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教授莫言研究系列论文之四：《拓展莫言研究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莫言研究文本细读阅读史地域文化特色
引言
那么，莫言研究，还有没有新的生长点，如何开拓莫言研究的新的学术空间呢？
回答是毫无疑义的，通过下面的实证例举，便可见出，莫言研究仍然可以大有作为。
文本解读之一：拔萝卜与乡村少年成长记
比如说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阐述。我曾经注意到，有论者提出，作品里边的小黑孩儿，那个沉默的精灵，对于菊子姑娘，一位对他施以关爱，给他以人间温情的年轻女性，有一种少年的眷恋，她是小黑孩儿的性意识懵懂中的恋慕对象。但是，我的思考习惯是孤证存疑，如果没有更多确凿的旁证，这一论点未必能够成立。
有一天中午，小弟去生产队的菜地里偷了一个红萝卜，放到水里洗净，藏在草里，等何丽萍来。
何丽萍来了，郭三老汉还没有来。小弟便把红萝卜送给何丽萍吃。
何丽萍接过萝卜，直着眼看了一下小弟。
小弟不知道自己的模样。他头发乱糟糟的，沾着草，衣服破烂。
何丽萍问：“你为什么要给我萝卜吃？”
小弟说：“我看着你好！”
何丽萍叹了一口气，用手摸着萝卜又红又光滑的皮，说：“可你还是个孩子呀……”
何丽萍摸了摸小弟的头，提着红萝卜走了……[1]
《爱情故事》的结局也很奇特，何丽萍为小弟生了一对双胞胎。故事没有接着讲下去，至此戛然而止。从社会生活的常识来讲，女知青在乡村未婚生孩子的故事，当然不会有什么喜剧性的结局，不过，莫言用意不在此处，他更注重的，是探索从黑孩儿到小弟这样的乡村少年的成长记忆。
小黑孩儿恋慕菊子的情感，遭到双重的压抑，自我的稚嫩和小石匠的捷足先登，而老铁匠对小石匠和菊子姑娘的恋情的支持和警示，是否也无形地对小黑孩儿形成情感释放的阻力呢？对于10岁左右的小黑孩儿，这是一个威严、自重的父亲。到了《爱情故事》中的郭三老汉，却公然教唆小弟去染指寂寞的何丽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个风流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青岛的妓院里当过“大茶壶”，在故事进行中还和李发高的老婆偷情，还因为小弟已经15岁，依照当地人的看法，是个半大男人，到了可以寻找异性以释放自己的欲望的年龄，被乡村的成人社会正式接纳了。郭三老汉同样是立法者，对小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进一步扩展开来，莫言写乡村少年的成长史，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对人际关系的体察，他们内心的情感世界，和身体的性欲萌动，他们和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之间的关联，表现在诸多的作品中，如《丰乳肥臀》和《四十一炮》。只讲莫言的童年记忆，而忽略莫言作品中乡村少年的成长，这就让我们认知莫言的小说，有很多的遮蔽，也给有心的研究者，留下了探索和建构的空间。
文本解读之二：乡村世界的“劳动美学”
写乡村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劳动，但是，每个作家对劳动的态度却是各有不同的。这可以和路遥所描写的乡村劳动做个对比。路遥写到的回乡知识青年参加乡村沉重的体力劳动，他对于劳动本身是不抱有什么欣赏态度的，他所写的劳动，对于《人生》中的高加林，对《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只不过是磨砺意志，验证自我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过程。
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2]
高加林从民办教师的位置上被拿下来，他和父辈们一起种田，虽然出身乡村，高加林从小学读到高中，对于体力劳动非常陌生，他用镢头刨地，双手打满血泡，他毫不吝惜自己，仍然劳作不已，血泡磨破了，血顺着镢头柄流下来。孙少平外出打工，经受超强度、超体力的搬运劳动，作家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超体力、超强度的劳动之余，在每天晚上，民工们都在喝酒聊天或者休息的时候，孙少平仍然在顽强地求知学习，他在读田晓霞借给他的艾特玛托夫的著名小说《白轮船》，或者是将陕北小城与世界风云联系起来的《参考消息》，对完全要靠生命意志与之对抗的劳动本身，他并无好感。一心要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劳动，一心要走出黄土地，进入城市生活的高加林和孙少平，他们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是现代化带给城市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对乡村毫无眷恋，对乡村的简单劳动也没有什么深切的精神体验，更不会赞美之，咏叹之。
今天又是这样，他的镢把很快又被血染红了。
犁地的德顺老汉一看他这阵势，赶忙喝住牛，跑过来把镢头从加林手里夺下，扔到一边，两撇白胡子气得直抖。他抓起两把干黄土抹到他糊血的两手上，硬把他拉到一个背阴处，不让他逞凶了。德顺老汉一辈子打光棍，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中略——引者）现在他看见加林这般拼命，两只嫩手被镢把拧了个稀巴烂，心里实在受不了。老汉把加林拉在一个土崖的背影下，硬按着让他坐下。他又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他手上，说：“黄土是止血的……加林！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使匀。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唉，你这个犟脾气！”
