述中，对人习惯的表达，指出其在日常表述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联接单个事件的关系网络，甚至对于连续性本身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并不是盲目，毫无理由的束之高阁，正如福柯所说的“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最终把他们摒弃，而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某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他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规则，并对它做验证，为了确定在那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6]。在这里的表述中，福柯尽力避免掉进自己的理论客体中，不否定一切事件，然而在处理话语的单位之后，福柯谈到了陈述的形成，“强调陈述本身不是一个单位，只是一种功能，当命题、句子和表达行为符合一定的规则，发挥一定的功能，才能进入陈述空间”[7]。
话语对象是通过“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使这个形成得到保证”[8]，由此考古学话语对象不是指明哪些是对象，而是对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以此来确定对象，同时指明对象在何处出现，如何相互区别和对象“分离、对比、联系、组成、分类和派生”的规则。主体相对于对象而言，主体的地位是由不同的对象的范围来确定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时常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转变，主体要表述事件，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不能随心所欲。
三、反主体认识论的考古学
按照考古学的理论，所谓的人的知识属于话语实践。对于知识，福柯认为：“这个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构成的并未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9]福柯强调知识是组成科学的要素，但是不一定是科学。知识并不是都局限在科学之内，是一种认识论场地，也就是说除了科学知识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知识。由此，从福柯的观点出发，所谓的知识开骨血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认识论——“知识论乃是对一些话语的描述，而这些话语是在一特定时刻的社会中，作为科学的话语而发生作用，同时又作为科学的话语而被制度化的。”[10]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反连续性、反主体性，而连续性最终会被归结为主体性，所以考古学是一种反主体的理论。而福柯的在《知识考古学》中的反主体性直接表现为反历史连续性。他写道：“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而历史连续性主题就是“为了反对一切便宜，挽救一切主体的至高地位，挽救人类学与人文科学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11]换句话说，历史的连续性是与主体性联接在一切的，对历史连续性的批判也就是对主体的反叛。。所以，知识考古学“确定一种超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12]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3
[2]【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3
[3]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中国人民大学.2005
[4]福柯.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附于【美】L·德莱弗斯保罗·拉比诺.张建超，张静译.超越解构主义与解释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74.
[5]【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1
[6]【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6
[7]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中国人民大学.2005
[8]【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41
[9]【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6
[10]【法】米歇尔·福柯《言与文》，转引自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44-445
[1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3
[12]【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7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
刘庆柱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学科评审组专家。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
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德国考古研究院、瑞典东方博物馆、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墨西哥国立人类学研究所、秘鲁国立历史博物馆、埃及开罗大学、印度国立博物馆、巴基斯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越南考古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海外著名大学、学术机构进行学术讲演、访问研究。
