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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0河北
摘要：在神话思维主导时代，话语象征人类的自我思考、言谈表达与宇宙持续性创造的关系及其表现。所有经由话语符号表达的事物皆可为神话。考古物象、图像、甲骨文、金文与文献等多种文本对读，可知《周礼》“六鼓”体系及其礼仪实践，皆是深植于鼓神话信仰的话语符号表征。鼓的材质、形制、纹饰、韵律、冒皮、楹柱及其附饰等艺术化物性策略形成一套鼓语：鼓是天雷之音、神灵寓体，是世界树的置换变形，是交通神灵渲染营造神人同在、君民同庆氛围的特殊“语言”，也是标举圣王天命君威圣德、明序别等、号令警戒的符号表征。从而形成了鼓为“乐君”以节声乐、和军旅、正田役、降神—降福、辟邪趋吉、美善风俗等礼乐话语。鼓神话信仰是鼓语和礼制话语建构的信仰之根。
关键词：《周礼》；六鼓；鼓语；鼓神话信仰；礼制话语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的著名反诘：“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虽意在批评时弊——遗忘礼敬乐和之本而耽溺于玉帛钟鼓之器，但也提示了中国礼乐文明最核心的四种礼器：玉、帛、钟、鼓。玉帛是礼器“二精”，钟鼓是乐器之魂，二者承载了“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的礼乐文明之“道”。西安鼓楼犹见“声闻于天”匾额，而《荀子·乐论》标举音声高亢而闻远的鼓声为众乐之“君”：
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鼗、柷、拊、鞷、椌、楬似万物。······以要钟鼓俯会之节，而靡有悖逆者，众积意乎！
晋宁石寨山祭铜鼓贮贝器。云南省博物馆，唐启翠拍摄，2023年10月
晋宁石寨山诅盟贮贝器祭仪景观中的铜鼓。中国国家博物馆，唐启翠拍摄，2018年10月
一、众音之长：《周礼》鼓语与礼语
《周礼》职官职能体系中，专设有“鼓人”“龠章”“大胥”“韗人”等专司鼓事，“小司徒”“视瞭”“旅师”“钟师”“磬师”等在大型祀戎仪式中亦掌鼓事。即使礼制规定不能用乐的丧礼、凶礼，鼓也未曾退场。最集中的记录是《周礼·地官·司徒》：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军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晋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军旅，夜鼓鼜，军动则鼓其众。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则诏王鼓。大丧，则诏大仆鼓。
（大司马）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兽以祭社。
从王、诸侯到军将、师帅、司马等，身份不同，所执不同，鼓、金在此已然超出“鼓节乐和”乐器之用，具有了“别序辨等”的礼器之用；鼓、金与旗共用，形成军队练兵、战阵号令指挥的特殊信号语：
（中冬教大阅）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铎，群吏弊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徒趋，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驰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阙，车三发，徒三刺，乃鼓退，鸣铙，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人类学、民族学报告的诸多民族，凡联络、集众、节庆、结盟、报警、战斗、丧祭等活动莫不以鼓声传达消息，表明《周礼》中的鼓乐体系由来有自。