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虚拟经济经济泡沫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一)虚拟经济的范畴界定
第二类观点界定的虚拟经济范畴较第一类观点更加广泛,将所有非物质生产活动视作虚拟经济的范畴。例如“虚拟经济是在追求货币利润的目标下,通过单纯的‘买卖’、‘资本化’运作以及价值‘炒作’等相对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的价值增值活动”。刘骏民(2008)和叶朝晖(2003)则将虚拟经济定义为“虚拟经济是指以信用工具为载体和以投机牟利为目的的、相对实体经济而存在的、具有价值独立化运动特征的一种经济”。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上述简单地界定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看起来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由于孕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市场是一个有机的功能整体,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也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因为市场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利润,无论是商品生产还是劳务的供给,都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企业或个人的生存基础。但是自从虚拟经济活动产生,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获取利润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获取利润完全与商品或是劳务的生产和消费无关。正如徐国亮(2006)所指出的“生产过程只是获取利润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必须干的‘倒霉事’。资本本质上都有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直接获取利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狂想渐渐变成了现实”。因此,无论是虚拟经济活动还是实体经济活动,其目的相同,即获取利润。
由于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利润杠杆来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价格和利润又具体表现为信用货币,段彦飞(2009)认为“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获取利润,而利润是以货币来表示的,或者说只有货币才体现出利润。……货币利润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价值标准”。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虚拟经济活动获得的利润还是实体经济活动获得的利润,其代表就是信用货币,并且由于货币在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之间的流动,以及货币能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使得贷币成为联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纽带。
虚拟经济泡沫产生的原因
(一)虚拟经济活动催生经济泡沫
王爱俭(2008)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实体产品将价格预期融入其中,表现出虚拟性的泛化。从两百年前的荷兰郁金香到时下炙手可热的中国君子兰,都体现出了虚拟性泛化的特征”。因此,即使是实体经济范畴内的交易产品,如果其交易背离了以生产或消费商品或劳务的目的,其活动就具有了虚拟性,就有可能催生出经济泡沫。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像郁金香及君子兰这样的产品层出不穷,不久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上的绿豆、大蒜也是实体产品被虚拟化炒作的例子。同时,与现代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实体产品经常被催生出“泡沫”的典型例子。
由此可见,泡沫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伴而生的,只要存在着虚拟经济范畴内的交易行为,那么经济泡沫被催生将不可避免,这也是本文将经济泡沫前缀以“虚拟”的原因。
(二)通过投机活动对利益的追逐是虚拟经济泡沫膨胀的动力
许博(2003)认为“泡沫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投资现象,是人们非理性的投资观念和投资(投机)行为的结果,这种投机行为不是单个投资主体行为,而是众多投资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李新(2007)也认为“对于虚拟经济泡沫(泡沫经济)而言,过度的经济投机活动是原动力,股票及房地产是主要载体,投机资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是必然后果”。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积累,在传统产业经济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少,有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本亟待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而虚拟经济不存在生产周期问题,不存在资金周转的难题,并且往往虚拟经济领域资本收益率也较高。因此虚拟经济就成了众多社会闲置资本的最终去处,直接以获利为目的的投机行为便大量涌现,而资金的涌入,可以带来虚拟经济的繁荣,虚拟经济的繁荣则会吸引更多的投机资金进入到相应的领域,由此泡沫被催生并不断膨胀。可以说投机活动对利益的追逐是泡沫经济膨胀的动力。
抑制虚拟经济泡沫的方案: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
(一)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的必要性
资产流动性指一种资产能迅速转换成现金而对持有人不发生损失的能力,也就是变为现实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能力,也称变现力。不同的资产,由于其固有属性不同,其流动性也不同。现金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并且资产的流动性依其变现能力排序为:现金(包括现钞、支票账户)、定期存单、国债、政府机构债券、市政债券、抵押贷款证券(MBS)、资产抵押证券(ABS)、公司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期货合约、金融衍生品等等(张云,2009)。
另外,由于商品经济范畴内的实体经济遵循商品价值规律,而商品经济范畴内的虚拟经济并不遵循商品价值规律,而两者以货币为媒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不等价交换所导致的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因此实现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是调和商品经济范畴内的虚拟经济不遵循商品价值规律矛盾的客观要求。
(二)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生产、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电子货币越来越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正如鞠国华(2009)所说,“在高度发达的信用时代,人们的财富都以数字形式保留在金融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当中,也就是以各种计算货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因此,由于信息传输和处理的方便与快捷,使虚拟资产的流动性控制成为可能。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股民从事证券(目前主要指股票)买卖时所强制缴纳的一笔费用。根据一笔股票交易成交金额计征,由证券卖方按1‰的税率征收;不对买方进行征收。