曾先后参加并主持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秦汉栎阳城遗址、西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等考古勘探、发掘。已出版考古学专刊、专著、论文集十余部，二百五十多篇。
专业介绍
考古学（本科）
门类：历史学
学制：4年
授予学位：历史学学士
简介：考古学就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按照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考古学可具体划分为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及各种特殊考古学等分支。本专业培养具备考古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学习内容包括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考古学多学科交叉发展趋势和世界考古学发展概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接受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博物馆学、文物学理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古代汉语、史料学、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古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根据阳光高考网的统计数据显示，该专业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性别比例：男47%：女53%；近几年全国就业率区间：2010（85%～90%），2011（80%～85%）；该专业全国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科学技术史等。
打开电脑，输入“刘庆柱”进行搜索，关于刘老个人经历的介绍性文字不多，更多的是他那一长串的研究成果。9月初的一天下午，记者带着众多读者对考古专业的好奇，敲开了刘老的办公室。“请进。”随着一声底气十足的回应，刘老起身，笑容满面地招呼我们进门，桌上早就备好了茶叶、水杯。
刘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很多，面色红润，腰板挺直，精神矍铄，言谈间思维非常敏捷。两个小时的谈话，刘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的大门，让我们体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穿越，考古，原来如此神奇！
大学招生指南：您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19世纪中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门大学科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考古学，因此考古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的很多方法论都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却不单单局限于物品本身，而是透物见人，通过所发掘的物品，推断当时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机构、主流的思想文化，等等。
大学招生指南：我们该怎样理解考古学所研究的范围？
大学招生指南：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考古学呢？
大学招生指南：您实际接触到考古后，感觉它跟您想象的一样吗？
80年代考古的时候，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有一阵子我们租住的是农民搁放农具的房子，房子分两层，上头放粮食，下头住人，因为放粮食的房子得保持通风，到了冬天，不刮风还好，一刮风四面透风，睡觉的时候煤球炉子一封，屋里放一盆水，不一会儿就结冰了。半夜里，老鼠在头顶上噔噔噔地跑，跑着跑着，“吧唧”就有一只小老鼠掉下来。但那时候我天一亮去做发掘，晚上回来写东西，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也就不觉得苦了。所以说，人必须得有个奋斗目标，有奔头，有了奋斗目标，有了奔头，其他无关的东西也就淡化了。
大学招生指南：您对考古学如此着迷，考古学的意义具体都表现在那些方面？
刘庆柱：只要你认为关于人的有趣的问题，考古学都能给你解答，风水问题、疾病问题、算卦问题……考古学都能给你一个科学的解答。比如，古代的皇帝迷信吗？为什么外国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中国故宫里头核心建筑是太和殿？看似普通的建筑，它传达出的是一种政治理念，是谁服从谁。皇宫里头唯一有的庙是太庙，太庙不是供奉释迦摩尼的，是供奉皇帝的列祖列宗的，以此证明皇帝身份的合法性，是对自我的一种证明。这就说明了国家的性质是政教合一还是国家至上。清朝的皇宫跟唐朝的皇宫有什么区别吗？没有，这就是对国家核心文化的认同。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多民族共同体，同类项体现在哪儿？中华民族普适的文化价值在哪儿？等等，这些都是考古学家探究的物质文化要表明的东西。
考古学就是通过研究过去掌握对现在仍起作用的规律，或是通过研究过去，解决用现在的办法解决不了的难题。比如90年代论证三峡大坝的可行性，大坝多高的蓄水水位合适？虽然考古学无法解决诸如大坝可以承载多高的水位，引起怎样的生物变化这样的问题，但通过考古学可以找出历史上这个地方的水位最高达到过哪儿。当然，仅仅凭借考古学找出历史水位高度，不表示最大承载量能到这里，还需要去找物理学家做计算，找地质学家看岩石的性质能不能承受得了。