加林此刻才感到他的手像刀割一般疼。他把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弯下头在光胳膊上困难地揩了揩汗，说：“德顺爷爷，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这样干吧。再说，我现在思想上麻乱得很，劳动苦一点，皮肉疼一点，我就把这些不痛快事都忘了……手烂叫它烂吧！”[3]
在17年的文艺作品中，对于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场景，有许多精彩的描绘，热情的赞扬，这是因为新时代的到来，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共和国劳动者的创造的豪情，确实是新的时代精神，比如说，李準的《李双双小传》这样的作品，表现妇女走出家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证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再比如说，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性的歌曲，如《我为祖国献石油》，《边疆处处赛江南》，都是歌唱劳动创造世界的。
劳动技能的高明，在任何时代都是受到尊重的，由于劳动技艺的高强，劳动者自身也从中得到享受，得到肯定。《麻风的儿子》就这样介绍老猴子，“老猴子是庄稼地里的全才，镰刀锄头上都是好样的。由于他有出色的劳动技能，虽然有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在头上压着，在队里，还是有一定的地位，毕竟庄稼人，要靠种庄稼吃饭，而不是靠‘革命’吃饭。”[6]如前所述，莫言表现的乡村劳动，割麦子，饲养牛羊，铁匠，木匠，都属于个体性的劳动，技能性很强，劳动的成果也很直观，给劳动者，给这些能工巧匠带来自我肯定，自我享受。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批判异化劳动时，就从正面阐述人类在劳动中，从大自然和对象化中肯定自我，体现出劳动的自觉与自由，进而产生审美享受：“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7]
马克思接着写道：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8]
这种劳动的快乐，劳动的美学，按照美的规律造形，又从这种制品中直观到自身，这是和人在劳动中的自主状态分不开的。莫言写割麦子，写木匠和铁匠干活，由于这些劳动需要的的特定性和技能性，劳动者在其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可以得到发挥，可以通过自己的精湛技巧，以较低的劳动强度，换取较多的劳动成果，也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就像俗话所说，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莫言讲到的割麦子的爷爷，不是迫于生计去出卖劳动力，而是有一种票友的性质，是一种庖丁解牛式的自我欣赏；铁匠和木匠，在乡村生活中，都是薄技在身，生存环境相对优越，劳动过程是靠自己来掌握，劳动的成果，和他们的付出，可以说成正比，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也受到农民们的尊重，享受到劳动的尊严。而这种很有技艺的人，许多时候都是老一辈或者中年人。由此我们如果进一步进行比较，比较莫言和别的乡土文学作家塑造中老年农民形象之异同，从中也可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还有一方面的研究，是考察莫言的阅读史。[9]老作家孙犁，在自己的阅读中，刻意追随鲁迅先生，他按照鲁迅日记中的购书记录，去确定自己的书单，一本一本读过来，以便贴近鲁迅的心灵世界，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崇的治学精神。作家的创作资源，首先是来自于他的生活和体验，也来自于他的阅读和学习。
读莫言的作品，尤其是在80年代的一批作品，会看到他非常喜欢使用单纯而强烈的色彩，《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爆炸》，《金发婴儿》，《红高粱》，《球状闪电》，从小说的篇名，到作品的内容，都是一幅幅色彩浓烈的画面。莫言曾经讲到，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图书馆，他看到了凡高，看到了高更，看到了这些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凡高令人炫目的燃烧起来的色彩，高更热带海岛神秘幽深的原始风情，都给莫言以深刻的启迪，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也讲到家乡高密的扑灰年画和剪纸艺术对他写作的影响。探讨莫言创作与中外美术的关系，也是我们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今天读莫言的《檀香刑》，很少会有人注意到下面的现象。莫言讲他曾经读到过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合法杀人家族》[12]，这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世袭的刽子手家族的故事。夏尔·桑松家族，拥有七代人世代传承二百多年充任刽子手世家的历史，非常有传奇性，他们曾经为了减少受刑人的痛苦，发明了断头台，曾经把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六的皇后斩首示众，也曾经在“红色恐怖”时期给参加法国大革命的著名领袖安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执行死刑。