如云南佤族称其木鼓为“会说话的乐器”：“咚—咚—咚—咚”，慢速四声，悠扬喜乐，是凯旋而归的信号；“咚咚咚咚”，快速四声，伴随“哦！哦！”吼声，则是遭受袭击的报警声，若无“哦！哦！”吼声，则是火灾报警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快速五声或六声，是造盗报警声；“咚咚咚〇，咚咚咚〇”，三拍一停，则是召集全寨祭祀的鼓声。纳西族东巴什罗在居那若罗山顶上把鼓朝上方擂三下，天神闻而欣喜；朝中间敲三下，人类闻而欢欣鼓舞；朝下方擂三下，众鬼听闻震惧而落泪。
那么，《周礼》所载“金鼓之声”与其他传世文献中“鼍鼓”“建鼓”“登闻鼓”“鹭鼓”有何关系？仅凭传世书写文献，实难解答，这就需要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出土实物等多重文本证据的互证互释。
佤族木鼓。云南民族博物馆，唐启翠拍摄，2023年10月15日
二、鼓踪溯源：文、物、象
河南汲县山彪镇M1出土战国铜鉴水陆攻战军乐图和钟磬乐舞图：壶身图案第二层为钟磬鼓舞宴乐图（钟磬笙箫与建鼓），第三层为水陆攻战犒赏图，演绎了干戈戚扬、弓箭斯张、旗鼓舟车与告捷犒赏景观，战船下层船尾置有华饰羽葆建鼓。两种情境中的建鼓一样，圆形鼓跗斜上伸出一圆形乐器（钲或鼙、应小鼓），有人双手执桴鼓舞。
山彪镇M1战国铜鉴水陆攻战军乐图
成都百花潭中学战国墓M10出土铜壶壶身图像四层，第二层、第三层分别为钟磬鼓兵宴乐图和水陆攻战图，两层图像中的建鼓及其附件圆形器一样，差异在于军乐图中的建鼓有羽葆／旌悬戟，宴饮图中的建鼓无羽葆／旌悬戈，与山彪镇铜鑑纹饰相同，表明两地出土铜壶纹饰风格的某种一致性。山西潞河战国墓M7铜匜纹饰上则是清晰的建鼓与钲组合。
百花潭M10铜壶钟磬鼓舞宴乐图局部
潞河战国墓M7铜匜纹饰建鼓与钲
战汉墓葬出土乐器组合和军乐宴乐主题图像，证明了“钟磬鼓舞”和“击鼓鸣金”的历史性存在与文化传承。而宴乐图中的钟磬鼓箫和攻战图中的鼓钲组合应是《周礼》庞大祀戎乐队的缩影。值得注意的是，在战汉军乐宴乐主题图像中出现的鼓皆为“建鼓”之形，区别仅在有无旌游或羽葆，有者可能是《周礼》“晋鼓”，可能对应天上的军鼓——河鼓星：
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牵牛北，天鼓也，主军鼓，主鈇钺。······旗即天鼓之旗，所以为旌表也。······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
战汉图像中出现的建鼓，在《礼记·明堂位》中被追溯到商代楹鼓：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县鼓。郑注：“足，谓四足也。楹，谓之柱，贯中上出也。县，县之簨虡也。《殷颂》曰'植我鼗鼓’，《周颂》曰'应朄县鼓’。”
夏商周三代的足鼓、楹鼓和悬鼓，在《隋书·音乐下》中被统属于“建鼓”：
革之属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盖殷作所也。又栖翔鹭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鹄也。取其声扬而远闻。或曰：鹭，鼓精也。
然而建鼓、鹭鼓等与《周礼》“六鼓”的对应关系，依旧扑朔迷离。或许正因此故，后世《三才图绘》《明集礼》《皇清礼器图式》等中绘制的诸鼓形态皆以“建鼓”为核心添加附饰构成。然东周曾侯乙墓出土4件鼓：铜质龙鼓座建鼓1、鹿角立鹤悬鼓1、有柄鼓1、扁鼓1，其中建鼓可与鸳鸯盒“击鼓舞图”互文。湖北枣阳九连墩M1战国墓出土漆木建鼓和单柄手鼓，其中建鼓鼓面的铜扣饰浮雕云雷纹、卷龙纹等，鼓座则雕满相互缠绕的蛇。九连墩M2出土虎座凤鸟悬鼓和卷云纹扁鼓，其中悬鼓双面纹饰，分层饰以卷云纹、龙、凤、蛇、鸟、鹿、豪猪、人面兽、鸟首人身兽等丰富多样的纹饰。东周墓葬出土多种鼓形，折射出《周礼》鼓乐的历史语境与神话—仪式现实。
