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液经法》《伤寒论》《辅行诀》古今谈
钱超尘（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下简称《考释》）、甘肃中医学院丛春雨先生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下简称《辑校》)皆收录《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下简称《辅行诀》）。《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论》是仲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勤求博采而撰成。
一、《辅行诀》的作者、发现、存佚及研究
（一）作者
（二）发现
《辅行诀》原藏敦煌藏经洞。1907年法国伯希和（1878——1945）至敦煌盗宝，发现大批珍贵经卷，盗携回国，守洞道士王圆箓见《辅行诀》首尾完具，乃暗藏之。《辞海》介绍伯希和情况云：“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曾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河内）。1906~1908年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盗窃敦煌千佛洞大量珍贵文物，运往巴黎。1911年起任法兰西学院（巴黎）教授。1925年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著有《敦煌千佛洞》等。”伯希和盗窃的敦煌文物近2500件（不包括藏文）。1909年秋，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经卷写本至北京，向中国学者出示。消息传出，国人震惊，舆论大哗。1909年11月日本人主办的《燕尘》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刊登署名“救堂生”的题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较详细地记录了救堂生与伯希和会面及他亲见敦煌卷子的情形。“救堂生”是日本著名汉学家田中庆太郎（1880~1951）的笔名，1908年至1911年在北京购置房产，住在北京。他说：“我在明治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1908~1911）间，在清朝末年的北京，住了3年。此时法国人伯希和带着在敦煌采集到的古写本经过北京，我得以看到他手中的珍品，深受教益。”⑷现把有关文字摘引如下：
敦煌石室中的典籍救堂生
法兰西东方考古学校（在河内）教授伯希和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最杰出的中国汉学家E·沙畹之三大弟子之一，于甘肃省敦煌县石室中，获得深藏于该处之经卷古文书类。此次于归途返本国途中，滞留北京。余听闻其事，即赴八宝胡同假寓，通刺拜访。此事前未得与闻，踌躇间，但闻侍者曰“请”，引入客厅。P·伯希和氏系年仅三十之青年绅士，颇具学者气象。会晤之际，伯希和氏不以西洋语而以流畅之北京语交谈，并介绍其友人夏巴耐与曼佗罗，欢谈甚洽。
P．伯希和氏为研究清国西陲之地理古迹，于前年从本国出发，经俄属中亚西亚进入新疆，滞留库车八个月，乌鲁木齐两个月，吐鲁番数周，继续其研究。于乌鲁木齐听闻敦煌石室之事，遂经巴里绅、哈密至安西，知州某赠古写本一卷，系唐写本无疑。便于去年冬日至敦煌，滞留三月，终获三危山下石室所藏之写经与他物。
卷子大部已送回本国，仅示随身数十品，皆惊心骇目之贵重品，为唐写本、唐写经、唐刻及五代刻经文、唐拓本等。纸质不离黄麻、白麻、楮纸三种。《老子化胡经》不亚于《太平经》中最优者。《尚书·顾命》残页，文字雄劲，确系唐人书法。此石室系西夏兵戈之时所封以至近年。故石室之物皆五代以前，宋以下不见一纸。且西夏文字之物，亦不见半片，此为确证。鄙以为此乃学术上之大发现也。
余知识浅陋，于内容皆无知，仅以趣味观之，亦无价之珍品也。P·伯希和氏携此奇书，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继续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
千年前古书卷十余箱悉被法国人席卷而去
伯氏送归法国之书目略如左：
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五卷》、《二十五等人图》、《太公家教》、《辩才家教》、《孔子修问书》、《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百行章》、《何晏论语集解一、二、六卷》、《毛诗卷九》（郑注柏舟诂训传）、《范宁谷梁集解（闵公至庄公）》、《孟说秦语中晋二》、《庄子第一卷》、《文子第五卷》、《郭知言记室修要》、《文选李善注第二十五、二十七卷》、《冥极记》、《新集文词教林》、《秦人吟》、《子赋》、《李若立略出嬴金》、《老子道德经义疏第五卷》、《唐韵》、《切韵》（二书小版五代刻本，均残）、《唐礼图》、《辅篇义记二卷》、《李荃阃外春秋一、四、五卷》、《唐律一卷》、《故陈子昂集八、十卷》、《敦煌十咏》。