首先,类似托宾税的税种或是证券印花税的税率相对于虚拟资产的收益而言其比例很低,只要潜在的收益存在,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们投机,如果提高税率,则不利于金融市场正常功能的发挥。
2.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使用“筹码”。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虚拟资产变现的程序控制,二是虚拟资产变现的比例折算。
金融资产变现比例折算,要求对价格虚高,形成了泡沫的资产实行折算变现,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领域实行等价格交换(等价值交换),而对于不同领域的产品则可以实行不等价格交换(等价值交换)。比如,当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时,一套市区的价格100万元的房子,可以同两套郊区价格50万的房子进行交换,而不能与价格100万的小汽车进行交换。
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着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有着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但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设想在两个经济范畴内使用不同但行使着相同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这就像是某些场所里使用的筹码。当人们进入时可以将货币换成代表相同面值的筹码,但当他们离开时,可以用相应的筹码换得相同面值的货币,如果人们只是暂时离开,则用不着兑换而可以选择继续持有筹码。但是,如果有人违反了规则,那么这些场所可以拒绝兑换筹码。
相似的,对于用于虚拟资产交易的账户使用有别于实体经济交易账户所用的货币,实体经济中的货币只有首先兑换成虚拟经济的货币时,才能进行虚拟资产的买卖;相反的,一项虚拟资产必须首先卖出换成虚拟经济的货币,然后兑换成实体经济的货币,才能购买实体资产和物品,并且可以对不同类别的虚拟资产使用不同的交易货币。这时,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就多了一道防火墙,只有相对正确与理性的经济行为才可以以货币为媒介在两个经济领域内自由通行。
3.对方案的政策评价。具体分析如下: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可以调节持有虚拟资产的机会成本,因此能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手段。当某项资产的流动性变差时,其被持有的机会成本变大,由此可以部分抵消因为高收益而造成的大量资金的投机。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泡沫,又可以避免因紧缩贷币政策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资金从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货币供应量下降,在某种程度有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因此有学者将虚拟经济视作“流动性储蓄池”。但是过多的货币进入虚拟经济部门,或者说并不很多的资金进入同一个领域,这样容易催生出经济泡沫,而经济泡沫的过度膨胀则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如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套机制,当实体经济通胀压力过大时,允许虚拟经济吸收部分流动资金,而当虚拟经济的某一领域出现经济泡沫时,启动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这样的调控机制,有利于抑制泡沫膨胀。
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有利于阻遏国际投机资本,避免其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尽管目前我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整个世界都将倾向于融为一体。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可以利用国际资本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也可以阻遏或是防范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并不对虚拟经济的现有功能造成影响,只要虚拟经济各个领域和环节是正常运转的,那么市场将只能知道“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的存在,而不会真正看到它的存在。唯一改变的是人们在考虑虚拟资产流动性、收益和风险这三个因素之后,还要考虑资产的现有流动性会被调控这一事实,这有利于投资者更理性投资。
讨论
另外本文提出的对虚拟资产流动性进行控制的方案,离实际操作还有较远的路要走,比如如何具体对各类账户实行分类管理,管理成本多大,如何准确度量经济的泡沫程度,金融资产变现的比例如何确定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笔者只有留待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并且这些问题也需要更多睿智的学者参与讨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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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博清(1988-),男,湖北荆州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资产流动性资本结构权重矩阵
资本结构是影响公司资本成本、收益分配的重要问题,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是复杂的,资产流动性则是众多学者研究讨论得出的影响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资产流动性与企业的资本结构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同时,资本结构的状况会影响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而资产流动性会影响企业的收益,并最终影响企业的财务行为。因此,研究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对资产流动性进行较为准确的测量,建立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的关系模型,不仅有助于建立和完善资产流动性理论,而且有利于企业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财务行为的合理性。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三)资产流动性指标的建立
衡量企业资产流动性的财务指标有多种,包括流动比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较为流行的几种方法包括基于资产交易额变化所建立的流动性指标、主因子分析法等,综合目前各种方法的优缺点,本文尝试建立构建测算资产流动性的新指标。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03-2005年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的历史数据为基础,计算二级行业的各项资产周转率,并建立二级细分行业与各项资产周转率的权重矩阵,最后将权重赋予到相应的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各项周转率上,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制造业下二级行业的资产流动性。