九连墩M1出土漆木建鼓
九连墩M2出土悬鼓线描图
《明堂位》将三代鼓史上溯到伊耆氏时代祭祀田祖的土鼓，与《周礼·龠章》中春昼奏土鼓逆暑、中秋夜奏土鼓迎寒、冬至土鼓祈年等仪式相呼应，形成了神鼓形制及功能因革变迁史，而祭神祀祖的功能延续少变。如《诗·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诗·大雅·灵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诗·周颂·有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等，皆是对琴瑟击鼓迎接神灵祖先以祭之的各种仪式情境的书写。传咸丰同治年间出土于山西荣河后土祠的《郘縓钟》（春秋晚期）铭文：
“八肆”“四堵”“磬鼓”“享孝”等可谓《周礼》“乐悬”之制和六鼓祀神祭祖仪式意义的证明。而楚简《容成氏》所载大禹“建鼓于庭”以听政，则补充了《周礼》“路鼓”的神话意蕴和圣王德治的话语建构：
禹乃建鼓于庭，以为民之有谒（讼）告者鼓焉。撞鼓，禹必速出，冬不敢以寒辞，夏不敢以暑辞。
《容成氏》中“建鼓于庭”紧随禹建五方旗之后，立五方旗是用视觉建立中央与四方的统属关系，“建鼓于庭”则是以听觉建立上下沟通制度，是天人交通的君民置换，具有代行天命的象征意义。这与《周礼》中置于宗庙祭享祖灵的路鼓和置于衙门外下情上达的肺石、路鼓形成了互文，说明鼓因地制宜的多元功能：“施于朝，则登闻之鼓、敢谏之鼓是也。施于府寺曰朝鼓，在村墅曰枹鼓。”
湖北崇阳仿革质云雷纹铜鼓
泉屋博古馆藏玄鸟夔神鼓
这是根据目前出土新石器时代土鼓、木鼓和数量不多的商鼓得出的初步结论。这是因为除了可保留而发现不多的陶鼓、铜鼓，还有不易保存难窥完整形态的木鼓／鼍鼓。陶寺文化遗址早期（2400BC-2300BC）5座王者大墓中出土鼍鼓8件仅残存鼓腔和散落周边的鳄鱼骨板、漆绘痕迹，其中保存相对完好的M3016、M3015、M3002各随葬鼍鼓2件、石磬1件、土鼓1件，应为当时标配礼乐器组合。安阳侯家庄王陵区M1217大墓中，鼍鼓和石磬各1件并排置于西墓道平台，附近有鼓、磬架遗迹。鼓面饰有嵌贝兽面纹。山西灵石旌介商代方国首领墓M1出土1件尚存圆形鼓腔的残鼍鼓。山东前掌大王侯级商墓BM4、M210各出鼍鼓2、特磬1，M203出鼍鼓1、特磬1，鼍鼓多嵌贝绘兽面纹，与侯家庄M1217所出鼍鼓形制相似。可见，从龙山时代到夏商周，鼍鼓、石磬和土鼓组合是王室、诸侯、方国首领专用的标配礼制重器，已然是别序辨等、表征权力、地位的礼制话语符号了。
侯家庄M1217出土兽面纹鼍鼓复原图
而《诗》《礼》等文献中频频出现的土鼓，经由考古出土实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如德辅博物馆藏小河西文化陶鼓（距今约8500—10000年），山东北辛文化陶鼓（距今约7400年）递延盛行于大汶口文化，冀南豫北后冈一期文化陶鼓（距今约7100—5400年），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陶鼓（距今约6000年）递延而下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陶鼓。早期陶鼓的器形丰富多样，充满地方性特征，如辽河海河流域多筒形、罐形，黄河流域多釜形、深腹罐形、缸形和葫芦形，淮河流域多大口尖底瓶形、器座形、釜形、缸形、尊形、豆形，长江流域多器座形、长筒形，地方性中又具有共性，即皆与生活用具如缸、罐、尊、豆、盆、釜等高度形似，说明早期鼓的烧制可能受到陶容器的启发。
小河西文化陶鼓。德辅博物馆，唐启翠拍摄，2023年7月29日
仰韶文化陶鼓及其复原。陕西考古博物馆，唐启翠拍摄，2023年12月15日