右列诸书，无一不是珍本。如《唐韵》、《切韵》之五代刻本，足以是正此书刻本始于宋代之学者定论。又罗氏所见，多经卷拓碑之类。《尚书·顾命》之残本，《化度寺邕禅师碑》等，亦足惊有考古癖之学者。其珍绝足比以竹造经籍之我国京都高山寺等。此乃中国空前大发现也。
敦煌经卷被盗消息逐渐被国人所知，强烈要求清廷将盗余经卷运回清廷学部保管。宣统二年（1910）学部将劫余残卷运回学部，但又为国人之权豪势要巧取豪夺一部分，归于学部保藏者仅有八千余卷。陈垣先生编有《敦煌劫余录》，著录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研究敦煌宝卷现在已经形成专门之学，名为敦煌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白化文、杨宝玉撰《敦煌学目录初探》（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中可以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敦煌学的概貌。
伯希和盗窃之经卷，现藏巴黎图书馆，皆已编号，每号前冠以P字，如P.3287号为《伤寒论》残卷。以上所述是伯希和敦煌盗宝的大致情况。所幸的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被道士王圆箓暗藏，这样才保存了这一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伯希和敦煌盗宝详细情况见伯希和等《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一书，2001年10月云南人民出版社，耿生译。
（三）存佚
《辅行诀》虽然没有被伯希和盗走，却被国人因愚昧剪毁了。
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序言专列《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一节。全引如下：
马继兴先生将张大昌记忆本、其弟子手抄本互相对勘厘定，收进《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世人始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2002年10月25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举行建所20周年纪念会，会间休息时我问马继兴先生：“《辅行诀》有没有后人伪托的可能？您说《辅行诀》为陶弘景撰写的可能性很大，您现在的观点怎样？”马老说：“后人伪托是伪托不出来的。我现在仍然认为《辅行诀》为陶弘景亲自撰写的可能性较大。当然也经过了弟子的整理。”请注意马继兴教授这句话：“本书此次的整理即特约请王雪苔院长据此两本互勘而厘定”，则《敦煌古医籍考释》所收《辅行诀》校注乃出自王雪苔先生，笔者亲询雪苔先生，答云确为雪苔先生所校注。
（四）《辅行诀》抄本寻踪
我们深知《辅行诀》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巨大价值，因而追寻它的文字准确性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我们曾以《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中研本”三种材料进行互勘，发现三本文字有不少不同处，条文取舍亦有所异。如《考释》本“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辑校》本“六神”作“四神”。《考释》本“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辑校》本作“补寒（“寒”当作“塞”）之方，以人参为主；泻通之方，以大黄为主。此八方者，为六合、八正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中研本”、《辑校》本无“救诸劳损大汤”39字，《考释》本有之；“中研本”有“药石七味五行互含”残文2行，《考释》本、《辑校》本无之。这些差异，使我们很感困惑。
鉴于多种抄本及正式出版之本互存许多不同，我们萌发了重新整理的想法。钱超尘、赵怀舟把这个想法向马继兴老师作了汇报，马继兴老师说：“可以重新整理。”于是我们向张大昌先生的各位弟子求教，大昌先生的这些传人给我们以无私的热情的支持和帮助，陆续收到他们寄赠的一些传抄本，有：范志良大夫第一次抄本、范志良大夫第二次抄本、衣之镖大夫抄本、王云亭大夫抄本、刘世忠抄本（刘世忠非张大昌弟子）、张偓南别集本、中国中医研究院打印本的复印件、1995年威县卫生局及威县中医学会内部印刷的《经法述义》排印本（此本未录入本书）。计8种本子。稍后王子旭大夫献出了“甲辰”年抄本的复印件，该本封面右上方写有“甲辰年”字样。考“甲辰年”相当公元1964年。我们称此本为“甲辰本”。待我们细加研读这些传抄本，发现传抄诸本之间不仅有个别文字的不同，还有文字繁简不同、“金石方”有无不同，乃至“更补类”文有无之不同等等现象。