考古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应该说是未知数很大的科学，很具有挑战性的科学，既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也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被考古学采纳为己所用，那些考古学要去研究解决的很古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是很先进的问题，挑战性也就在这，光解决古老的问题就失去了趣味，古今结合才会有用。所谓：“有为才有位，有位得有为。”因此考古学得有所作为，对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如果纯粹是为古而古，那是没有意义的。
大学招生指南：谈到学科之间的联系，您对当前的学科教育有什么看法？
刘庆柱：学科是人分的，所有的学科都有优点也都有局限，认识到这个，就要注意多学科结合，注意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然而我们当今的时代，不像柏拉图那个时代，不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因此作为个人，必须有一个切入点。爱好自然科学，可以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去展开，爱好人文科学可以从哲学、历史、文学等切入，得选一科，不能一把抓。
大学招生指南：您对要选择考古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一、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结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①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⑨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及随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2010年第1期。
[2]钱俊龙等：《从九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7期。
[3]向安强：《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尽管有人会把考古工作者与盗墓者等同看待，但是当你看到一片片瓦、一件件陶器、一幅幅壁画、一粒粒碳化的粮食时，你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古代人类生活与劳作的场景以及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从而对历史的敬畏感也油然而生，这些就足以让你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地爱上考古。多年来，吉林大学的考古学子们始终跋涉在“独立天地证青史”的路上，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书写着考古人的使命与担当。
前路虽漫长，吾亦心向往之
考古教我严谨，开我眼界，行知结合，助我全面成长。前路虽漫长，吾亦心向往之。
从对考古神秘、冒险、浪漫的生活向往到严格遵循考古学严谨的研究理论和过程，再去思考遗迹、遗物的考古学意义，我在慢慢接近考古圣殿的大门。
在大多数时候，学习本就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而研究古人和史料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我总能在繁琐的学习中发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在破解某些难题时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既然选择了，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呢？即使学习再单调，专业再辛苦，与其想太多，还不如做好当下。
说起田野考古，我在内蒙古魏家窝铺留下了人生最火红的一段记忆。大三那年，我在北国的初夏离开了繁华的城市，来到了有着红山文化遗址（包括魏家窝铺遗址）的考古胜地――内蒙古赤峰市。在这里，没有自习室的灯火通明，没有书本的案牍劳形，只有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拿着手铲挥汗如雨，夜晚在满天星斗的映衬下，师生围坐一圈吹着山风侃大山。正如电影《夺宝奇兵》中主人公所说的：“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考古学家，就要走出图书馆。”是的，我走出来了，那段风一般的日子柔柔地吹拂着我的考古情怀。
在热情的农民家中，灶台、土炕、大锅都是我最真实的记忆。我为纯朴的农妇能把家常菜做出那么多花样而惊奇，也为老农斜阳下拿着烟斗，遥想远方打工的儿子而感动。在这个太阳一落就黑得吓人、静得出奇的小村庄里，我真正体会到了靠天吃饭的沉重。“赤峰人民宁愿赶着驴车，也要把遗址留下来。”这样的情怀激发了我的历史使命感，我突然感觉到自己以前所谓的追求是那么的世故和狭隘。将文物遗产保护进行到底，让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被人们所了解，这才是考古人的幸福。
在辽宁阜新做田野调查时，我每天漫山遍野地走，采集地表的陶片。其中的艰苦不必多说，但我依旧相信，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不用做每件事都非得想着功成名就，世事难料，机遇难求，但只要知道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不断坚持下去就好。
（赵宇超）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
我曾经想学金融专业，想在未来求职时多一份行业优势，但是偶然地被调剂到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阴差阳错使我感受到了考古学的魅力，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物保护和公众考古的天地中。
在大学的这几年里，“忙碌”是我学习、生活的代名词，“丰收”则是我坚持与付出的结果。挫折和困难并没有熄灭我对考古的热情，我更加懂得自己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