除了陶鼓之外，可能还有腐朽消失的竹木质地的鼓，如河姆渡文化遗址曾经发现25件大小长短不一但制作精良的中空木筒，经浙江音乐学院学者仿制测音，可完美击奏出五声音阶，应为7000年前河姆渡人祀神仪式中的打击乐器。一些南方民族，如瑶族、佤族、黎族等用一根中空原木形态的鼓来降神，其更早的原型可能源于象征太阳神树的木棍，如彬州茶坪瑶族“还盘王愿”的祭祀仪式中，有用长鼓祭盘王的原始舞蹈，瑶师手中摇动的就是木棍，且宣称“还盘王愿，祖祖辈辈用的都是木棍”，“棍子代表树”。这就在木鼓—木棍—神树之间建立了象征性认同和替代。这可能也是“建鼓”与昆仑神树“建木”之间的隐秘关联与神话建构的由来。
三、天鼓：鼓通神的信仰之根及其物化策略
鼓何以会成为世界性运用最广泛最悠久的通神礼器呢？其信仰之根何在？结合传世文献、考古物象和民俗神话仪式，笔者以为可从四个层面透析鼓声通神的信仰之根及其物化策略。
其一，鼓声雷鸣—模拟天雷。上文从雷、灵文字构形推测了雷鼓祀神、灵鼓祭地背后的雷声雷神—天鼓神话信仰。其实，还有很多文献能印证此推测。如《周礼·考工记》中负责制鼓的“韗人”在为鼓蒙皮这一步工序时，必须于惊蛰日进行：
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注曰：启蛰，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而动，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疏云：（孟春鼓声）未出地时，故蛰虫闻之而动。至二月，即雷乃发声出地，蛰虫启户而出。
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言雷复归。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避盛阴之害；出地则养长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
显然，为鼓蒙皮不再只是技术活儿，与天地同节的仪式性操作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技术性操作。在此，鼓犹如宇宙，鼓皮即大地，雷于秋季收声进入大地深处，冬至随阳气而动，孟春发声于地下，仲春发声出地，春分则破地而出，万物亦随之开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模式。故《白虎通》曰“鼓声”法八卦之“震音”：
鼓，震音，烦气也。万物愤懑震而出。雷以动之，温以煖之，风以散之，雨以濡之。奋至德之声，感和平之气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神明报应，天地佑之，其本乃在万物之始耶？故谓之鼓也。鞀（鼗）者，震之气也。上应昴星，以通王道，故谓之鞀也。
所谓春雷响，万物长。春雷震，雨水顺，此为自然秩序；惊雷起，君惧省，天震怒，惩镇恶，此为社会秩序。故曰：鼓鼗，为震音震气，上应天象，下通王道。先民甚至还为天鼓创造了一个鼓手——雷公：“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之），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意也。”王充《雷虚》篇虽为讥评时人愚信，却留下了汉代人对雷公的想象。汉代画像石中有连鼓成雷和建鼓同现于象征性天空，如徐州铜山洪楼祠堂顶盖石残存两幅《雷公出行图》，一为龙车载虎（熊）人执桴奏建鼓，力士扛引五鼓奔于云端；一为虎车载虎（熊）人执桴击奏建鼓，龟鱼游弋，缺失部分可能也有力士连鼓。