中医文献之研究，必须依赖可靠之的文本，否则将沿误导误，智力虚掷。在《辅行诀》敦煌原件已毁的情况下，张大昌诸弟子的传抄本就是目前最为宝贵的资料。探访寻找这些抄本，根据这些抄本经过互相比对尽可能剔除张大昌先生插入的文句，以求敦煌原件基本可以信赖的文本，是研究《辅行诀》最为基础的工作。为免这些抄本日久流失，趁目前大昌诸弟子健在、抄本大部分尚存的时机加以搜求，具有迫切的抢救意义。于是钱超尘、赵怀舟两人于2007年6月10日至12日专程到河北广宗县与张大昌先生众弟子座谈寻访。张大昌诸弟子对于其师的尊敬，以及对于其学术思想传承所做出的艰苦努力让人感动。
此次广宗之行有重要收获。如以前我们仅见到“甲辰本”的复印件，6月11日在与张大昌先生诸弟子举行的座谈会上，我们见到了王子旭大夫献出的甲辰本手抄原件。此外还得到了刘德兴抄本、丁勤喜抄本、张大昌注释本2种（刘德兴抄本、衣之镖抄本各1部）、孙伯果抄本、赵俊欣抄本。而这些抄本是王雪苔先生、陶广正先生、王淑民先生访书时所未曾见过的。实事证明，《辅行诀》传抄本决不仅仅是两本或三本而已。
这些抄本保存着重要的文本信息。在研究《辅行诀》之时，应该诸本互参并研考《张偓南别抄本》一起分析研究。《张偓南别抄本》以前没有公诸于世，此次第一次载录于本书。
2008年月8初又得见张大昌2个亲笔抄本。
总计上述诸本，我们共收集到21个抄本。
中国中医研究院王雪苔先生、马继兴先生对寻求《辅行诀》传抄本同样极为重视，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为《辅行诀》的流传奠定基础。
下面对从王雪苔开始寻求抄本至2008年8月为止寻访抄本的历史过程作一个简要回顾。
第一次、第二次访求抄本
上个世纪70年代王雪苔先生两次亲赴河北省威县与张大昌面谈寻访抄本，得到两个抄本。即：
①张海洲抄本。这个抄本王雪苔叫做“甲本”。王雪苔先生说这个本子马继兴没见过，陶广正、王淑民二人更不可能见过。
②张大昌追记本。王雪苔称为“乙本”。
王雪苔先生据此两本整理成文，收于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115——137页。
《敦煌古医籍考释》页115云：
今存两种抄本。甲本乃张大昌的弟子之间转(zhuǎn）抄者，保留原貌较多，但在转抄中偶有省略及按抄者理解妄加改动处。乙本乃张大昌追记而成，内容较全，但难免有误记之处。现以甲本为底本，并据乙本补入缺文。凡补入文字均在其下加重点符号“●”，不另作注。
以上是王雪苔先生两次寻求抄本的概况，详情见王雪苔先生所写论文，载于本书。
第三次访求抄本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教授请该院陶广正教授、王淑民教授再赴威县访求文本，这是第三次访求文本之举。《敦煌医药文献辑校》页169《题解》指出：
特别在第二次访问时（按，陶广正、王淑民访求文本应为“第三次”。写“解题”者把王雪苔先生两次访求抄本看作一次行为，所以把他们这次访求看成是第二次了）作了较详细的调查记录和录音。在此过程中，又获见了张氏传人的另外两种抄本（简称乙本、丙本），为进一步校勘此书原文提供了重要参考。本释文主据张大昌先生提供的三种抄本参校而成。
马继兴、陶广正、王淑民等据此三个抄本整理成文，收于《敦煌医药文献辑校》169--——206页。
第四次访求抄本。
2007年6月10——12日我与赵怀舟同志亲赴河北省广宗县访求到6个抄本：
1.《辅行诀》刘德兴抄本（1975年）；
2.《辅行诀》孙伯果抄本（1976年）；
3.《辅行诀》丁勤喜抄本（1979年）；
4.《张注辅行诀》衣之镖抄本（1979年）；
5.《张注辅行诀》刘德兴藏抄本（1983年）；
6.《辅行诀》赵俊欣抄本（1985年）。
在我们赴广宗县求本之前，我们已收到张大昌先生的弟子寄来的8个抄本，如下：
2.《辅行诀》范志良抄本（1965年）；
3.《辅行诀》范志良第二次抄本（1972年前）；
4.《辅行诀》中研本（1975年）
5.《辅行诀》衣之镖抄本（1976年）；
6.《辅行诀》刘世忠抄本（1979年）；
7.《辅行诀》王云亭抄本（1979年后）
8.《辅行诀》张偓南别集本（1980年）。
以上除王子旭本为手抄本原件以外，余皆为复印件。
第五次访求抄本
2008年5月21日至24日与赵怀舟、学苑出版社中医编辑室主任陈辉同志到威县、广宗县访求抄本，访到《辅行诀》张义霄抄本、《辅行诀》刘祥之抄本。2008年5月周连淼从四川寄出“周连淼第二次抄本”。
第六次访求抄本
2008年6月11日赵怀舟单独一人赴威县周连淼家求得两个抄本，即：《辅行诀》丙午年周连淼抄本、《张注辅行诀》周连淼抄本。
2008年8月范志良大夫将王子旭、李会廷二人珍藏多年不轻示人的张大昌两份手抄本用数码相机拍成照片发到北京，与此前所得的19个抄本合计凡21个抄本。