我的课余生活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大学四年我学会了打乒乓球、篮球和网球，还学习了快板、武术、交谊舞和摄影。每期必看《今日看世界》《亚洲周刊》《国家地理》等电视节目和杂志，错过了还会到网上看。似乎懂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浅薄，我不断汲取知识的养分，拓展自己的人文底蕴，为热爱的考古学蓄势。
我还忙着专业活动，虽然耗费精力，但喜获成长。我组织的“魅力哈民揭开科尔沁史前文明的神秘面纱”图片展给了大众一个走近考古学的机会，而由我牵头的“北辰”考古文博学术沙龙更为广大考古学子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的学术平台。这两次大型活动更为我的大学生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选择这样一种忙碌的生活，需要勇气与定力，而我也就是从大学开始成为了一个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的人。
从学术到做人，我的导师无疑给了我最好的教导。从不将不成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发表，不急于彰显自己的辛劳付出，这是我的导师给我最深刻的影响。经常与导师一起打乒乓球，亦师亦友的关系更让我学到了恩师做人的精髓――低调内敛，蓄势待发。同时，我也懂得了一个团队对于考古的重要性，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将该做的都做了，把事做成了才有成就可言。
在经常性的野外考古中，我开始看淡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设施的落后以及难与家人团聚的辛苦和不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考古经历是2008年在扎鲁特旗昆都岭的一次发掘，每天不少于8小时的野外工作量，喝的是碱水，一个多月只洗了一次澡，这些都不是在校园里的同学们能想象到的。有两天晚上，为了防止发掘出的玉器被盗，我和另一名同学留下来守墓，遇上了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的天气，在简易帐篷中我们依旧被沙土蒙面。而第二夜又出奇的树静风止，我们本以为可以睡个好觉，却被小虫子叮得两条腿完全肿了起来，一个多月才消下去。那次野外的艰险经历让我更加从容淡定，经过那两夜，我可是什么苦都不怕了。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环渤海考古学研究；论文综述
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北省文物局协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等团体会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成员，以及河北省各文博机构列席代表共2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主持，河北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询孙士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等出会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大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139篇，根据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及研究方向，与会代表分六个小组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与会的专家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大会主题“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和其他考古学问题”展开认真研讨，会议讨论气氛热烈，收获颇丰。现就本次年会的主要研究内容作简要综述。
一、环渤海考古学研究
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是第一次在河北省召开，而以环渤海考古为主题的考古学会议，自1986年由苏秉琦提出以来，已先后在长岛、临淄、大连、石家庄、天津举行了五次，这是第六次召开。
（一）整个环渤海地区
（二）燕赵地区
关于燕赵地区长城研究。李文龙在《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兼论东周燕文化的北渐》中，对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国北长城不是以“复线”的方式修筑了南北两条，而只有南面一条，北侧的“赤北长城”是秦代所修。郑立新梳理了河北明长城碑刻，重点从功能和形制上对其进行了分类。郑绍宗在《河北省古代长城综合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河北近年长城调查的情况，对明代之前的长城分布、走向以及长度、形制作了具体的介绍，特别是对长度的测量已十分精确。朱永刚探讨了燕秦汉长城与东北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三）齐鲁地区
关于齐鲁地区考古文化的研究。刘延常、徐倩倩在《山东地区燕文化遗存分析》中，探讨了燕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在《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中，王富强梳理了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的聚落分布和特征，指出珍珠门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虽然发现了少量齐文化的绳纹陶器，但也只能看作是齐文化的影响所致，齐文化真正对东方的经营应该是从西周中期开始。
关于齐鲁地区的器物研究。陈雪香、方辉介绍了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曹锦炎对齐侯子仲姜鬲进行了考证。
关于齐鲁地区的盐业考古。党浩在《齐国制盐业探析――从昌邑盐业调查看起》中，依据山东省昌邑市大规模的周代盐业遗址群的调查材料，对周代齐国的盐业发展状况作了细致分析。
