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已在国人面前尽显其“舆论骄子”的风姿。他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民时代”，时当而立之年。很多知识青年都把他奉为导师而敬仰和崇拜，胡适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
觉到他的“魔力”
“这一点野心”
在失望之中，胡适暗暗许下心愿：“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于是，他开始作着充分的准备，“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他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撰述的兴趣，便是此时确立的，用胡适的话说：“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1917年8月，胡适应蔡元培的聘请，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和“英国文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是他的强项，因为，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博士论文，便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现在的讲学便是这篇论文的翻版和补充。
胡适还在讲学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2月，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经蔡元培作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竟在两个月内再版，胡适因此而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初见梁任公
梁启超结束欧洲游访回国后，很快便与胡适相见，可见其心目中，胡适占有着多么重要的位置。自此，他们有了直接学术交流的机会。他读完胡适的《墨辩新诂》手稿，便去信鼓励，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同时，还将自己的《墨经校释》一书，交与胡适校阅，并请其作序。读过胡适的序文后，梁启超既对其治学方法予以辩正，又认真诚恳地采纳他的一些意见，这点令胡适尤为敬佩，称赞道：“这是先生很诚恳的学者态度。”
在此之前，他还读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概论》稿，写出心得和意见交与梁启超。梁启超在正式发表时，其中修改和补充的内容，都是胡适的心得和意见。胡适认为这本书尽管“亦有短处”，但是，在总体上还是一本“聪明的著述”。
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
他们之间的来往逐渐多了起来，可是，1922年3月5日，梁启超在北大哲学社的一次讲演，却使胡适始终不能释怀。这天，北大三院大礼堂内座无虚席，济济一堂。梁启超要来北大讲演，主题是：《评胡适的〈哲学大纲〉》，如此指名道姓、大庭广众的评点是非，且是在胡适任教的北大进行，看来也只有心直口快、全无世故的梁启超做得出来。胡适当然心中不快，说：“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
梁启超的讲演分两天，每天2小时左右。胡适本不愿参加，却经不住好友张竞生的劝说，于第二天前去旁听。这是场饶有兴味的讲演会，梁启超的批评言简意赅、顺理成章，那带有浓郁粤腔的京语抑扬顿挫、余音绕梁，令听者无不聚精会神、沁入心脾，觉得梁启超说得很有道理。
第二天，胡适当场答辩，短短的45分钟内，他恰如其分地评说梁启超的批评，指出：“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所以，梁的观点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对梁启超的一些观点，予以不矜不伐、不蔓不枝的批评。于是，听者又完完全全地为胡适的言说所打动。这场演说会，当时在北大传为美谈，听者无不“如醉如狂”。胡适后来在日记上记有此事时，也说：“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
“我赶来迟了八小时”
1926年以来，梁启超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期间，他很想与胡适晤谈，而胡适也更加喜爱他那“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的个性。可是，为商谈庚子赔款的事情，胡适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一直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游历。他是个大忙人，回国后又为重整新月社和中国公学的事而奔波。当他诸事料理完毕，要去看望梁启超时，方知梁启超已是卧床不起、气息奄奄了。
1929年1月19日晚9时许，胡适刚刚回到北京，便向好友任叔永询问梁启超的病情，任叔永沉痛地说：“你也许见得着他。”其实，梁启超已于当日下午2时15分去世。第二天，他们看报才知梁启超已成故人了，于是，胡适和任叔永、陈寅恪、周寄梅等立即往广慧寺为梁启超送行。胡适在向梁启超的遗体告别时，心情尤为悲怆，他深为未能与梁启超的最后晤谈而负疚，回首往事，不觉潸然泪下，竟自言自语道：“我赶来迟了八小时！”在梁启超的安葬仪式上，胡适所作的挽联为：“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多少天来，胡适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梁启超为什么“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呢？他认为，这是因为梁启超“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他评价说，纵观梁启超的一生，“《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可是到了晚年，梁启超竟走上卫道的歧途，甚至鼓吹“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他为其误入人生的退境而扼腕叹息，胡适说，梁启超如无此退境，其一生便更为完美，那么，他所撰写的挽联则应为：“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