新测算方法构建的资产流动性指标克服了我国证券市场资产交易额数据不易收集的缺点,充分重视了行业内部的企业差异,将制造业又根据一定的行业分类准则分为九个不同的行业。并且考虑资产结构因素,使用2003-2005年上市公司对应的历史数据计算并建立了行业与各项资产比率的权重矩阵,充分参考了目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传统的周转率指标上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以上矩阵表示的是2003年至2005年间制造业下各行业的流动比率与各项周转率的相对权重矩阵。
行分别表示制造业下细分的9个二级行业,包括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木材家具、造纸印刷、石化塑胶、电子、金属非金属、机械制造、医药生物和其他,列分别为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
最终,构建的流动性指标如下:
(四)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具体的指标定义见表1:
综上,回归方程为
上式中α代表等式中的常数项,βi为回归系数,(i=1,2,3,4,5),代表等式中的系数项,ε代表残差项,INDn代表虚拟变量,在本文中是行业虚拟变量,其余符号如上所述。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了解到2007-201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资产流动性、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股权集中度的整体情况。
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中看到,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0年资产负债率的均值约为48.82%,而2007年至2009年的均值是49.95%,说明2010年略有下降,负债水平略为好转。但从最小的1.1%到最大的88.66%,可以看出不同公司间的资本结构差异比较大,从侧面反映了各行业对资产负债结构采取的政策不同,这表示有必要对公司所属年度及行业进行控制。而第三行各公司的资产流动性均值0.0910和标准差0.0001,相比于别的方法例如用动态现金产生速度或者传统的流动性测量的结果(均值和方差分别为0.0001和0.0002),表明流动性指标的新测量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各公司间的差异。另外,从表中还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当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到10%,这与经济发展趋势大体相符,2010年以前可能是受金融危机波及的经济不景气所影响。同时表2还显示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占了整个上市公司股权的60%左右,股权集中度有逐年降低趋势。从股权结构的比例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市场股权较为集中,表明尽管我国股市正在进行着较大的改革,但是股权结构的完善仍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进一步加大股市的流通性很有必要。
(三)回归分析
表4给出的是关于模型的拟合优度和F检验结果。模型的判定系数(或解释力)调整后的R2=0.219,与给出的对比值调整后的R2=0.208相比,回归拟合程度相对较高,说明新测量方法表示的资产流动性有一定的准确性。F检验在0.0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说明该回归方程总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的。
三、结论与局限性
(一)研究结论
(二)研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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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归纳了资产负债表的分类和排列方法,并分析了重构目前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接着基于公司的流动性分析,考虑到营运资本在筹资管理和管理会计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管理资产负债表的重构;最后给出了分析重构资产负债表的一些方法和财务指标。
关键词:流动性资产负债表重构
资产负债表重构的必要性
虽然目前资产负债表项目按照流动性分类是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做法,而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指标的计算也是以这种分类方法为基础,然而这种基于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分类方法实际上也并非尽善尽美,有时还会造成财务指标的扭曲。例如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其计算公式为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反映每1元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偿债的保障,普遍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流动资产越高,流动负债越低,流动比率越高,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然而当企业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的持有数量越多时,企业的流动性真的越好吗一般企业在销售产品时会尽快出售存货和收回应收账款,来加快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率,降低企业的风险,这与前面所述的思路存在矛盾。原因在于资产负债表基于流动性的分类项目不尽合理,所以本文拟提出基于公司流动性分析重构资产负债表。
基于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重构
营运资本的运用不仅仅是筹资管理的主要内容,而且是内部管理会计的重要方面。管理资产负债表是在标准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非利息性负债全部调到左边,只留下利息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同时将标准资产负债表左边扣除现金的流动资产加总减去右边调整过来的非利息性负债,增加“营运资本需求”项目(见表1)。
从以上标准资产负债表和管理资产负债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主要不同的方面在于管理资产负债表引入了营运资本的概念,将标准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用营运资本需求来代替,它代表公司经营活动的净投资,其计算公式为:营运资本需求=(应收账款+存货+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应计费用)。此外,在管理资产负债表中营运资本需求和长期资本有着如下关系:
再结合标准资产负债表中的等式关系:
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净值=流动负债+长期融资
不难看出,管理资产负债表的重构在于将标准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资产分拆为现金和营运资产,流动负债分拆为短期借款和营运负债,将其中的营运资产和营运负债的差定义为营运资金需求来重点考察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为什么现金和短期借款项目被管理资产负债表项目剔除出来呢原因在于我国大多数企业中这两个项目与流动性的关系甚微,现金并不是越多越好,而短期借款也往往被用作长期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将这两个项目放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中来衡量企业的流动性,势必会影响管理者做出正确的资源配置战略。