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吸引眼球，具有充分的可读性，可贵的是，莫言从中得到了两条重要的启示而拓展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第一条，是关于示众和看客的关系。示众和看客，是鲁迅先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往往被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蒙昧丑陋。尽管说，当年的罗曼·罗兰说过，阅读《阿Q正传》的时候，他从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但我们总是习惯地以为，这是罗曼·罗兰的谦词，不会循此去做更深刻的理解。《合法杀人家族》讲到，每当要在巴黎的广场上执行死刑的时候，广场周边建筑物的阳台，就被早早预定光了，那些贵夫人、太太小姐们，拥挤在阳台上，观看着广场上的血腥表演，有的人因为刺激太强烈，现场晕了过去，但是下一次执行死刑，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前往观看。所以，看与被看不惟是中国人所有，它具有一种普泛的人性，是人性的特点和弱点。我想，莫言这样的理解，不是贬低鲁迅，而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拓展了鲁迅提出的看与被看的命题，将鲁迅的作品提升到了人类的高度，人性的高度。
第二条，这个刽子手世家夏尔·桑松家族，子承父业，世代传承，无论是使用刀剑，使用断头台，还是执行绞刑，要剥夺他人的生命，并且以此为终生职业，其心灵的承受力，一定要非常坚韧，冷峻，耐久。在这样的家族中，也有一些脆弱者，在死刑现场精神崩溃，心灵遭受巨创，而那些能够将这一职业维持终身的，一定要千方百计进行自我说服，寻找刽子手职业的合理性合法性，将自己认定为帝国意志的执行者，是“替天行道”。基于这样的理解，莫言在《檀香刑》中，充分表现了死刑现场的看客心理，也对赵甲这样的大清帝国最后的刽子手，对其内心世界，予以酣畅淋漓的表现，赋予作品非凡的视野，非凡的气象。
再如，莫言与托尔斯泰的关系。日本著名学者藤井省三率先考察了《怀抱鲜花的女人》与《安娜·卡列尼娜》的内在关系，从而做出精彩论述，也由此彰显了我们对作品阅读的疏忽和盲视。[13]而且，莫言对托尔斯泰，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阐释，他非常崇拜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人流汹涌、动荡喧嚣的宏大场景所进行的从容不迫、纵横捭阖的精彩描写。莫言自称，他在《丰乳肥臀》当中，写到母亲上官鲁氏带着大大小小的一群儿女们，从成千上万人在田野上大撤退的场景中，独自抽出身来，逆着人流而动，返回自己的故乡，这一场景就含有企图证明自己也有驾驭宏大场景的表现能力。凡此种种，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做进一步的研究。
地域性的历史与文化视野
解读莫言，一定要贴地气，要结合地方文化历史、乡土背景、山东地面的关系去解读莫言。在《红高粱》和其他作品里，莫言都写到了山东地面的土匪，于占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匪，而且是他笔下众多的土匪中的一支，他与铁板会的关系，与八路军胶高支队和国军冷支队的关系都错综复杂，《丰乳肥臀》中写到的抗日战争，各种势力就更为纷繁纠结，乱花迷眼。此外，莫言在与他人合作的电影剧本《太阳有耳》中，其主体事件，就是曾经震惊中外的惯匪孙美瑶策划制造的山东临城火车大劫案。莫言在《高粱殡》中写道：
复仇、反复仇、反反复仇，这条无穷循环的残酷规律，把一个个善良懦弱的百姓变成了心黑手毒、艺高胆大的土匪。爷爷用苦练出的“七点梅花枪”击毙“花脖子”及其部下。吓瘫了爱财如命的曾外祖父，便离开烧酒作坊，走进茂密青纱帐，过起了打家劫舍的浪漫生活。高密东北乡的土匪种子绵绵不绝，官府制造土匪，贫困制造土匪，通奸情杀制造土匪，土匪制造土匪。爷爷匹骡双枪，将技压群芳的“花脖子”及其部下全部打死在墨水河里的英雄事迹，风快地传遍千家万户，小土匪们齐来投奔。于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出现了高密东北乡土匪史上的黄金时代，爷爷声名远扬，官府震动。
在胶东半岛的潍县，有从土匪头目到抗日英雄的乔明志，并且成为冯德英《苦菜花》中的“柳八爷”和曲波《桥隆飙》里的同名主人公的原型。乔明志出生于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贫寒的农民家庭，1925年以马弁的身份进入地方武装昌邑马队，后到平度落草为寇，“乔八爷”成了他的匪号。抗战初期，乔明志在中共平度地下党组织的积极争取下加入抗日游击队。担任过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侦察大队长和胶东抗日第五支队特务营营长等职务。
在莱州民间，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乔八爷”的逸闻传说。如：在他刚刚投身革命，为收编土匪武装独身闯匪穴，与土匪夜比枪法，三枪打灭三支香头；在他担任特务营营长押运黄金时，仅凭一句“乔八爷借路”就吓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阻拦等。乔明志转战胶东，前后13次负伤，屡立战功。1940年赴延安受到中央首长的嘉奖；1943年，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为他颁奖，奖给他战马一匹、手枪一支；[14]