其二，鼓皮—模拟雷神。若说天雷—天鼓—雷鼓等象征性认同与神话编码的引线是“声音”，那么黄帝以雷兽之皮制鼓的神话编码引线则是“鼓皮之精”与“雷神之声”的巧妙融合：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郭璞注曰：“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鼓其腹者。橛犹击也。”袁珂注引《黄帝内传》曰：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
基诺族太阳鼓。云南民族博物馆，唐启翠拍摄，2023年10月15日
泉屋博古馆藏夔神鼓双鸮钮
其四，鸟以建鼓—模拟鼓精。如前文，商代铜鼓上有鸟钮或兽钮，特别是夔神鼓上的双鸮鸟，和商代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玉鸮、鸮尊、鸮卣、鸮觯等形成互文，不仅为千古悬疑的“玄鸟生商”提供了线索，亦为鼓以寓神通天提供了殷商表征模式。而战汉建鼓上的翔鹭或飞鹤为“鼓精”之说，地方志如《郡国志》《会稽记》《湘洲记》等皆有载记：先有勾践立雷门悬雷鼓以威镇吴国蛇门之鼓，因有神鹤飞入雷门大鼓，而声闻洛阳。后来晋孙恩军入斫破雷鼓，白鹤飞出翱翔入云，而后鼓无复远声。这里越王雷门压胜吴王蛇门，有鸟—蛇／龙对立较量的古老神话原型，而鹤／鹭／鹄为鼓精的传说，与殷商玄鸟夔神鼓、秦汉建鼓翔鹭物象亦可互释。其深层信仰则在飞鸟运载传递鼓声与神灵交通，鼓既是巫觋向神灵世界上呈人间祭祷的工具，同时也是巫觋升天入地请神降神时的坐骑。无独有偶，西晋时被盗墓者从战国墓中盗出的《穆天子传》也记录了桐树、蛇、鸟和鼓之间的奇妙关系，卷五载周穆王东巡时“遗其灵鼓，乃化为黄蛇”，在蛇遁入之地植桐，以桐制鼓会发出神奇鸣声，而有利于征伐：
天子遗其灵鼓，乃化为黄蛇。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鸣，乃树之桐。以为鼓则神且鸣，则利于戎。
卷六记载了周穆王“鼓钟以葬”盛姬：“鸟以建鼓，兽以建钟，龙以建旗”，蕴含着浓厚的神话观念：鸟和兽作为神灵或神灵使者的象征，不仅能幻化变形，而且刻绘或附饰于鼓钟旗帜上，强化或赋予钟鼓旗帜以通灵通神功能。
沂南北寨汉墓“鹭翔于鼓”画像
在世界各民族神话中，鸟因其能自由飞翔的特性而被赋予交通天地神灵的魔力，象征能脱离肉体的灵魂和智慧之光。鸟类往往按等级顺序栖息在世界树的树枝上，居于顶层的是神鹰，与鸟相对的是居于世界树根部的蛇（龙、龟等）。巫觋或萨满的精魂可以变换或者借助鸟、蛇等上达世界树巅，下沉世界树根，与神鬼交流：
在通灵梦幻中，萨满用宇宙树的枝条造鼓。每当萨满击鼓时，他就与世界之轴取得联系，这就使得他能进人神圣的世界。鼓装饰着象征图案，其本身是一个小宇宙：它是萨满的马，驮着他去进行神秘的旅行。鼓给萨满施魔法配上节奏；鼓确实是一种（使人）产生狂喜和使着魔的工具。
萨满鼓使人进入迷狂通灵状态，犹如一条可以穿越圣俗、生死两界的小船，是天地之间联通的媒介。曾侯乙墓、九连墩、天星观等战国墓出土龙座建鼓、蛇纹鼓座建鼓、虎座凤鸟悬鼓以及汉画像中以神兽神鸟、云气等装饰的建鼓等，可谓世界树的置换变形。鼓声、鼓皮、鼓柱及其附饰的具体物化策略可能有时空差异，然而其内在象征却高度一致：即通过艺术化物性策略，建构了一个自足又开放的，能通过旗鼓歌舞营造交通神灵、驱邪镇魔、和合军旅与凝聚人心的仪式空间和心理空间。
赫哲族鱼皮动物纹饰萨满鼓。海拉尔鄂温克博物馆，唐启翠拍摄
结语
【文献引用格式】唐启翠.声通于天：《周礼》鼓神话与礼制话语建构[J].民族艺术,2024,(01):85-97.
作者简介
唐启翠，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市社科创新基地——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团队成员，致力于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礼制与神话、玉文化研究。出版专著《礼制文明与神话编码——<礼记>的文化阐释》（2010）《禹赐玄圭》（2020）等。