这21个抄本文字不尽相同。张大昌先生是一位在当地有名望的临床家，医理修养深厚，他往往从临床角度审视《辅行诀》的主治条文与方剂，认为与临床不符或与中医基本理论不符之处往往予以改动。王雪苔先生访问张大昌先生时，对此已予指出，大昌先生也表示接受，但是已经在一些弟子的抄稿上作了增补改动。比如《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收录的大勾陈汤、小勾陈汤、大螣蛇汤、小螣蛇汤就是张大昌增加的。今后研究《辅行诀》时，应详考诸本，鉴别异同，考其所增，还其原貌。
（五）研究
这里所说的“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1.校注；2.论文。
1.校注
《敦煌古医籍考释·辅行诀》的校注方法大致如下：
此书历代未见著录。原为卷子本，藏于敦煌千佛洞。伯希和盗运敦煌文物时选中此卷，幸被一装车道士暗暗留下。民国初年售与河北省威县中医师张偓南先生。偓南先生传与嫡孙张大昌中医师，世袭而藏。惜于1966年夏毁于‘横扫一切’之浩劫。今存两种抄本。甲本乃张大昌的弟子之间转抄者，保留原貌较多，但在转抄中偶有省略及按抄者理解妄加改动处；乙本乃张大昌追记而成，内容较全，但难免有误记之处。现以甲本为底本，并据乙本补入缺文。凡补入文字均在其下加重点符号‘·’，不另作注。书名冠以《辅行诀》，意思是将医药作为辅助修道之手段。古代方技书、兵书、道书，常见书名带‘诀’字。陶弘景撰有《黄庭集诀》、《药总诀》，即是其例。此书题为‘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然观书中校注，知已经过后人整理。玄武汤皆未改为真武汤，不避宋讳，说明整理当在宋代以前。此书重视五行学说，以五行格局经纬五脏用药，独具一格。书中保存古佚书《汤液经法》、《桐君药录》的某些内容，对于研究医学史和仲景学说价值颇大。
校注中的“按语”，时有精见，阅读时应加注意。如关于《辅行诀》的作者之判定，按语云：“此书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因从来未见著录，似难作定论。唯观此序及本书内容，其文字风格及道教思想，确与陶氏相近。陶弘景为齐梁间道教思想家、医学家，也是儒家，其著作亦喜用‘诀’字命名。由此观之，此书为陶弘景撰之可能性确实较大。”结合《南史·陶弘景传》考之，《辅行诀》为陶弘景亲撰可能性确实很大。
2.论文
二、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鉴定意见
《敦煌古医籍考释》与《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两书主要区别在如下几点：
1.《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书末有三份鉴定材料：
①马继兴《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鉴定意见》，1974年3月；
②《张政烺、李学勤鉴定》，1975年5月；
③王淑民、陶广正《采访张大昌先生追述原卷子发现经过及其特征的录音要点》，1991年8月。
2.《敦煌医药文献辑校》补充《敦煌古医籍考释》所无的小勾陈汤、大勾陈汤、小螣蛇汤、大螣蛇汤四个方子。按，据张大昌《经法述义·汤液经法拟补》一文称此四方乃张大昌所补。
3.《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在“固元补肾汤”后之“陶云”下无“若欲作大汤者，补肝汤内加羊肝，补心加鸡心，补脾加牛肉，补肺加犬肺，补肾加猪肾各一具，即成也”一段文字，《敦煌古医籍考释》有之。《经法述义》本中亦无此段文字。
现将两份鉴定和一份采访记录照录或概述如下，这些材料对于考察《辅行诀》甚有意义。
（一）马继兴的《鉴定意见》
1.讳字。如薯蓣，唐代宗名豫，避蓣为药；宋英宗讳曙，乃改为山药。宋始祖名赵玄朗，乃避玄为真。故宋本《伤寒论》称真武汤，而《辅行诀》称“玄武汤”。
2.俗字。《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有大量俗字，如“邪”写作“耶”、“快”写作“駃”之类。
3.药名古称。如称醋为酨、又称为苦酒。
4.所用药物皆汉代经方常用药物，这些药物亦见于《伤寒论》中。如：枳实芍药生姜干姜甘草黄芩大黄桂枝桂心五味子大枣细辛旋覆花代赭石龙胆草戎盐苦参栀子升麻豉栝楼薤白半夏厚朴杏仁黄连芍药竹叶人参附子麦门冬葶苈子茯苓泽泻蜀椒韭叶芒硝胡麻油葱叶葱白饴糖白酨浆芥子薯蓣地黄黄耆苦酒酢柴胡石膏粳米知母鸡子黄阿胶醇热酒术礬石皂角刺硝石雄黄赤小豆瓜蒂
5.处方所用药物计量单位与古代经方同。如：两、升、枝、把、斗合、三锭、五≮匕等。
6.保存古方名。如大青龙汤、小青龙汤、大白虎汤、小白虎汤、大玄武汤、小玄武汤、大朱鸟汤、小朱鸟汤、大阴旦汤、小阴旦汤、大阳旦汤、小阳旦汤等，皆古方名也。
7.引用古代医学经典。引用《灵枢》、《素问》、《汤液经法》、《桐君药录》等。曾引《灵枢·邪在篇》，其文见今本《灵枢》之《五邪篇》，可证本书撰者当时所见《灵枢》为另一种古传本。
8.本书引用古病名。如天行热病、筋亟、脉亟、肉亟、气亟、精亟等称，均见于《诸病源候论》、《千金》、《外台》等书，后世不见。