重构后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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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8时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的7.0级地震有可能给A股带来困扰。不过,按照历史经验看,偶发灾难性事件难以改变市场已有趋势,在股指反弹态势趋于明确的背景下,地震带来的影响似乎不必过度担忧。
首先,管理层为A股引入长期资金的态度明确。据报道,近期大摩与证监会、外管局就其MSCI新兴市场指数加入A股权重进行了正式沟通。大摩计划将中国股票的权重提高到30%,其中A股权重为17%。当前,估算跟踪该指数的被动型指数基金规模在1万亿美元左右,如果A股加入进去,按权重计算将有1700亿元美元配置A股。另有传言称安硕、英国富时指数等其他顶尖国际指数公司也在与中国有关机构接洽,讨论在其主要全球指数中纳入A股事宜。当然,这些要获得实质性进展,需要外汇管制、财税政策的配合。
其次,中国版“401K”再起波澜。自1978年实施“401K计划”后,美国出现22年超级大牛市,入市的养老金一方面获得了高额收益,另一方面,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当然,其也推动了美国共同基金业的发展与壮大。截至2012年底,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已达5.47万家,积累基金4821亿元,基金规模年均增长在30%以上。投资范围的扩大具体能够该A股市场带来多少“活水”现在还无法知晓,但是其带来的预期好转是可以推断的。
最后,近期基金行业涉及债市违规事件频频暴光。目前,央行、证监会和发改委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债券市场协调机制,今年中期票据和交易公司债将实现跨市场相互挂牌。监管部门之间也将逐步统一市场的准入门槛和监管方式,这无疑会引发债市里的巨量资金部分回流股市的预期。
关键词:城镇化;劳动力;人力资本;产业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2000~2014年间城镇化率年均提升达1.3个百分点①。然而,这种快速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特征。从2000~2009年,全国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上升了3.8倍,远高于同期GDP增速;资本形成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35.3%攀升到了47.49%,而同期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为48.17%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财政支出与资本投入对城镇化的促进弹性却呈明显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政府财政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增加1%,能够拉动城镇化水平增幅从2001年的0.35%左右,下降到了2010年的大约0.15%。在近年来我国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不足压力凸显背景下,传统的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型城镇化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如何构建更为高效的新型驱动机制,成为推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区际流动的新特征,尤其是愈发明显的劳动力短缺、回流与产业内迁趋势,我国城镇化的驱动机制应当由前期的投资主导与“招商引资”模式,转变为中后期的劳动力主导与“人力资本增进”模式。
说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弹性系数=因变量的增长率/自变量的增长率
二、劳动力短缺与回流凸显人力资本对城镇化的驱动效应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禀赋状况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一方面,受长期低生育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影响,当前我国不仅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增速放缓,而且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与人口红利的消退也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与物质资本积累,我国的资本存量与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以往产业发展中稀缺的资本要素得到很大缓解。劳动与资本要素的丰裕度转变,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短缺与价格上涨趋势,使得人力资本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愈加重要。
与传统的劳动力追逐资本的“东南流”模式不同,近年来要素区际间流动的一个明显新趋势是产业与劳动力往中西部的“内迁”。而且在当前劳动力回流与产业内迁的互促关系中,首先是农民工由于外部环境变动选择“回流”内地就业,使得单位劳动成本较低的优势在中西部得以延续与扩大,进而迫使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加速往内地转移,最终形成劳动力回流“倒逼”产业内迁的态势。基于劳动力在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时表现出的相对强势与先后顺序的新特征,我们在下一步城镇化与“市民化”推进中应重视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培育的先导性作用。特别是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来说,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应当由传统的政府财政及投资拉动模式,转向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以承接产业内迁,最终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飞跃。
三、城镇化中后期的产业结构升级要求重视人力资本培育
根据诺瑟姆曲线规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攀升,不仅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速度会逐渐慢下来,而且支撑城镇化的主导产业也会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逐渐转变为人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如表1所示,处于城镇化中后期的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普遍较为发达,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基本都在60%以上,远高于中国当前的48%。即使是一些具有重工业传统的前苏联国家,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与固定资产形成率也要比中国现阶段低得多。