关于齐鲁地区的动植物研究。宋艳波在《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鱼骨研究》中，运用动物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先民对鱼的使用情况。王芬在《即墨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食物结构考察》中，提出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渔业和农耕为主、狩猎或养殖为辅的生活方式。靳桂云、王海玉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对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才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作为海岱地区核心地带的山东高地周围8000年前的遗址中已经有稻遗存出土。
二、其他考古学问题
本次年会除重点讨论环渤海地区考古研究成果外，也涉及我国其他地区考古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和方面。
【摘要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正文】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参见表1。
表1所指容器所用名称
的部位
全部体
重要部分口(或)口部身(或)身部底(或)足(或)足部
各部分段唇纯缘颈(或)脰肩腹底部上部中部下部
周壁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依据这样的分类方法，他将76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分类，分类系统见上页表。
表2目序数区间个数比例％序数器形型
圜底目000—0991.31092斗型器
平底目100—1992.62102锅形器
192罍形器
203盘形器G
242尊形器
248觚形器PQRST
250方彝形器
圈足目200—29944.74256甂形器
273觯形器
277卣形器RF
279壶形器
283矮体圆肩瓿形器
290高体方肩瓿形器
305圆底圆锥状实足，鼎形器
310爵形器ABCDEGHJ
313圆底圆柱状实足鼎形器
318圆底圆锥状实足鼎形器
325分裆曲底原顶状实足鼎形器
368圆底圆锥状空足鼎形器
三足目300—39947.38342圆底，双鼻，圆柱状实足，盉
形器
375空心透底，扭角羚角尖状
足，斝形器
376不透底，扭角羚角尖状足，
斝形器FHG
386甗形器
410似三足目爵形器结构
四足目400—4993.95476似三足目斝形器结构
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是以北平研究院1934年和1935年第一、二次发掘所得的瓦鬲以及同时期在陕西采集购买的瓦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其中的第二章“斗鸡台墓地所出瓦鬲的研究”是斗鸡台40座墓葬出土以及当地民间收集的59件瓦鬲的类型学研究。
该文对于墓地出土的瓦鬲，首先根据南北向仰身葬和东西向屈身葬将瓦鬲分为两组；与此同时依瓦鬲的领、足等等外形特征，纹饰特征，制作所需的工艺手段分为三种类型：南北向仰身葬的墓中出土的瓦鬲，包括三种类型，分别用字母A、B、C表示；而东西向屈身葬的墓中只出土一种类型，用a表示，与前一组的A类型相比虽然造型风格不同但制法基本相同，因此作者认为二者属于同类型的不同支派。墓葬依瓦鬲的分类分为四组。
在此三个类型的分类基础上，作者加入斗鸡台村征集的一件瓦鬲，另辟一类，共四个类型的瓦鬲，与瓦鬲分类与墓葬分组相互对应关系如表3所示。在类型之下，作者又对部分类型进一步分组。
表3瓦鬲类型符号墓地分组葬俗
第一类型A第一组南北仰身
a第四组东西屈身
第二类型X--
第三类型B第二组南北仰身
第四类型C第三组南北仰身
表4器物命名《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瓦鬲的研究》
得瓦鬲的研究》类型符号类型符号
袋足鬲AA
联裆鬲XB
折足鬲BC
矮脚鬲CD
第一类型A种鬲，根据有无附件、附饰，分为A[，1]、A[，2]、A[，3]三组。
第三类型B种鬲，根据高阔比例和高低顺序，分为B[，1]、B[，2]、B[，3]三组，以表明B种鬲“主要变化倾向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第四类型C种鬲，根据袋足占通高的比例由大到小分为C[，1]、C[，2]、C[，3]三组，用以区分制作年代的差别。
表5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图一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RFB02″型鬲，其中的R代表人字裆，F代表柱足，B代表侈领，0代表无肩，2″代表下胀圜腹，因每一编码都有一定形态的含义，所以当见到RFB02″型鬲时，就可以得知这鬲是人字裆、柱足、侈领、无肩、下胀圜腹鬲，器型编码传递了器物形态的信息。
表6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
A凸圜底A直领1圆肩1直腹
A′凹圜底1′溜圆肩1′下收直腹
B平底B侈(或折)领1″广圆肩1″下胀直腹
B′凹平底B’内折领2方(或折)肩1[]内斜直腹
C尖底B″高侈(或折)领2′窄方(或折)肩2圜(或鼓)腹
C撇领3圜凸(或耸)肩2′下收圜腹
C′高撇领3′方凸(或耸)肩2″下胀圜腹
D袋足D卷领3圜凸腹
D′高卷领3′方凸腹
E圜涡下陷底E锥足E束领4折腹
F柱足4′下收折腹
F′锥柱足4″下胀折腹
F″扁足5内凹腹
G外凹沿6曲腹
G′内凹沿
H弧裆H环足H敛口
H′圜敛口
H″方(或折)敛口
J角足
L流口
M马口裆M圈足
M′高圈足
N假圈足
Q曲裆
R人字裆
S兽足S榫口
S′蹄足
T凸裆T独足或柄纽
Y圈足+兽足
Z圈足+弥垂耳
0无0无0无0无0无
X未定X未定X未定X未定X未定
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Montelius）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类型学研究体系清晰地表现了分类和排序两种思维模式，在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中，他把考古学文化理解为由各种遗迹、遗物为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元素及其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也随之变化，这种以器物组合变化为依据进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层次的同种思维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初，古地震研究成了地震学的一个新分支，它一般是由地震学家在已发现的重要断层或断裂带上，开展的深入地下观测，目的是发现其中保存的过去一次或多次地震的地质现象。