根据以上所考，确认《辅行诀》“绝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
（二）《张正烺、李学勤鉴定》
1975年5月作，此鉴定全文如下：
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察，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
陶弘景的著作今日流传尚多，并无此种。《华阳隐居内传》（宋·贾嵩撰）卷中之末有《华阳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九种一百六十六卷，《先生在山所著书》十三种五十七卷，其中皆无此书。
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现存佛教典籍有《止观辅行传弘诀》一书，唐释湛然著（频伽精舍本大藏经，阳字五、六、七号），是天台宗的著作。天台宗注重医学，这书里也谈到一些有关医疗的事，但将二书对照，看不出有什么关系。《止观辅行传弘诀》可以简化称为《止观辅行诀》，然如简称为《辅行诀》，把表明宗旨的“止观”二字省略，便很不妥当了。所以，看不出这两部书有关系。“辅行”二字连文最早见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辅行是“副使”即辅佐或助再之意（按，原文如此）。之是一个代的词汇（按，原文如此），佛教道教的人都不妨用，不是什么宗教术语。
陶弘景著的《真诰》内为《运象篇》、《甄命授》、《协景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皆以三字标题，当时道教有此风气。又《华阳陶隐居集》卷二有《发真隐诀序》、《药总诀序》等，知当时作书常以“诀”字为书名，盖亦风气如此。
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一个感想是，如果此书是近代人伪作，总会流露一些近代的词汇，蛛丝马迹，容易察觉。但寻绎文义，亦非陶弘景自著之书，如云“隐君曰”、“陶氏云”、“陶云”，则作者自非弘景本人，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君陶弘景撰”一行。其实，这里边有许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
总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三）《采访张大昌先生追述原卷子发现经过及其特征的录音要点》
采访人王淑民陶广正1991年8月
原文如下：
为了进一步考察敦煌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发现经过及其特征情况，我们在1991年夏特地专程赴河北省威县走访了八十高龄（钱超尘按：据张大昌弟子衣之镖说是年其师65岁。）的中医师张大昌先生。张先生为我们详细叙述了此卷子得而复失的情况。以下是据录音整理的记录要点。
张大昌先生的祖父，名张光荣，号偓南，晚清时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曾任军马总稽查。听其祖父说，1915年（钱超尘按：当为1918年）奉命往张掖收购军马，随从是姚振阳军需官。因早就听说敦煌多古籍，故顺便前去探寻，因遇风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洞。有位王道士问他们是何处人，什么事业，张光荣未敢暴露其真实身份，只说是行医的。王道士听罢说：法国人运走了六骆驼垛子卷子，我在装垛时暗中留下一卷，是医方，先生现在行医，我可将其卖给你，索价80块大洋，后经讨价，以75元成交。归途路过西安时，在西安画市将卷子重新裱褙，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袭珍藏。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张大昌先生受到运动的冲击，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没散佚，此卷子也在其中，另外尚有一些竹简。三四年后，张大昌在一村民家诊病时，见此卷子已被剪成了鞋样。经询问，是西家孩子糊风筝所余之物。当时大昌先生尚未平反，朝不保夕，故也未敢索回余物。说到卷子被毁，大昌先生禁不住痛哭失声。
据张先生回忆，此书是写在“绫子”上的，即丝织品。长约一丈二三，高尺许。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张先生并按记忆画了一张“三皇图”。张先生对医学、文学、佛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他对此卷子特别珍爱，年轻时曾将此卷子熟读背诵，并用其医方行医。八十岁高龄（钱超尘按：据张大昌弟子衣之镖说，张大昌的生卒年是1926-1995，1991年65岁，80岁之说不确）的张先生，对此卷子的段落、医方尚能背诵。
三、“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