当前我国的总体城镇化率已超过50%,正处于城镇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东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率甚至超过了70%,已进入城镇化后期。根据世界先进国家经验,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能应当逐步由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变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顺利进行必然要求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验等能够迅速提升以满足高端产业要求。因此,我国在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培育,以避免出现低端产业衰退及竞争力下降,而高端产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无法发展壮大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四、产业内迁及空间布局重构要求构建人力资本驱动型城镇化
在产业内迁及产业空间布局重构加快的形势下,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必须重视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东部地区要想以高附加值产业替代传统制造业,顺利实现“腾笼换鸟”,最根本的是需要大量高劳动生产率的技能型人才作为产业支撑。这就要求东部地区更加重视对高层次人才的支持与培育,特别是采取积极的住房扶植政策、户籍制度、福利待遇以引进、留住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同样离不开对人力资本的依赖。由于我国劳动力总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化的不可逆转性,即使中西部早晚也将面临劳动力成本高企的困境。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与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相比,绝对工资成本低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中西部要想顺利承接“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最根本的还是发挥潜在核心竞争力,通过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边际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力数量与价格优势转化为质量与效率优势,以支撑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五、构建人力资本驱动型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第一,东部应当依靠高素质人才储备与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与层次。首先要摆脱对资本投入与招商引资模式的过度依赖,转向重视人力资本培育与完善的市场机制推进城镇化进程。在产业政策方面,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信息、商业服务等生产业,以及资本与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以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集约增长促进就业增进与城镇化质量提升。大城市要保留和增强人力资本的核心竞争优势,防止人才流失,最紧迫的就是制定有利于留住、吸引高素质人才的住房扶植政策,避免大城市的高房价迫使人才外流。应积极采取价格补贴、税收减免、保障房、人才房、公有廉租房等措施留住人才,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储备支撑产业升级与城镇化质量提升。
第二,中西部城镇化应重点加强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凭此吸引劳动力回流与产业内迁,实现劳动力资源与产业的本地化结合。在产业选择方面要顺应城镇化的生命周期规律,重点承接就业弹性较高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传统服务业,而不应过度追求国际金融中心、高科技中心等高端服务业。特别要注意防止重工业化倾向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快,形成对劳动和就业的排斥,从而出现“无就业增长”现象。
第三,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要想以劳动力回流支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必须要注重将自身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质量优势。从长远来看,中西部的“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价格优势也会趋于消失。中西部要想维系劳动力比较优势与继承制造业中心地位,就必须依靠实施前瞻性的人力资本培育措施,从根本上提升劳动生产率。首先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重点保障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顺利实现农民工群体实质性融入城市生活,加快城镇化进程与城市文明扩散。另外根据我国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外出务工的动因由生存型转向个人发展型;在未来5~10年内,人力资本培育的重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与职业发展规划,要建立起学校、企业、用人单位联动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以校企合作、在职培训、“干中学”等方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生产效率,帮助其实现“市民化融入”。
第四,在当前劳工紧缺、工资进入上升通道的形势下,用工企业必须更加重视保障劳动者的经济、社会权益和精神需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能持久地维系与强化自身人力资源优势。即使是内迁到中西部省份的加工制造企业,也必须改变传统的封闭化、机械式、粗放型的传统工厂运营模式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形成人性化、成长型、激励型的用人机制与企业文化。例如将传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生存工资”机制转变为基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有竞争力的多重薪酬激励机制;建立完善的员工上升通道与职业发展规划;形成和谐、人性化的雇佣关系与人事管理模式,以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人性化创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保障企业长远发展与区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第五,政府层面要以“人本理念”做好城市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工作,以吸引劳动力流入与产业内迁。首先,在城市空间拓展,尤其是新城区、开发区的建设中要注意改善人居环境,多建设绿地、公园、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商业、文化、娱乐等服务设施,以吸引人口流入居住与就业。其次,优先发展快速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系统,为市民提供便捷的交通、通讯等生活条件。最后,城市政府的中心职能应定位于为居民提供高效、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以低成本、高质量的居住生活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增强城市的人力资本优势。在吸引劳动力流入方面,效果最直接的措施是完善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住房支持以及均等的子女教育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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