而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遗存物，并通过这些物化的人类活动证据，观察、研究和复原古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古代遗存现象，涉及人与自然的各个方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
因时而兴
中国古建筑的抗震技术
在我国古代，人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在当时甚至现代都很先进的地震防御、预报技术和知识。比如，早在公元132年，东汉的张衡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我国历代的许多古建筑物都总结和利用了若干防御地震灾害的措施，它们体现出优良的抗震结构和性能，收效甚好。如，山西的应县木塔，是我国首批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近千年而不毁，经受了无数次地震灾难的考验。
专家们分析了木塔的抗震性能，发现首先是塔基坚固，地下土壤结构密实稳定，柱根深度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使得沉降保持均匀一致，桩基础之上再加石砌基础，先为方形，再为八角形，相当稳固：塔高与基础的范围之比为2：1，利于木塔的稳定性；在塔身方面，整体结构比例适当，八角形十分稳实，阁楼式建筑为框架结构，中心有一圈内槽柱起稳定作用，五层楼阁的外槽部分还有四组暗层，后来又加了斜撑。整个塔的木结构具有我国古建筑“梁架榫卯”结构的抗震优点。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专门研究了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通过实地考察和结构分析，他认为该建筑优良的抗震性能，主要是因为：①地基坚实而匀称；②梁架用材尺度得当；③柱网布置全局一体，④套框式梁柱结构；⑤柱子侧脚起稳定作用；⑥不同方向的井口配置；⑦暗层内增加斜戗柱；⑧榫卯结合严实而又不死固。这八个方面的性能优势，也反映出我国古建筑物防震抗震的一般特点。
过往地震的记景和见证
在周围地区的强烈抬升和自身区域相对下降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临汾盆地，位于山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强烈地震，是地震活动的活跃区，东西两端都有断裂带存在。同时，该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物的遗存非常丰富，为地震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通过分析沉降带的考古遗存埋藏之后的沉积速率，而获得新构造运动的强度变化，为地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研究者在工作中，通过对一定时期累积的形变的测量、测算，结合历史地震的资料分析，对盆地内不同地点分别作出了未来一百年内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预报和最大震级的估计。
在云南的洱海地区，考古学家通过古遗址、古墓葬的分布变化，发现洱海有向东移动的趋势，而且这种变化速度较快。这个变化规律，与大理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关系密切，因为苍山――红河断裂带正好经过洱海。同时，区域内多次历史地震的资料显示，地震活动在苍山、洱海一带较为活跃。这样，便从考古材料上为地震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史前地震遗迹
意大利的庞贝古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灾难遗迹。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名城，因当时维苏威火山的突然爆发严重受灾而毁灭。实际上，历史上因洪水等自然灾害毁灭的古代遗址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气象灾害对人类的影响也是颇为惨烈的。此外，还有一些沉入水底的遗址，不一定是由于洪水，但有可能因遭受了地震等地质灾害而在陆地上消失。
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史前时代，我国青海民和县的喇家村，就发生了地震和洪水双重灾害现象。考古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们经过不断深入发掘和考察，找到了发生洪水和地震的大量证据，确定了地震在喇家遗址古村落的毁灭中起了最初的主要破坏作用，而后黄河大洪水则完全覆没了这个史前聚落。
在喇家遗址若干房址里发现：不少人骨的姿势异常或有明显骨折现象：他们被埋没于房址里，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展现出当时地震灾害的强烈影响和惨不忍睹的景象。同时，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地震灾变现象。比如，有大量地震喷砂、地裂缝，因地震导致的地层塌陷、错位、起伏等，以及史前建筑和墓葬的变形、坍塌、错缝，开裂等。因喇家遗址存在广泛的震灾和洪灾现象，有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
喇家遗址的发现，转变和发展了地震考古的概念，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深埋在地下的地震灾难的古遗址，来开展地震现象的考古研究，而且这还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地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