四、《辅行诀》在《伤寒论》文献史上的重要启示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概括言之，有以下几点。
1.找到《伤寒论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事实依据。
《汤液经法》是张仲景勤求博采的主要古医书。
2.证明我国的方剂学至迟在西汉已经基本成熟。
《汤液经法》32卷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这就证明《汤液经法》至迟也是西汉前期的著作。从《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六组方剂上观察，这些方剂具有卓越疗效，证明西汉时期我国许多方剂已经趋于成熟。
3.今传之《伤寒论》非为全帙。此虽为学者共识，但阙佚者何，难以确凿言之。今得《辅行诀》则可明确言之矣。
举例言之,《辅行诀》阴旦汤分为大小两种，《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卷八》均无其方。《千金要方》卷九第5节有其方名及组方，但不分大小，主治与组方亦与《辅行诀》略异。《辅行诀》阳旦汤分为大小两种，《伤寒论》有其名而无方。《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30条云“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成无己注：“阳旦，桂枝汤别名。”《辅行诀》白虎汤分为大小两种，《伤寒论》不分大小。《辅行诀》有朱鸟汤，《伤寒论》、《金匮要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太平圣惠方》诸书均无。《辅行诀》玄武汤分为大小，宋本《伤寒论》不分大小。宋本《伤寒论》避“玄”字，改玄武汤作真武汤。《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玄武汤亦无大小之分。因可推知，《伤寒论》阙佚之方治不仅此也。
4.《辅行诀》所载张仲景方之脉证并治之行文与《脉经》、宋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千金翼方·卷九卷十》大异，与《千金要方·卷九》、《外台秘要》所载张仲景方行文合，《辅行诀》之行文乃保留仲景原始行文之古貌者。
5.《辅行诀》所载张仲景方，其药量药味有些与宋本不同。
据陶弘景所云，这些不同，乃张仲景根据病情和他自己的医疗经验所增减。陶氏云：“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陶弘景崇敬信仰《汤液经法》之情跃然纸上。陶氏又云：“《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依此观之，《辅行诀》引用之张仲景方十馀首，若求其原始出处，即引自《汤液经法》。《伤寒论》对诸方药量药味之增减，主要出自张仲景本人。此即皇甫谧《甲乙经序》所云“论广”之一端。
6.《五味补泻体用图》应从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角度深入研究加以破解。
《辅行诀》指出，《汤液经法》载360首方，从中选取60首方以备山中修道之需，又从60首药方中选取25味最有效中药作为最必备之药物。并说：“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为使此25味中药起到生克制化作用，又列一“五味补泻体用图”。指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其下列一25味药生克制化之图，今命名为“五味补泻体用图”。《辅行诀》对此图评价甚高：“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图呈五角形，双层，有详细说明。此图理论上的依据《金匮要略》卷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第一段及《素问·宣明五气论》、《素问·藏气法时论》、《灵枢·五味论》、《灵枢·九针论》、《甲乙经·卷六第九》诸篇。食物各有五味，药物亦各有五味，五味之生化补泻，实为确有，非为虚论。此25味药物依其气味之生克制化关系而运用之，疗五脏之虚实，若影随形，立竿见影。
金·成无己虽未见《辅行诀》,但对于五味生克制化、君臣佐使之配伍深会其意,其解仲景方剂之组成,一仍古人之教导。谨以小柴胡汤及小建中汤之解说为例,以观古人研究仲景方剂之方法。引文见成无己《伤寒明理论》。