此外，关于莫言的海外传播研究还不深透，有待展开。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较多地集中在葛浩文对于莫言的翻译和推广方面。这是因为葛浩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推介，不遗余力，厥功至伟，而我们的英语研究人才相对充裕。但是，在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这样几个大的语种方面的研究就乏善可陈。这几个语种，对莫言的翻译投入很多，是出版莫言作品较多的语种，我们的研究却很不到位。
加强这些语种的研究，其意义有二：
其一，这不仅是关系到莫言海外传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影响到对莫言原创性的评价问题。德国的汉学家顾彬先生，就说是葛浩文改写了莫言，莫言获奖，不是他自己的成功，而是葛浩文翻译的成功。其实，瑞典文学院的专家马悦然等人就断然拒绝了顾彬的指责。下面的文字，就是马悦然与《南都周刊》记者的问答记录：
马悦然：关于这个谣言可以停止了。关于莫言，我们评委除中文外，还可以阅读几乎所有欧洲大语种的译本。比如法语，在他获奖之前，莫言的法译本有18种，获奖之后，立即增加到了20种。这里边肯定有忠实、全面、精当的译本。短篇小说《长安大道的骑驴美人》本来也在我的翻译计划中，但因为已经有精当的法译本了，所以我就没翻。[18]
马悦然所言，他们大量的是通过法文和瑞典文的文本，去阅读和了解莫言的。法文译本在欧美各语种中，是翻译莫言作品最多的，还在莫言获诺奖之前，就接近20种之多。那么，法文本和瑞典语的文本，与葛浩文的英文译本之间，有何差异性，该如何比较？其中，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规律？我想，这样的研究，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不必把它简单理解为就是为了回应顾彬的指责和批评。据我了解，即使是在德语学界，也有对顾彬的批评持强烈的反批评态度的，德语学界就有挺莫言和批莫言的两派。我们也应该对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吧。
其二，这样的研究，不止是说对莫言海外传播研究有价值，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它对中国文学如何借助于翻译的方式，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积极的借鉴，都具有很强的建设性。兹不絮赘。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莫言：《爱情故事》，莫言：《白狗秋千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29页。
[2]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17-18页。
[3]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2-63页。
[4]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5]莫言：《麻风的儿子》，莫言：《与大师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
[6]莫言：《麻风的儿子》，莫言：《与大师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97页。
[9]程旸有一篇论文《莫言的文学阅读》，刊载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8期上，论述中心与本节文字各有不同。
[10]参见莫言：《我读<南朝鲜小说集>——2008年10月在首届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上的讲演》，莫言：《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11]莫言、孙郁：《说不尽的鲁迅——莫言孙郁对话录》，莫言：《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12]《合法杀人家族》，原作者是贝纳尔·勒歇尔博尼埃，法国文学博士，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编译者郭二民，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同一本书，还有名为《刽子手世家》的全译本，译者张丹彤、张放，新星出版社2010年。
[13]参见藤井省三：《莫言与鲁迅之间的归乡故事系谱-品读-江宁区图书馆》
[14]本报记者申红本报通讯员朱晓兵韩慧君：《抗日英雄“桥隆飙”解密》，《大众日报》数字报
[15]吴越：《沂蒙巨匪刘黑七》，《齐鲁周刊》2012年第50期。
[16]同上。
[17]条约原文是，“所开照各铁路两旁，30华里内，准许德商开挖矿产及所需工程各项，亦可由德商、华商合股开采，其矿务章程，另行妥议。”《山东重要历史事件·晚清时期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
[18]本刊记者：《马悦然：莫言得奖实至名归，顾彬是个二三流的汉学家》，《南都周刊》2014年第4期
*本文根据作者在潍坊学院召开的“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补充修订而成文，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莫言的文学世界研究”（13YJA751066）、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13WYA002）、2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