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对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天皇也下诏对中国宣战，影响此后中日两国命运至深的甲午战争全面爆发。颇值得玩味的是，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的宣战书中有一点细节用语十分相似。
清政府的上谕里指责日本“逾盟肇衅”，说是日本有了一系列“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挑衅举动，中国忍无可忍才付诸武力，对日开战。日本天皇的诏书中则称是中国首先破坏了东亚和平，所以日本挥拳出手，要求臣民竭尽全力对中国作战，不过十分显眼地也加了一个前提，即要求上述的举动“不违反国际公法”。
国际公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则，现代意义的国际公法萌芽于近代欧洲，对此，远在东亚的中日两国原本蒙昧无知。直到西方列强横海东来，先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后，两个东亚古国在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同时，才痛苦地明白了此时的天下已更换了规矩。此后，两国开始了程度和目的都存在着明显区别的近代化运动，在处世行事方面都无法随心所欲，而要时刻惦记着国际观瞻和国际公法，惦记着列强的感受。
丰岛海战：被日本贿赂来的“合法性”
1894年8月1日双方互相宣战时，之所以都郑重提出国际法，正因为一桩不久前发生的国际法事件还处在争辩之中。
就在8月1日之前，甲午战争的战火其实已经由日本真正开启。1894年7月25日，先期得到情报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等三艘优势军舰不宣而战，偷袭中国运兵舰船，挑起了丰岛海战。这场战斗中尤为令人震惊的是，日本军舰“浪速”竟悍然击沉了满载近千名中国陆军官兵的英国运兵船“高升”。此后中日两国围绕着“高升”号事件的责任而产生激烈争辩乃至全面战争，“高升”号事件也成为西方人注意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导引。
日本首先挑起战火后，一方面出于对日本偷袭举动的不齿，一方面凭着对中国的既有印象，西方媒体上出现的战火中的中国军队，往往都是较为正面的形象，在新闻画报上出现的中国军人，多是相貌堂堂、纪律严明。对这场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胜负结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时刻并不看好小小的日本。
怀着中日间可能会陷入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的预期，在中日互相宣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都选择了带有坐山观虎斗性质的中立态度，一起坐观两个东亚国家的战争。
“重庆号”事件后：西方眼里的中国传统印象渐远
就在因“高升”号而起的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心变得越来越不占上风之时，8月间，在天津突然发生了中国士兵闯上英国商船“重庆”号拘捕在船的日本人事件，西方舆论开始批评这种对中立国船只的冒犯行为。继而，9月间清军陆军主力在朝鲜又一溃千里，败出朝鲜半岛，且似乎根本没有再组织有效作战的能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开始变得每况愈下，原本一个近代化中的古国，渐渐变为一个“不思进取、政府效能低弱”的颟顸国家。日本则适时地鼓吹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之战”，积极颠覆此前西方人头脑里中国是东亚代表的印象。
旅顺大屠杀：被日方颠倒的黑白
旅顺大屠杀事件被西方媒体报道后，日本政府立即进行各种补救措施，最后日本形成了一套解释此事的格式说明，即因为在进攻旅顺的战斗中士兵们发现有战友的尸体遭中国军队的屠戮，因而心生愤恨，所以攻占旅顺后才会发生报复性的枪杀，同时强调在旅顺被杀的主要是脱掉军服、混装为老百姓的中国军人。几十年后日军解释南京大屠杀时，也仍是类似的模式和套路。
日本针对旅顺大屠杀的“救火”行动，一直持续到1895年来临，此时日军又踏上山东半岛，作为中国三十年洋务自强运动结晶和象征的北洋海军在威海刘公岛畔全军覆没，清政府的战局愈发不可收拾，最后被迫谈判、签署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彻底的战败结束了甲午战争。
战后：西方舆论一边倒
1897年2月12日，美国纽约研究生医院的病房中传出一声枪响。曾在北洋海军任职、参加过甲午大东沟海战的美国人马吉芬在这一天自杀。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马吉芬1885年来华求职，从此在北洋舰队中任职，担任过学堂教习、军舰大副等官职，当他于1894年末因为大东沟海战中的战伤归国后，被四周的舆论所困扰。对甲午战争，美国社会舆论和当时的西方舆论一样，是分辨不太清楚战争爆发原委的，只看到了最后的结果。马吉芬愤愤不平地在美国报刊上撰文，并各处演讲，将他所亲见亲历的北洋海军的真实战斗情况介绍给大众。这位喋喋不休宣传中国海军也曾英勇战斗，也不缺乏牺牲的勇气和壮烈事迹的美国人，竟被舆论当作了疯子、狂人，认为是他头部的战伤使得他精神错乱。最后，马吉芬自杀，留下了“主啊，请你不要小看我”的临终忏悔词，穿着一身北洋海军军服，盛殓在铺盖着黄龙旗的棺柩中下葬。
甲午战争后，美、英都对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投去青眼，而打了败仗的中国则面临列强割地狂潮的到来。对中日间的甲午战争，大量西方人的观感从一开始即被新闻所牵引，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兴趣深入研究战争的原因，而只是对平静如水的世界上突然传来了充满铁血杀戮的新闻感到兴奋，为中日韩这个远东火药桶的引爆而议论，所有的是非曲直，被侵略发起者的媒体、外交攻势所模糊，最终落得个胜者王侯败者寇的结果。
愤愤不平而报以一死的马吉芬可能并不知道，多年前他到中国求职时，那位上下打量他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几十年前就对国际大势有过如此一段感慨：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摘编自《甲午一百二十年祭》，马幼垣、杨国强、姜鸣、艾尔曼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陈悦海军史研究会会长、海军史专家。著有《北洋海军舰船志》《近代国造舰船志》等。）
图片说明：
我看到一枚鱼雷从日本战舰发射出来，紧接着日舰的六门炮同时开火，在鱼雷命中目标时，这几门炮已经发射了两轮。鱼雷击中了我舰正中，很可能是装煤的燃料舱……我想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刻从船上跳下海的。我一边游泳一边看着我们的船开始下沉……这个时候日舰一直在不停地开炮……我看到一个装满士兵的小船从日舰上被放下水，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救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可悲惨的是我完全搞错了，他们把子弹射向正在被淹没的船上的人们。
——冯·汉纳根上尉的宣誓证词，1894年9月22日《图片报》
（德国人冯·汉纳根时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日舰击沉“高升”号时，他正在“高升”运兵船上）
（图文摘自《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万国报馆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