小柴胡汤。成氏曰:“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柴胡味苦平微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攻之。邪在半表半里,则半成热矣。热气内传,攻之不可,则迎而夺之,必先散热,是以苦寒为主,故以柴胡为君,黄芩为臣,以成撤热发汗之剂。人参味甘温,甘草味甘平,邪气传里,则里气不治,甘以缓之,是以甘物为之助,故用人参甘草为佐,以扶正气而复之也。半夏味辛微温,邪初入里,则里气逆,辛以散之,是以辛物为之助,故用半夏为佐,以顺逆气,而散邪也。里气平正，则邪气不得深入，是以三味佐柴胡以和里。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内经》曰：甘辛发散为阳。表邪未已，迤逦内传，即未作实，宜当两解，其在表者，必以甘辛之物发散，故生姜大枣为使，辅柴胡以和表，七物相和，两解之剂当矣。”
小建中汤。成氏曰：“脾者土也，应中央，处四脏之中，为中州，治中焦，生育荣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荣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汤温建中脏，是以建中名焉。胶饴味甘温，甘草味甘平，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建脾者，必以甘为主，故以胶饴为君，甘草为臣，桂枝辛热，辛，散也，润也。荣卫不足，润而散之，芍药味酸微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逮，收而行之，是以桂枝芍药为佐，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脾胃健而荣卫通，是以姜、枣为使。”
若依成氏之法研究《伤寒论》之方剂组成与五味配伍及君臣佐使之关系，则可谓执其枢要矣，则可得“五行互含之迹，五味变化之用”之核心矣。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在西汉时代这些药物存在吗？如果存在，为何《汉书艺文志》未载《神农本草经》呢？在先秦时代我国有药物知识记载吗？为了深入领会《五味补泻体用图》所列25味药物的历史渊源，下面从广阔的历史背景略谈先秦时代关于药物知识的文献资料。
《周易》：“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国语·楚语》引武丁之言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是商周间已以本草治病。皇甫谧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亦非虚言。
《周书·王会篇》言芣苡宜子。
《诗》载贝母可愈思虑，许穆夫人知之。卫国夫人知萱草解忧。
《春秋左传》载申叔展了解山鞠穷可治疗腹疾。医缓治疗晋景公病时说“药不至焉”。臧武仲言“孟孙之恶我，药石也”。
《论语》记载季康子馈药。
《周礼·天官·疾医》汉末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其治合之剂，则存于神农子仪之术。”谓扁鹊弟子子仪始定《本草》，观上述资料则不然矣。识药效，明处方，必早于子仪。《周礼·疡医》“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郑玄注：“以类相养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缠合异物似筋。咸，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无形似气。甘，土味。土含载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诸滑物通利往来似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物我一体，比类取象，是中国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积淀延伸到中医学，就形成“五味补泻”思维定势。实践证明，这种思维模式在医疗上是有效的。由是言之，以五味疗疾，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理论与方法。
又《神农本草经》于草部首列菖蒲。《吕览·遇合篇》记载“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而服之，缩额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古人认为发虑宪、强心志，莫若菖蒲；求聪明，益智慧，宜勤服。故《千金要方》尚有服菖蒲方。周代将菖蒲视为上药。《神农本草经》将菖蒲列为草部首品，尚保留此书为周初医师编辑之痕迹。现传之《本经·序录》多杂神仙之言，乃汉人所增，部类有所调整，亦汉人所为。西汉《急就篇》“灸刺和药逐去邪”七字下，罗列药物35种，其中见于《神农本草经》者达31种，这确切证明西汉元帝时《神农本草经》已经形成，故成帝时之《楼护传》载楼护能够诵医经、本草、方数书数十万言。
据上述所言，先秦时代人们对药性药效已有所认识并且载于古书。《神农本草经》形成于先秦乃至周初，增补于汉代，《汉书艺文志》所以无其名者，或与《汤液经法》32卷合为一书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